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书印杂俎

王羲之何以尊为“书圣”？

东晋的书法，是中国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其艺术成就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正如近人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所描述的：“书以晋为最工，亦以近人为最盛。晋之书，亦犹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尚也。”东晋的书法以王羲之（303~361）的成就最高。王羲之所处的时代是个怎样的时代？王羲之有哪些书法成就？何以被人们尊为“书圣”？

“王与马，共天下”：王羲之和他所处的时代

王羲之的一生，经历了由西晋灭亡到东晋建立的历史动荡时期。公元265年，司马炎逼魏元帝让位，成为西晋的晋武帝，结束了历史上三国鼎立的局面。经过“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琅玡王司马睿称帝，建立东晋政权。东晋的第一个皇帝——晋元帝司马睿的登基，是与王导、王敦的支持分不开的。他们帮助司马睿收复中原，共同商定安邦大计。建立新朝后，王导被任命为丞相、骠骑将军，封武冈侯，王敦被任为大将军等职。王氏兄弟掌握东晋军政大权，时人称“王与马，共天下”，被后世称为“门阀政治”。此后，庾、桓、谢等家族也掌握了军事实权，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淝水之战前，对东晋的经济、文化、艺术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连年的战争使西晋的大批北方士族逃到江南。东晋建立后，“门阀专政”更为突出，王、庾、谢、郗等家族为东晋的建立和巩固出力最多，威望也最高，显赫一时。而对于书法而言，也都集中在这些望族门庭。

唐代窦臮在《述书赋》中这样形容：“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三谢之盛，八王之奇”，正说明了魏晋时期以家族为核心的传承关系。门阀士族南渡过江，书法艺术亦随之延续到江南，并在南方茁壮地成长、发展。

王羲之出生于名门族望——琅玡王氏家族。他的世祖王元为避秦乱由成阳迁至琅玡。王元四世孙王吉一支始家皋虞，后徙临沂都乡南仁里。两晋时期，这一支人物辈出，文士名流，都有琅玡王氏之门人。王羲之的祖父王正，曾任尚书郎；父亲王旷，在西晋末年任丹阳太守，永兴二年（305）右将军陈敏反叛攻打丹阳时，弃官归淮北。王旷首倡过江“建江左之策”，司马睿过江称晋王，他的谋划功不可没。王羲之的叔父王廙是当时的著名文人，性格倨傲，高朗豪举，对王羲之栽培尤多，在书画上，对其悉心指导。他对王羲之说：“吾诸事不足法，惟书画可法。”加上王廙是晋元帝的姨表兄，又是明帝少时的绘画老师，其与皇室的密切关系，都有益于王羲之的成长和成名。王羲之的族伯王敦、从伯王导都以善书闻名。王敦为扬州刺史，都督征计诸军事，书法得家传，善草书，笔势雄健；王导官至太傅，拜丞相，工行草。他们给王羲之早年学书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

王羲之十一岁时随家族南渡，迁居建康。幼时有“涩讷”之疾，并无出奇之处。长大后却机敏善辩，以“骨鲠”称。尤善书法，深为王导、王敦所器重。王羲之出仕，先任秘书郎，咸和七年（332）出任临川太守。两年后，王羲之应征西将军庾亮召请赴武昌为参军，累迁长史。在武昌征西府，聚集了一批名门子弟和文人名士，如殷浩，孙绰，王羲之从弟兴之、胡之等，常常雅集吟咏。咸康六年(340)，庾亮去世，临终时上疏，举荐羲之任江州刺史。一年后，其族兄王允之接任。羲之卸任后赋闲在家，得以醉心书艺，到康帝建元年间（343~344）书名大盛，朝野竞效，连庾家子弟也舍家法而效之。这致使书名早于王羲之的庾翼斥责家门不孝，庾家门学王书是“贱家鸡爱野鹜”，一时传为笑谈。

在346~350年，王羲之应友扬州刺史殷浩之邀，在建康任护军将军。永和七年（351）王羲之离开建康，出任会稽刺史，拜右军将军，后人称其为“王右军”。永和九年（353）暮春三月，适逢修禊活动，王羲之邀请了当时的名士谢安、郗昙、孙绰、孙统等人及家族子弟计四十一人，在兰渚山麓（今浙江绍兴）的兰亭，聚会饮酒，赋诗雅集，这就是东晋时期著名的“兰亭之会”。那一天，友朋们做了“流觞曲水”的游戏，有二十六人赋诗，有十五人不能赋，罚酒三斗。王羲之为这次聚会写下了著名的《兰亭序》。

