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素《自叙帖》的真面目
由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单位指导，台湾著名书法史家、书画家张光宾先生倡议，中华书道学会、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中华文物学会联合主办的“怀素《自叙帖》与唐代草书研讨会”于2004年10月30日在台北举行。在两天的十场报告会中，台湾和大陆著名书法史研究学者通过对台北故宫藏怀素《自叙帖》墨迹本的书迹、题跋、鉴藏印章、装裱、文献资料、摹刻本等进行了深入的校勘、考证和分析，正本清源，达成了关于此帖的许多共识，揭示了历史的真实面貌，从不同的角度对以往《自叙帖》研究中的“摹本说”“伪本说”做了有力的反驳。此次学术会议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从传统鉴定考证方法到现代科技方法的运用，都推进了《自叙帖》的研究，并为书法鉴藏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范例，给书法界提供了具有广泛意义的思考空间，堪称书法研究上学术辩论的重要里程碑。
《自叙帖》是唐代杰出书家怀素书于大历十二年（777）的著名狂草书迹。此帖的传世墨迹（摹刻）本关系扑朔，孰先孰后，孰真孰伪，难于一是。然自两宋迄今，历代鉴家无不以北宋苏舜钦家藏本，即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墨迹大卷为至善。此帖首六行早损，由苏舜钦补书而成。卷首有明人李东阳“藏真自序”篆书四字引首，帖末依次有北宋苏耆、李建中观款，以及南唐邵周、王绍颜衔名；尾纸有两宋杜衍、苏辙、曾纡、苏迟以及明清时期吴宽、李东阳、文徵明、高士奇诸人题跋。此帖刻本有数种，以明代文徵明摹刻的“水镜堂本”为最精。近年来，台湾学者李郁周教授受启功先生“摹本说”启发，发表数十篇相关论文，并汇集成《怀素自叙帖千年探秘》《怀素自叙帖鉴识论集》二书出版。李氏在对历代刻本研究的基础上论定，台北故宫卷是一件“摹本”，从帖到跋都出于文彭一人伪造。台湾青年学者王裕民先生随后出版《假国宝——怀素自叙帖研究》一书，讨论了《自叙帖》的种种问题，亦援启功之论，持帖伪跋真说。李、王二氏辩论十分激烈，将《自叙帖》真伪讨论推向高潮。
自20世纪30年代起，朱家济、马衡等先生便对《自叙帖》首致疑窦。1983年，启功先生在《文物》杂志上发表《论怀素自叙帖墨迹本》一文，对朱、马二先生的质疑加以引申。启老从家藏清嘉庆间契兰堂刻本中翻刻明人藏宋刻本怀素《自叙帖》上存有苏舜钦题跋为起点，认为今台北故宫藏墨迹卷没有苏跋，故而断定此帖是“细笔描摹，干笔擦抹”的摹本，进而指出其有伪本的特征。此观点发表后，十多年间，针对台北故宫所藏的《自叙帖》是真迹、摹本还是伪本的问题，徐邦达、穆棣、朱关田、刘启林等先生先后撰文反复论辩，一直延续到台湾学界的李、王论争，《自叙帖》研究显然成为书法与鉴定界的一门“显学”。
本次会议上，李郁周先生再次发表了他的观点，与会专家借此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学术探讨，台上台下气氛热烈。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傅申教授专门写出专著《书法鉴定——兼怀素自叙帖临床诊断》在会议期间出版。书中他开宗明义对李郁周的“文彭摹本说”进行“临床诊断”，通过墨迹本纸质分析、墨迹分析——将墨迹放大多倍而书迹依然畅达自然，丝丝通顺，无双钩廓填或映摹本中的叠墨重描、勾廓痕迹，论定其为写本而绝非启、李等人所谓的摹本，墨迹本可靠的下限应是北宋苏辙为邵叶题跋的绍圣三年(1096)，并从鉴藏史角度推断此本即为苏液本。该卷流传到明代苏州陆修家时，陆氏请文徵明父子钩摹，由当时名手章简甫刻成水镜堂本《自叙帖》。因此台北故宫《自叙帖》墨迹卷正是水镜堂刻本的母本。
