“中国贸易”的研究者津津乐道的事情之一就是能够利用数量庞大的文献资料。1690～1845年，成百上千的外国船舶航行到中国，大多数船长和商人都留下了档案、游记、航海日志等。这些资料不仅记录下他们的航程，还记载了他们如何与中国人交往。其中许多留存至今，可以在欧美的档案馆里找到。
参与对华贸易的外国公司也制作了书信、报告、订货单、账本、销售目录以及大批的其他文件，这些文件提供了当时贸易的诸多细节。研究者更感庆幸的是，很多与管治澳门和广州贸易有关的中国官方文书也已出版。这些丰富的原始文献吸引了众多学者从事中国贸易研究，反过来又催生了大量的研究论著。
过去的150年间，多语种撰写的广州贸易专著和论文纷纷问世。这些论著关注的领域尽管各有不同，但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聚焦某一公司或某一族群，比如英国人、美国人或中国人的研究；第二，聚焦某一商品或者手工艺品，比如茶叶、瓷器、漆器或外销画的研究；第三，聚焦商人对社会、文学、文化等方面贡献的研究；第四，聚焦不同地理区域，比如澳门或广州的研究。当然，有些研究涵盖了上述四类。
不少学者聚焦在某一族群或工艺品/商品的主要原因就是可用的文献资料太多，他们不得不收窄研究方向。比如，只是全面查阅英国、荷兰或丹麦东印度公司中某一家的档案，就得花上数十载的光阴。美国对华贸易的资料同样浩如烟海，而且还更麻烦的是分散在美国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里。法国、比利时和瑞典的档案尽管没有英、荷、美诸国丰富，却也相当重要，亦散落在不同的城市。
数量庞大的原始文献意味着，我们研究中国贸易应该深深感谢前辈学者的工作。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时间里，世界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都已经对其保存的材料进行了很好的归档和整理。一群独立学者、博物馆员、档案馆员、图书馆馆员和业余爱好者共同完成了这项工作量巨大的事业，他们也许并不知道正是因为他们的筚路蓝缕，才会有人考虑研究中国贸易。如果这一领域没有长时间的文献整理，本书也不可能完成。
现在，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完成本书必须提到的学者和著作。目前研究欧洲各大东印度公司和美国对华贸易的著作颇多，此外还有很多著作和论文讨论了中国行商、亚美尼亚商人、穆斯林商人和巴斯商人。
所有这些著述关注的都是某个群体，只有在他们与其他群体互动时才会提到其他人。
比如在众多研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历史著作中，涉及跟英国东印度公司做生意的中国贸易对手、替其工作或为别的外国人服务的中国人，或者为其他外国人服务的中国人的内容，只有在他们以某种方式与英国人互动时才会被提到。不管这些独立的学者关注的是英国人、荷兰人、巴斯人、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他们只讨论与其研究主题直接相关的人物，贸易中的其他人物则不在讨论之列。
这意味着我们无法把上述的任何一本著述定义为“广州史”。就像不能因为英国人在某个特殊价位上或者通过某种方式订立茶叶合同，就想当然地认为其他商人也会做同样的事情。比如，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使用0.72两白银每西元（西班牙银元）的兑换率，荷兰人和瑞典人所用的则是0.74两白银每西元的兑换率。不同的兑换率显然影响他们支付的价钱。只要我们对那些交易进行比较时就必须考虑这一情况。
18世纪60年代，荷兰商人接受的价格也受到他们与行商达成由其供应西瓜扁（驳接）的特别协议的影响。行商提供各自的官印船，而瑞典商人和丹麦商人的茶叶合同则受益于他们曾经提供优惠贷款等因素的影响。所有贸易公司的高级职员都卷入了鸦片走私及其他违禁品买卖。这些情况都会影响最后支付的价格、所登合同的性质以及所征税费的总额。我们要了解历史的多重面相，深入探究广州体制的内部管理架构，必须同时展开全面的考察。
考狄（Henri Cordier）是最早研究行商的学者之一。他试图把行商行号和他们的中文名字（汉字）对应起来，为我们在中文和外文资料中找到这些名字提供了便利。梁嘉彬1932年深化了行商的研究，其著作是研究行商及其贸易的经典之作。怀特（Ann Bolbach White）和陈国栋的著作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陈国栋的研究尤其重要，因为其研究建立在广泛使用中、英文两种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他还把研究重新聚焦到家族上，而不是商行上，而梁嘉彬关注的是商行。家族是经济和决策的核心，通过聚焦家族，陈国栋为我们展示了这些家族的复杂性和家族之间的联系。
张荣洋继续把这项研究向前推进。他的研究以广泛深入的档案研究为基础，不过他主要搜集和使用英文文献，其著作挖掘了很多家族以前鲜为人知的内容，比如行商通过婚姻关系所建立的联系等，大大扩展了陈国栋的研究。不过张荣洋没有参考陈国栋的著作，其著作在很多方面炒了冷饭。
