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关于人类对过去的认识，尤其是在历史研究当中，不同研究者习惯用不同的语言、概念范畴以及认知逻辑乃至社会背景去认识、判断和评价过去的历史，并使之有序化。在古代东亚世界，中国文明标准构成了各国文明发展的基本资源，因此古代东亚思维世界中存在着“中国中心”和试图摆脱“中国中心”的“自我中心”的思维取向。即便对现在的中国学者或是其他东亚各国学者而言，在描述古代东亚文明或本国古代文明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展开时，这两种基本的思维方法都不可回避且需要做出选择。
但近代西方的武力外交和近代文明强势地与东亚世界建立关联，割断了近代东亚与古代东亚世界的联系，使得另一种思维取向开始成为主流。如黑住真所指出的那样：“欧美的东西总是在其背后扮演着或褒或贬的观念强迫角色。这样东亚各地区的注意力实际上只集中于‘欧美和各自的自我’，而忽视了自己的周边和邻人。”
近代欧美的强势存在，导致近代东亚各国主动或被动地在“欧美和自我”思维方法下选择或重新界定自我文化和政治属性。
明治维新后，日本一方面以欧洲式的政治和文化标准构建一个近代国家，另一方面仍坚持日本传统的政治和文化特性。但不论明治维新所开启的近代国家进程多么成功，日本的历史传统与其模仿西方现实之间的割裂感始终存在。因此关于“欧美和日本”的思维方法，日本学界对此有着身处困境式和机遇式的挣扎和迎合。现实中的问题往往会促使人们向历史求证，这导致时间上紧邻日本近代的日本近世（江户时代）在近代日本的文化形态构建中一再被提及，即便在日本战后也是如此。日本学者期望通过对近世日本思想史的研究，对近代日本的构造变化起到内在支持或批判、矫正作用。正因为日本学界对近世日本思想史极为关注和极为主动，这反而导致他们对近世日本思想史的研究，存在着发掘史实和重新规划史实这两种有时并不能截然分得开的处理方法。
具体而言，对于近世日本思想史的研究，除一些日本学者直接否定儒学对日本的影响，并强调日本文化的固有性、自足性以外，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将儒学在近世的传播作为立论的基本前提。在承认儒学对日本有影响的基础上，近代以来日本学者多采用“儒教日本化”视角看待中国、儒学和日本以及西方的组合关系。
何谓“日本化”的研究方法呢？被视为日本思想史学科奠基人的村冈典嗣指出，日本思想史内容广泛，从儒、佛开始，西洋思想随后传入，基本上全世界思想都传入日本，但随后上述思想各自向“日本化”方向转变。进一步说，日本思想史作为学问存在的理由，在某种意义上不外乎以探究日本式的特性为目标。日本吸收外来思想，将其作为构成要素，其间总会发展成为日本特色，这就是日本思想史的目标。村冈典嗣指明“日本化”研究方法以探究日本式的特性为目标，这表明近代日本学者不愿再将近世日本思想史视为中国儒学的重复或延伸，相反，他们希望通过强调日本文化对外来思想文化体系的主体性选择和改造，以此阐释独立于外来思想体系的日本特性思想的形成。近代“日本化”研究方法不再纠结于上述“中国中心”和“日本中心”的平衡，而是直接选择了“日本中心”式思维取向，以此强化日本传统对抗西方的影响力。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日本很多学者在研究近世思想史时并不使用“儒教日本化”或“日本化”等字眼，但基本上仍通过强调日本文化的固有性以及主体性选择和改造外来思想体系等叙述方式，将思维的关注重点集中于日本特性的思想如何形成上，这种认知逻辑非常普遍。因此，广义上其仍可被视为归属“日本化”研究方法。
“日本化”研究方法把强调中国和日本的不同作为阐释日本独特性的逻辑起点。武内义雄在其《儒教的精神》中就贯彻了这种方法，“本书要先记中国儒教之梗概，明示其精神之所在，其次说明儒教传入日本，是如何日本化的”。武内义雄通过“日本化”研究得出的重要结论就是，忠孝虽然源自中国儒教，不过日本要比中国发达，忠孝因此成为日本国民道德的特色。“五伦的中心，虽被认为是父子之亲和君臣之义，后来又用忠孝二字称呼之；不过在中国，忠孝是完全对立的两个德目，有不少时候，忠孝且难两立。至于认为此二者是完全一致的东西，且谓忠孝不二或忠孝一本，这乃是日本国民道德的特色，是在日本所发达的思想。”在武内义雄看来，“日本化”使日本式忠孝一致思想形成，由此与中国儒教相区别，独特的日本儒教得以确立。
但“日本化”视角下的研究并没有止步于此。以高须芳次郎为例，其在《近世日本儒学史》中将国体、皇道、日本精神和日本主义作为“儒教日本化”的根本标准。清原真雄在其《日本思想史》中提出：“经过脱胎换骨和日本化以后，虽然作为素材仍是外国之物，但已经完全成为日本的思想。”在这些学者看来，在儒学所具有的宏大理论体系和对近世日本极强的影响力经过“日本化”后，儒学及其背后的中国都被边缘化，相应的日本特性居于中心。