在会稽任职五年后，王羲之称病去郡。公元355年的三月，王羲之在父母墓前发誓告别仕途，归隐山林，寄情山水。辞官后，与句容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相从甚密。后其因长期服用药石，健康状况恶化，于升平五年（361）病故，葬于会稽毗邻的剡县金庭（今浙江嵊县）。

王羲之的思想是儒和道的融合，与他的个人情性、时代风气和江南风光密切相关。在殷浩北伐、会稽革弊等政治过程中，反映了他洞达事理的能力和坦荡正直的品格，以及明显的儒家倾向。但东晋名士多尚清谈，其一生所交亦多为名士，其本人也以擅玄言和人物品藻名世，时人评其“高爽有风气，不类常流”。《颜氏家训》的《杂艺篇》称其“风流才士，萧散名人，举世惟知其书，翻以能自蔽也”。他又是五斗米道教徒，晚年与许迈共修服食，游名山，泛沧海，沉浸于自然之中。会稽为江南圣地，钟灵毓秀，给文人以熏陶。而吴兴与其毗邻，山水清音何不如此？王羲之把自然之美、艺术之美和人生之旅紧密结合，尽山水之游，超然物外。以艺术的心灵、散逸的怀抱去体察山水，形成了自然美的意境。他曾说“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将自然山水与超脱的自我升华到人生的玄远之境，其书风正是其人生的印证。

陶弘景《论书启》中称王羲之在吴兴做官之前，各种书体还不能称好，在吴兴太守任上时，吴兴优美的江南风光给他以陶冶。在会稽任上和辞官归隐这段时期，是王羲之书法的高峰期，他的书法是其个人和时代精神内质的物化。北方士族南渡后，住在富饶的江南。江南一地山明水秀，引人入胜。无论是吴兴还是会稽，山川宜人，万峰林立，烟海渺然，天水相接，可谓是“万里云景”。江南的山水自然之美在士人的游历和生活中赋予了艺术的灵性。王羲之曾说：“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他陶醉于湖光山色，遍游江南诸郡，得江山之助。

“大王字势，古法一变”：王羲之书法的“新体”

王羲之生活在东晋前半期，这一时期，旧体新体并盛，书法名家各有擅长，文人书风兴盛，人们的书法师承，具有家学和门派的特征，王羲之的书法正是如此。元代吴兴人赵孟说：“大王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王羲之书法师承古法，来源之一是东汉末年的张芝一脉草书，由卫、索等家族传递至东晋，或成为王羲之师法的对象。他曾说：“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存。”他还说：“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雁行。”王羲之的草书师法张芝是其学习旧体的重要内容。另一个源头是，东汉末年至曹魏时钟繇的楷书和行书，由卫氏家族中卫夫人传递至王羲之。南朝宋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称：“晋中书郎李充母卫夫人，善钟法，王逸少之师。”王羲之的楷、行师法钟、卫，亦是其学习旧体的重要内容。

同时，王羲之的父辈，尤以叔父王廙影响最大。南朝王僧虔的《论书》和梁庾肩吾的《书品》都有王羲之师法王廙的记载，王羲之主要从其字行书，并扩展到草书、飞白书等。同时，他的岳父郗氏一门也善书法，在王羲之的书法形成过程中都有重要的影响。

王羲之一生书法的主要成就为“新体”，在钟繇、张芝的“旧体”基础上建树了“新体”，为楷书、行书和今草的成熟做出了重大贡献。

张芝、钟繇之后，士族书家写楷书、草书和行书已蔚然成风，书写新体势的笔法、字法已趋于成熟。到了王羲之时，吸收了众多前辈书家所提供的各种书写基础，去质增妍，把秀妍之风推向新的阶段，成为继钟、张之后的一代宗师。王羲之楷书对钟繇笔法的吸收是通过其启蒙老师卫夫人传授的。钟繇的楷书为王羲之书法的变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楷书发展到钟繇时已有新意，但仍具有隶书余韵。王羲之在卫夫人和王廙的基础上，对钟繇楷书进行了变革，将其结体易扁为方，横画改平势为斜势，即所谓的斜画紧结，我们从其所临钟繇《宣示表》中可见这种迹象。

其晚年所书的硬纸本《黄庭经》、绢本《东方朔画赞》现分别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为唐人临本，但可以看到其开始对前代的改造，结字更加紧凑，变化更加生动。经过王羲之的变革，楷书已完成楷化，脱去钟氏楷书中的隶书遗意。