黄启臣和潘刚儿拓展了对家族的研究，其研究时段超越了广州体制的时间范围，更深入地利用中文材料呈现贸易之外行商生活方面的历史内容。这种对时间和空间范围的扩展是新近出版的很多论文集的趋势，新研究开始关注广州行商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内容。
所有上述这些研究都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商人家族的理解，深化我们对他们的认识。就广州体制时期的贸易而言，很多方面都存在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通常，相同时段的某一商行往往会与诸多不同的外国公司和商人有关联，同时还牵涉到与东南亚各地的中国帆船贸易。这些信息相当大一部分都保存在汉语之外其他语言的文献中。
其他学者关注诸如茶叶、瓷器、丝绸、绘画等外销商品的历史，这些内容不仅向我们揭示了现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的数以千计的中国手工艺品的历史，而且还向我们展示了每一种工艺品的贸易状况及其贸易结构。这方面的一些著作是基于深入而细致的档案研究进行的，还有一些著作则只是在概述中国贸易的基础上对展览的不同物品进行描述，另有一些著作则是结合了这两种情况。
有关茶叶贸易的详细研究，罗伯特·加德纳（Robert Gardella）1994年出版的著作已经把该课题研究推进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但是此课题仍然存在很多有待深入的领域。在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和美国的档案文献中仍有大量具体的材料没有使用过。这些档案包含超过100份用中、西文字书写的茶叶贸易合同；大量关于茶叶贸易和具体某个商人贸易量的报告；以及某个商人茶叶买卖的具体细节。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材料精确地追溯茶叶订货的时间、包装、运输、支付的具体数额等细节。
研究鸦片贸易的学者大多聚焦于1842年广州体制崩溃的原因、不平等条约及通商口岸的兴起。这些历史内容的记载，英文和汉文文献应该是最好的资料。然而关于早期鸦片贸易，即从1750年至1820年的部分，大量荷兰、丹麦、葡萄牙、瑞典等地的档案文献还没被利用，亟待深入研究。
路易斯·德米尼（Louis Dermigny）是最早力图从更普遍的广州地理角度研究历史的学者，其巨著《18世纪的广州商务》是在对英文和法文档案进行了数十年研究之后的成果，但是他主要依靠马士（Hosea Ballou Morse）的著作《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带着对广州口岸的关注，德米尼论述了从1700年到19世纪30年代广州贸易巨大发展的大致情形。德米尼著作中的很多数据都只是简单估计或自己随意编排，并非直接从原始材料中获得。尽管如此，书中的数据仍给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船舶和与之相关的商品贸易情况。在德米尼对数据广泛整理的基础上，历史学家已经能够开始解释广州在早期世界近代史上的巨大影响力了。
迪力普·巴素（Dilip Basu）在他对1800～1840年广州和加尔各答的比较研究中也保持着同样的关注。除了利用马士和德米尼已深入研究的英国文献，巴素还利用美国和中国的文献以深化他的研究成果。乔治·布莱恩·苏萨（George Bryan Souza）的研究主要关注澳门，不过他广泛利用了史料，出版了里程碑式的著作，在其著作中讨论了葡萄牙在亚洲的贸易。从苏萨的研究中我们开始看到，澳门是广州贸易错综复杂的组成部分，明白了在讨论广州贸易时必须把澳门包括进来。瓦尔（Do Vale）和奎马拉斯（Ângela Guimarães）继续研究了广州体制时期澳门的贸易内容。
陈伯坚和黄启臣出版了三卷本的贸易史，时间从古代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尽管该著作主要依靠汉文史料和第二手英文研究成果，包括马士的著作等，但此书对这些材料进行了彻底的分析。由于汉文史料缺乏具体必要的细节来重建广州的日常活动，该著作只能大致勾勒这些历史的轮廓。
总之，上述著作清楚地说明了对多种档案进行综合研究非常必要，只有这样才能够重现广州口岸日常活动的历史全景。研究者需要同时分析大量与贸易相关的人物以及贸易各方面的情况，才能够全面观察和分析广州口岸复杂的内部运作机制和结构。很多档案馆和学术机构长期努力地经营，使档案文献越来越容易为学者所使用，他们的工作与该领域相关历史内容的研究是同时进行的，这些共同的努力最终会促使该领域的研究逐渐成熟起来。不过从根本上来说，传统的资料收集方法仍然显得太慢也太笨拙，影响了成熟著作的完成。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研究者开始使用笔记本电脑，并可以将之带入档案馆，也能够利用相关软件处理、组织并立刻获得相关数据，他们终于可以从事这项巨大的研究了。至于对我的研究起到指导性作用，启发我研究应该从哪里开始，应该如何收集资料等问题，我必须深深感谢亚瑟·皮尔斯·米德尔顿（Arthur Pierce Middleton）的著作《烟草海岸》（Tobacco Coast），有意思的是这本书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