“日本化”研究方法作为文化构建意图与中国、西方标准保持距离，通过儒学体系内日本独特性思想的展现，将日本传统合理化以服务于近代天皇崇拜意识形态。绪形康对此总结：“所谓‘儒教日本化’的理论登场以来，我们习惯于从儒教在日本的特殊的展开来捕捉江户时代思想，但这种观念是一个陷阱。”“‘儒教日本化’论着重‘儒教’的问题，但对‘日本’的自明性不加怀疑，儒教在日本的展开时所谓‘日本的’，只不过是依据近代日本的情况演绎和虚构的观念而已。‘儒教日本化’的论者们，针对近代以来儒学新的展开的结果而回溯到江户思想中，这种颠倒的过程，‘儒教日本化’的论者们配合的是近代以来国民国家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在“欧美和自我”思维影响下，这种“日本化”研究方法出于服务近代天皇崇拜意识形态的目的，选择坚守日本传统以平衡抗衡“欧美”在近代日本的全方位存在，为此日本学者重新规划近世日本思想史的呈现方式。
战后日本学界流行另一种“日本化”研究方法，即与中国保持距离，但与西方靠近，在“欧美与日本”思维取向内靠近、迎合西方标准。通过儒学体系内日本独特性思想的展现，阐释在近世日本近代思维自然和自觉的成长轨迹，从而与西方近代标准实现同一性，迎合日本模仿西方近代的现实。这实质上是借用西方近代文化标准规划江户时代日本思想史的演进方向，期望从历史纵深中说明近代标准在日本自然自觉之路，以此消除传统日本与西式近代标准的紧张感。这种研究以丸山真男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丸山真男借助滕尼斯关于共同体社会向利益社会转换以及鲍肯瑙关于封建世界向市民世界转换的理论，论证了朱子学在近世如何通过古学尤其是荻生徂徕进而通过国学者的批判而从内部解体，与此同时日本思想完成了从“自然”向“作为”的转换，这种转换被其视为日本近代思维成长的证据。
丸山真男为了消除西式近代标准与近代和战后日本社会的紧张感，将西式近代标准内在地置于近世日本思想中，不可否认其惊人的想象力和理论上的巨大解释力，其文化重构对推动战后日本进一步接受西式近代性也有作用。不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其漏洞也很明显，试想如果没有上述西式近代标准，那么近世日本思想还能如此明确地、主体性地朝着近代演进吗？欧洲近代性的形成是欧洲社会内部政治、经济和文化矛盾运动的结果，其间经历了反复曲折，而丸山模式仅仅通过近世日本学者对来自中国儒学的解构就巧妙地论证出日本近代性的主体性形成轨迹，毫无疑问这种类推、类比有过于简单之嫌！
显然，即便丸山真男本人对日本历史和日本思想也没有如此信心。丸山真男后来在其《日本的思想》著作中不断强调日本的思想贫乏、思维能力有限。但丸山真男巧妙地论证了日本近代的内源性方法，在战后美式标准主导日本社会的背景下，获得了极大的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学者的响应。众多研究者在不同程度上遵循着将近代文化源流内在地置于日本近世的丸山模式，有些近乎偏执地从儒教“日本化”的角度寻找日本近代思维“自然”演变的途径。如果列举这些人的研究著作，那将是一个很长的书单。丸山模式也得到美国现代化学派的呼应，美国学者贝拉的《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就是重要代表。美国现代化学派的基本主张就是日本的传统能自然自觉地演进到近代。
但战后这种“日本化”研究方法也遭到各方批评。中村春作指出：“这些代表战后日本思想史研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可以指出很多，但主要的是，这些论述不管是在什么立场上的论述，都有一种以日本近代的历史体验为前提，假借江户思想说出‘近代主体’的形成或作为‘另外一种近代的可能性’的态度在里面。……但不论是哪一种研究，其研究视野都仅限于‘日本近代’对‘西洋’的视野内，讨论者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要把问题的设定作为与东亚地域、思想的关系中展开。”战后日本学者将研究视角局限于“日本与欧美”，无视中国和东亚，这是其叙事和叙述越来越背离历史的原因所在。
上述用不同的语言、概念范畴以及认知逻辑所呈现的近世日本思想史，都是研究者对不同研究方法和认知逻辑主动选择的结果。如果细心考察则会发现，这些学者或学派越是积极主动构建关于近世日本思想史的“语法”，越是想让自己的结论有序化，近世日本思想史就越是呈现支离之态。因此，今后近世日本思想史的研究，一方面需要重新审视那些被研究者所明确的结论，另一方面需要恢复历史实证性的研究，切勿引入过多现实视角。本书不算是鸿篇巨制，仅选取日本朱子学的确立这一历史片段予以历史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