王羲之的楷书，已无墨迹传世，能见到的只是刻本、摹本和唐以后的摹本。唐代时，王羲之的楷书已很少，褚遂良在禁中编次王羲之书目时，很重视王羲之的楷书，尤其是《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三帖，以《乐毅论》为首选，现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此帖的越州石氏本，笔势精妙，备尽楷则。北宋末年，徽宗宣和内府藏有王羲之楷书笔迹，有《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定公帖》《报国帖》《口诀帖》《草命帖》七种，当时私家收藏的王羲之楷书已很稀罕。我们今天分析王羲之楷书，只能以《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三篇为依据。

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王羲之的楷书改钟繇笔法中的翻挑为“内擫”，起笔一拓而下，收笔一改魏晋楷书的重按。翻折的运用，点画的呼应，钩挑的纯熟都表明其技法上的完善，在字形上也变横扁形为纵长形，比之钟书，王羲之的楷书变“质”为“妍”，将楷书在笔法和意境上都推到一个新的境界。如唐代孙过庭在《书谱》中所言：“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藏》又纵横争折。”这正说明王羲之的楷书是由情入书，表达了丰富的内涵。

楷书的发展，汉代为草创期，钟繇对楷书的推动是为变革期，至王羲之时，楷书已完全成熟，在笔法、结字和章法上都已形成了楷书审美的新模式，王羲之的楷书多在这种模式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和变化，达到神超形越。

南朝以来，传世的王羲之书迹，以草书数量最多，今日所见的王羲之书帖，草书仍占总量的大部分。其中《豹奴帖》是用标准的章草书写的，字形偏扁，捺笔有隶意。这件作品说明他早年时对西晋时期张芝草书的继承。西晋的草书有若干章草的遗迹，笔势方中寓圆，结体呈扁状。王羲之早期草书从张芝入手，多有吸收，并自称“与张雁行”，其三十二岁赴武昌应诏时，曾以章草体给庾亮写信，所书为张芝草书风格，后庾翼在给王羲之的信中叹其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庾翼书名早于羲之，对羲之的草书推崇由此可见。

现在我们见到的大量草书作品，是王羲之后来所作的今草。其今草有两路风格，一路是在今草体势中使用，许多章草用笔，字形趋横势，转折多用翻笔，中锋、侧锋并用，质朴与妍美并存。这路代表如《寒切帖》《冬至帖》《多日帖》《八日帖》《远宦帖》《逸民帖》《丝布帖》《盐井帖》等。另一路今草笔势起伏跌宕，结体开合自由，牵丝连贯，俯仰相应，不少字连成一组，有强烈的节奏感，这路代表作如《初月帖》《上虞帖》《都下帖》《行穰帖》《清和帖》《侍中帖》《虞安吉帖》等。这批作品集中体现了王羲之在草书上的贡献，标志着东晋草书发展到历史的新高度。这种草书，对王献之的一笔书，对唐代张旭、怀素的狂草有重要影响。

王羲之的书法，最著名的是行书《兰亭序》。永和九年暮春三月初三，五十一岁的王羲之与友人聚于兰亭，友人们为这次聚会写下了大量的咏兰亭诗，王羲之在饮酒赋诗之后，当场书就了这篇序文。他在文中描写了江南的三月，友朋的聚会。或许正是兰亭聚会流觞曲水的盛况，由此引发了羲之对人生“生”与“死”的感叹。于书法而言，他从草书与新体楷书中加以借鉴，中锋、侧锋并用，浑然无迹。作品中点画的顾盼，使转翻折，牵丝映带都十分丰富，大大拓展了书法的笔法内涵，在结体上能“奇斜反正”，长短、大小、俯仰、开合、方圆等变化在这件作品中得到充分发挥。他在书写中，将草书的流便速急与楷书的蕴藉平和糅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审美样式。唐人孙过庭在《书谱》中说：“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他的这种“平和”，正体现了他崇尚自然的天趣与清秀冲和之美。

《兰亭序》历来有多种别称。南朝称为《临河序》，唐朝称《兰亭记》《兰亭集序》，宋朝人更是根据这次雅集来称呼，欧阳修称《修禊序》，蔡襄称《曲水序》，苏轼称《兰亭文》，宋高宗称《禊帖》，种种别称都表明王羲之的书法在历代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以唐太宗对《兰亭序》评价最高，称它是“天下第一行书”，把王羲之推到了古今第一的位置：“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为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唐太宗对王羲之的推重，得到了朝中大臣的普遍认同。《兰亭序》在初唐声名最为显赫。于是，《兰亭序》的故事逐渐多了起来，据说这件作品还成了唐太宗的陪葬品，更增加了作品的神秘色彩。