附 2005年以来研究的进展
自2005年《广州贸易》英文版首次出版以来，相关领域的研究有了长足发展。2006～2009年，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的资助下，我把1762、1763和176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广州-澳门日志》从荷兰语翻译成英语并出版。该系列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书中所附的大量注释还广泛记录了各种名称、术语和事件。
2009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海洋史研究中心。该中心成立后致力于海洋史研究，2010年至今已出版十辑《海洋史研究》。该中心的研究范围很广，因此《海洋史研究》收录的论文涉及海洋史研究的各领域，远远超出广州口岸研究范围，不过该集刊还是刊登了很多与中国贸易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
2009年，广州大学成立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该中心自成立以来，已成功举办了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会议论文集。这些论文集尽管并不局限在广州贸易，但也发表了大量与广州贸易史和广州对外交往相关的研究文章。
2009年，中山大学成立了广州口岸史研究基地，该基地主要方向包括汉唐时期广州口岸与南海贸易、唐宋时期外来宗教与广州口岸、清代广东十三行与中西贸易、清代广州与中西文化交流、亚洲海洋史等诸多领域。该中心成立以后，举办过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口岸史研究领域出版了多种研究专著、译著和论文，涉及中英关系史、中美关系史等领域。
2009年，孔佩特（Patrick Conner）出版了对广州外销商馆画的深入研究著作，此书后也被译成中文出版。2011年和2016年，我分别出版了两卷本广州行商研究著作，题为《广州和澳门的商人》。该研究主要关注中国商人的贸易活动，是在对若干欧洲档案进行彻底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内容还包括了广州的瓷器和丝绸商人及其与外国商人贸易的新内容。
格兰特（Frederic D. Grant, Jr.）和王迪安也出版了与行商相关的新著。格兰特的研究聚焦于中国商人的“商欠”问题，以及让其他行商为破产行商偿还债务的集体保障系统。王迪安的著作是首部深入系统研究著名行商伍浩官的著作，伍浩官是当时最富裕和成功的行商之一。
莫家咏和我以广州外销画为研究对象，出版了一部著作和一些论文。著作主要以广州商馆图及其历史价值为研究对象。莫家咏从商人身份的角度研究中国外销画家，而我则主要关注广州外国商馆的发展变迁、管理运作以及商馆所有者的有关历史内容。游博清和苏珊·史楚普（Susan Schopp）最近分别从英国和法国的视角，发表了有关广州商馆及其运作的研究。所有这些研究都与贸易直接相关，都是本书2005年出版之后的新成果。
除上述出版物之外，最近五年出现了不少与清代广州贸易相关的博士学位论文。杰西卡·韩瑟（Jessica Hanser）的研究涉及中印之间的英国散商；苏珊·史楚普系统地探索了围绕广州的中法贸易史；莉莎·赫尔曼（Lisa Hellman）则从社会史角度研究中瑞贸易；王硕探讨了伍浩官的社会关系网络；莫家咏从崭新视野探讨广州外销画家与西方顾客之间的生意；叶霭云重新审视了广州贸易中的通事；本杰明·阿斯姆森（Benjamin Asmussen）则探讨了参与对华贸易的丹麦商人及其网络。
2005年以来还有不少其他关于中国贸易的研究成果，有些应该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版问世。这些研究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中国茶叶和丝绸贸易研究、英国和荷兰的茶叶和丝绸贸易研究、粤海关的新研究、18世纪30年代广州通事研究、东南亚广州帆船贸易研究、西方船舶上的中国水手研究、珠江三角洲的性交易研究、丝绸和西米等贸易商品研究、《广州贸易中的散商》等。注1