穆棣先生在他的《怀素〈自叙帖〉墨迹个案辨析》一文中正面与启功商榷，指出“摹本说”并不成立。通过对宋元间《自叙帖》墨本的检索，他指出启先生认为“有苏跋才是苏本”的论点是个悖论。他指出，苏跋可以遗失，而苏本其他的重要特征还存于台北故宫藏墨迹卷，如苏氏鉴藏印、苏舜钦岳父杜衍之跋均是苏本的明证。其文论证严密细致，层层深入，详尽考得苏氏郡望，其上世封爵、官宦故实，苏氏鉴印的渊源，以及其家固有的题印方式，并从文字学、装裱史角度出发，揭示出本帖十四条接缝线上的苏舜钦骑缝鉴藏印均无疑义；从钤印方式、印序排列考之，足证为苏氏所钤；而卷后杜衍跋文，无论年代、身份、所题内涵，都是为舜钦所题无疑。他得出结论：《自叙帖》确系北宋苏舜钦（1008~1048）藏本，其年代下限亦在此前。
黄惇先生强调，只要推翻了“摹本说”，其余关于摹本的所有推论都是天方夜谭。他的论文《怀素〈自叙帖〉考证中的若干问题质疑》从三个方面对摹本说进行了批驳：第一，从书写经验上判断墨迹本是写不是摹；第二，墨迹本上的印章是真不是假；第三，墨迹本在前，水镜堂刻本在后。他首先对启功“连描带擦”说提出质疑，认为作品所显示的速度感不可能是描擦可臻。而针对李郁周的“映写说”，他又指出：映写要求纸张透明而不透水，且速度必须缓慢。这些都与故宫墨迹本的现状不合，故宫本绝对不是摹本而是写本；他还通过举证，对文彭“谨摹一过”的题跋含义做了正确解读。作为印章与文人篆刻史研究专家，黄惇先生对水镜堂刻本中章简甫所刻的“赵氏藏书”“赵氏子子孙孙其永保用”“舜钦”等印章的种种错误进行比对，指出“墨迹本上的印章原本就是真的”，“世上会有将正确之印摹成错误之印的可能，然绝对没有将错误之印作伪成正确之印的可能”。文章最后着重指出，墨迹本《自叙帖》与水镜堂刻本、契兰堂刻本的祖孙关系被一些研究者颠倒，当还其历史真面。
会议之前，台北故宫博物院与日本东京文化财研究所合作，通过对院藏怀素《自叙帖》墨迹卷进行880万像素的数码高精细拍摄、红外线反射及透射、荧光数位摄影，对此卷的物质状况如纸张、修补、装裱、隔水和隐盖在印章下的印章进行了科学检测，使其有更清晰的呈现。该院研究员何传馨先生在他提交的《故宫藏怀素〈自叙帖〉墨迹本及相关问题》一文中则对卷本与拖尾题跋的纸质、纸幅、墨色、残损及装裱做了细致研究，着力讨论第一纸六行的纸墨与补书情况、装裱、收藏印记和题跋问题，指出本帖前后隔水上的鸾鹊图案，与载籍中关于李后主时期内府装裱文饰是一致的。何先生还通过所摄图像，清晰展示本帖前一纸与后十四纸纸质迥然相异等实证，以此验证苏舜钦补书确有其事。又以北宋“邵叶文房之印”分别钤于本帖以及尾纸，正是帖、跋本系原配的铁证。他认为这些证据足以考见此卷在宋代由苏舜钦、邵叶、吕辩老、赵鼎、金章宗、贾似道以至明代陆氏水镜堂之间清楚的流传脉络，李郁周的“文彭摹本说”根本不能成立。
除了上述几位专家聚焦于台湾故宫《自叙帖》墨迹卷真伪问题的精彩讨论之外，与会者还就唐代草书纷纷发表见解，分别从唐代草书创作与书法文化角度拓展了《自叙帖》在书史上和文化上的意义。
为了配合这次《自叙帖》专题研讨会，台北故宫博物院破例将馆藏《自叙帖》在会议期间展出四天，供专家们讨论、鉴赏和观摩，使他们更加直观的对墨迹卷上的种种细节如用纸、用墨、印迹、装裱等进行细致研究和分析。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与日本东京文化财研究所合作拍摄的检测图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此卷时配合展示，其检测结果与反驳“摹本说”“伪本说”的专家们所论正好相吻合，进一步印证了他们的结论，令人信服。与会者对《自叙帖》墨迹卷给予了高度评价，研讨中尚存的一些未及展开的问题，相信都会迎刃而解。
在书画史研究与书画鉴定领域，学界曾经有几次大的学术辩论。如由郭沫若先生的论文引起的“兰亭论辩”、徐复观先生为子明本《富春山居图》翻案引发的真伪辩论等，都是当代学术史上的重大事件。这次众所瞩目的以《自叙帖》为中心的书迹讨论是数十年来学界对于此帖及相关议题研究全面展开后的一次大总结。怀素《自叙帖》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件国宝级名作，类似的书迹问题还在讨论之中，相信这次研讨会对推进两岸乃至国际范围内的书法研究将起到深远影响。
原载《中国书法》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