和《兰亭序》同调的王羲之行书作品还有《快雪时晴帖》《奉橘帖》《极寒帖》《官奴帖》《省书增感帖》等。在行书中加进草书写法，如《丧乱帖》《频有哀祸帖》《二谢帖》《得示帖》《追寻帖》等作品，在行书中杂糅今草，创造了行书的“连绵”样式，对后来王献之创造行中带草的流畅行草体势有着开启作用。

汉魏以来，盛行于士大夫中的行草、行书、楷书，随着新体的定型、成熟而不断更新，这种新风换代，流派交替的现象，促成了文人流派史的重大变革。钟繇的楷书曾开启一代新风，在汉隶转向魏晋楷、行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卫夫人和王氏家族学其笔法。与钟同时，张芝书法为汉代草书流派的代表，西晋卫氏一门祖述张芝，韦诞学其草书，直到王羲之亦受影响。王羲之在继承钟、张的同时，把楷、行、草三体推向历史的高峰，脱去汉代隶书时代质朴滞重的笔意，创造流美的书风，成为书坛求美大趋势的集大成者。这种书风的创造，完整地体现了魏晋风度，既合乎儒家的“文质彬彬”和“中和”的审美思想，又是那个时代文人艺术创造的集中体现。

唐代张怀瓘这样形容王羲之的书法：“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动必中庸，英气绝伦，妙节孤峙。”梁武帝称“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妙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龙跳”是指动态，“虎卧”是指静态，王字中的“动”“静”合一之美深刻地影响了后代的书法。他的书法引领了魏晋时期书史上重大的变革，将书法艺术推向历史高峰，成为后世文人取之不竭的源泉。

“父之灵和，子之神骏”：王献之的书法

王献之在其父王羲之的影响下，完成了自钟繇、王羲之以来的又一阶段的变革，使文人流派书法发展到又一高度。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王羲之第七子，官至中书令，后去职由其堂弟王珉继任，时称献之为大令，王珉为小令。他与其父齐名，晋人称“二王”，唐人将他们合称为“羲献”。王献之幼时随父亲迁居会稽。在江南的土地上，王献之少年时就有着盛名。《晋书》中称赏他“高迈不羁，虽闲居终日，容止不怠，风流为一时之冠”。王献之清高整峻，不交非类，蔑视礼教，率性而行。在太元二年（377）太极殿落成时，谢安想请他题榜，他不愿意，谢安也不好勉强。谢安问他“你与你父亲书法谁好？”献之说：“当然我的好！”谢安说：“其他人不这么说呀？”献之回答：“他们哪里知道！”（虞和《论书表》）献之的“真性情”可见一斑。

王献之幼从父学书，后又学张芝的草书。幼时即形成的不拘束的性格使其在书法上有着强烈的创造特征。虞和《论书表》说王献之七八岁时，王羲之从他的后面掣其笔，结果笔没有脱落。王羲之感叹道：“此儿书，日后当享有大名！”羲之在王献之小的时候，教他临写《乐毅论》，学完后，他能写得极工整秀丽，筋骨紧密，不减羲之。

张怀瓘的《书议》中曾记载王献之感到羲之的书法不够宏逸，不够简练，少恣肆，认为“局而执”，认为应该写“稿行”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行草。这种书体和前人写的“章草”不同，“大人宜改体”。他认为“法”是没有固定模式的，“事贵变通”。我们在王献之的书法中可以看到，在羲之的基础上更显新妍，在行书中夹杂草书，形成“破体”。在其书法中，我们能感受到情驰神纵，超逸优游的状态，被称为“笔法体势中，最为风流者”。晋人萧散之致，在献之的书法艺术中，我们能够体悟到。他在书法中打破旧式的束缚，突出人生情感，正如《世说新语》中所说的“情之所钟，正是我辈”。

王献之擅长多种书体，史载其不仅善草书、行草、楷书等书体，还尝书壁为方丈大字，王羲之大为赞赏，围观者上百人。他的小楷以《洛神赋》为代表。他在羲之《乐毅论》端正质朴的基础上，更添轻松的感觉，时而闲庭信步，时而骏利放逸。赵孟对王献之的这件作品十分推崇，他说：“《洛神赋》二百五十字，字画神逸，墨彩飞动。”和羲之的《黄庭经》《乐毅论》相比，明显变“内擫”为“外拓”，变蕴藉为外放，字法端劲，无尘俗之气，历来奉为小楷之经典。