注1 Chris Nierstrasz, Rivalry for Trade in Tea and Textiles: The English and Dutch East India companies（1700-1800）（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15）; Hanna Hodacs, Silk and Tea in the North. Scandinavian Trade and the Market for Asian Gods in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Huang Chao and Paul A. Van Dyke,“Hoppo Tang Ying唐英1750-1751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 Maritime Customs,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51（2017）: 2; Paul A. Van Dyke, “The Canton Linguists in the 1730s: Managers of the Margins of Trade,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forthcoming; Paul A. Van Dyke, “Operational Efficiencie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Chinese Junk Trade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The Connection, ”in Richard Unger, ed. , Shipping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Growth, 1350-1800（Leiden: Brill,2011）:223-246; Paul A. Van Dyke, “A Ship Full of Chinese Passengers: Princess Amelia's Voyage from London to China in 1816-1817, ”forthcoming;Paul A. Van Dyke, “Floating Brothels and the Canton Flower Boats, 1750-1930, ”Review of Culture, International Edition, No. 37（January 2011）:112-142; Christiaan J. A. Jörg, “Chinese Export Silks for the Dutch in the 18th Century,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43（2008-9）: 1-24; Paul A. Van Dyke, “Packing for Success: Sago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Trade, ”《跨越海洋的交换》，中研院，2013;Paul A. Van Dyke and Susan E. Schopp, eds. , The Private Side of the Canton Trade,1700-1840: Beyond the Compani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8）。
2005年之后还有大量与广州贸易相关的其他学术成果出版，无法在此一一列举，这些研究出自卫思韩（John E. Wills, Jr.）、乔纳森·高德斯坦（Jonathan Goldstein）、约翰·卡罗（John Carroll）、托马斯·考克斯（Thomas Cox）、加里·斯德基斯（Gary Sturgess）、史蒂芬·戴维斯（Stephen Davies）、弗里德·桑德曼（Frieder Sondermann）、约翰·韩达德（John Haddad）、卡罗琳·弗兰克（Caroline Frank）、帕特丽莎·约翰斯通（Patricia Johnston）、麦克·布洛克（Michael Block）、理查德·格蕾丝（Richard Grace）等学者之手。他们新的研究成果包含了大量的数据整理研究，也提出了许多有关广州贸易及其运作的新观点，我撰写此书时还无法参考到这些研究成果。
这些新研究成果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广州贸易的理解，推动相关研究向纵深发展，不过并没有改变本书所阐释的广州贸易的基本结构和运作。尽管2005年本书首次出版以来新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情形依旧如此，因此我没有对本书的文字做出调整，仅添加了几个2005年之前还不知道的中国人名。
此次出版的中译本是根据2007年再版本翻译而成，该版只是增加了少量的2005年初版时没有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