现藏上海博物馆的《鸭头丸帖》是献之行草书的代表。此件仅两行十五字：“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唐人张怀瓘评此作是“欲夺龙蛇之飞动，掩钟张之神气”。在书写中，献之将羲之作品局部的“连绵组合”变成“整体”的体势，行气紧密，飞扬峭拔，如米芾《书史》所论：“运笔如火箸划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

在王献之书法作品中，和《鸭头丸帖》不同笔调的是《舍内帖》，古淡而清建之美；《授衣帖》则“群带连笔”，用连笔草书之形态现行、草之间的生动意味；《十二月帖》更多地是超逸和适意，米南宫大赞此为“天下子敬第一帖”。张怀瓘将他和其父羲之比较，称：“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骏，皆古今独绝也。”灵和者如潺潺流水，神骏者如一泻千里。南朝梁时的袁昂曾经把王献之的书法比作“河洛”少年，十分形象。

王献之在王羲之后崛起，到梁武帝时代，南朝文人流派书法兴起“大令”书风，时间长达一个世纪。梁武帝即位后，钟、王书风重新兴起。唐代初年，唐太宗扬羲抑献。中唐的浪漫写意书风兴起后，王献之的书法重新受到重视，张怀瓘的书论中也高度评价了献之的行草，使人们重新开始认识献之。宋代刻帖风行时，“二王”作为经典，再次被视为同一体系。

南朝时期，自宋至梁朝，书坛为王献之新风所笼罩，从梁中期始，由于梁武帝力推羲之，小王的风头开始减弱，钟繇、大王书风相继崛起。南朝刘宋时期，王献之的外甥羊欣（370~442）书风最有时名。《宋书·羊欣传》上留下了“书裙授书”的故事。羊不疑是羊欣的父亲，在献之属下任乌程令。羊欣十二岁时，随父亲在任所，献之至乌程，见羊欣书法，大喜。一次，乘羊欣在房间午睡，便在他穿的新绢裙上，题书数幅，然后悄悄离开。羊欣得此书法，日夜揣摩，书法益工，时人称“买王得羊，不失所望”。

王羲之书风对后代的影响

南齐享有盛名的书家当是王僧虔（426~485），为王羲之从兄王洽的四世孙，历宋、齐两期。齐高帝与其赌书，问他：“谁为第一？”僧虔说：“我书臣中第一，您书帝中第一。”时称善对。王僧虔的书法丰厚淳朴，点画精到，传世书迹有《太子舍人王琰帖》《御史帖》等。其子王慈、王志书风与其一脉相承，取法献之。王僧虔于泰始中任吴兴太守。“二王”父子曾先后任官吴兴，僧虔为族孙，又有善书名。

生活在陈、隋间的智永禅师（约510~610）为王羲之七世孙，吴兴永欣寺僧人。智永书法善楷、行、草书。据宋高宗《翰墨志》和冯武《书法正传》等书记载，智永妙传家法，书《真草千字文》八百册光大羲之书风，唐初虞世南即直接师承于他。

唐太宗李世民为《晋书》作《王羲之传论》，使王羲之书法得到前所未有的推广。宋代王著《淳化阁帖》刊行，“二王”的影响力更大，元、明以来的书家多以“二王”为溯源的对象。

唐代以来，楷书、行书和草书在王羲之的影响下发展、变革和发展，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

楷书一脉，初唐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均从王羲之的楷书中脱胎，到了颜真卿时，在王羲之的基础上糅入北朝刚烈之质，又加以“装饰化”，在笔画的两端强化形态，并转王字之“妍”为颜之“质”。

行书一脉，王羲之原本就有虎卧凤阙之“平和”和龙跳天门之“欹侧”两路，以后成为帖学两大派系的策源地。除前面提到的智永外，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蔡襄、赵孟、文徵明、董其昌等继承其平和秀逸一路，除王献之外，李世民、欧阳询、李邕、杨凝式、米芾、王铎等发展其欹侧跌宕一路。

草书一脉，大草从王献之到中唐张旭、怀素，将羲之草书之“纵逸”向前推进，在中唐形成狂草的浪漫书风；小草自献之后，孙过庭、米芾、赵孟等薪火相传，向“雅逸”方向拓展，使王羲之小草不断传承、演绎，形成了书法史上草书的又一脉络。

原载《经典湖州》，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