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本书从环境社会学的视角反思“海洋捕捞”这一人类作用于海洋的环境行为，研究的主题是海洋捕捞方式的转变及其原因与影响。现实生活中，捕捞方式的外在表现是海洋渔民的生产活动，其内在结构却与渔民所在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紧密相关。因此，依据研究主题，笔者将从环境行为的社会学相关研究中寻求关于探究海洋捕捞方式的分析视角，从关于自然资源的管理理论中找到理论对话的切入点，从关于海洋捕捞的相关研究中找到具体分析的要素，并在这三个综述的基础上借助于社会行动理论建构本书的分析框架。

2.1.1 主体性与选择性：社会学关注环境行为的两个基点

2.1.1.1 社会学关注的环境行为类型

从当前已有的环境社会学研究文献来看，关于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主要可分为三种：①围绕“环境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理论性探讨，主要关注研究范式问题（Catton & Dunlap, 1978a, 1978b; Buttel, 1978；吕涛，2004；江莹，2005）; ②围绕环境问题本身进行的研究，关注“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社会影响”（饭岛伸子，1999；洪大用，2001；沈殿忠，2004；李友梅、刘春燕，2005），或者是注重人的环境认知、环境态度、环境价值观等方面的内容（王民，1999；马戎、郭建如，2000；王俊秀，2004a, 2004b；洪大用，2005；约翰·汉尼根，2009；鸟越皓之，2009）; ③环境行为的社会学研究，即从行为的视角透视环境问题，挖掘问题背后的社会运行逻辑。

相比较而言，笔者关于环境行为的研究更倾向于与传统社会学进行对话，并继承传统社会学中以“社会行动”为对象的研究视角。

“社会行动”被经典社会学家定义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及研究的出发点。如果用“社会行动”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学概念去透视水污染问题，就很容易透过并抛开形形色色的污染现象，直接观察人的问题。事实上，水污染就是人们行动不当的后果。试以频频出现的水污染事件为例，水污染之所以会发生，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是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污染事件中主要利益相关各方行动的结果。（陈阿江，2010: 64）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环境行为的社会学研究不仅看到了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因素，更关注到了环境问题中人的作用。而在其他两类的环境社会学研究中，“人”是从属于“社会”的，是被动的。因而，这些研究往往只注重探究社会因素对自然环境之变化的影响，而忽视了具有能动意识的人的主体性因素。行为视角的研究则不仅注重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而且通过“行为”这一中介将社会、人与自然环境相互联系起来，凸显了在不同情境下行为类型的可选择性。

国外最早关于环境问题的探讨就起源于对环境行为主体的研究。综观国外关于环境行为的已有研究，有两个重要的起源。

（1）源于自然资源管理的经济学研究。由于工业生产和消费对环境影响显著，经济学家集中关注在人类经济领域中影响环境行为的原因。在众多经济学家的研究中，英国的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和美国的科斯（Ronald Harry Coase）的观点被认为是论及环境问题的代表性理论，即环境经济学中最著名的“庇古税”（Pigouivaintax）和“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尽管社会学界对他们基于“经济人”的假设提出了批判，但税收杠杆和明晰产权是当前世界各国政府调控人们环境行为选择时的主要手段。

（2）源于环境意识的拓展研究。最初是心理学研究环境意识的影响因素，扩展到社会学界之后，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如美国社会学家费雷（Firey, 1945）关于波士顿地区土地使用的实证研究，指出环境要素既有经济价值，也有象征文化的价值，并且阐释了这种象征性的环境文化价值是如何影响人们的土地使用模式，从而影响社区的结构分布和社会构成的。之外，有研究表明：公众自身拥有的价值观（Inglehart, 1977）、人们对健康风险的认知（Pierce, Lovrich, Tsurutani Abe,1987）、组织影响、政策倡导和正义感的约束（Blamey, 1998）等因素会影响人们的环境行为及心理动机。

与经济学家“经济人”假设不同，社会学家坚持在“社会人”的前提下，考虑广义的社会领域中人们在社会交换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他们认为，尽管经济手段可能使经济主体之间达到利益的均衡，但在某种市场“合法性”的外衣下纵容了破坏环境的行为，环境恶化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相反这种纵容使破坏环境的行为更加隐蔽，使自然生态环境面临崩溃的风险，也使环境问题更加严重（吕涛，2004: 57）。

与“经济利益”一样，“环境意识”也只是影响人们环境行为选择的一个因素。依据不同标准，现实生活中具体的环境行为可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崔凤、唐国建，2010a）。不同的社会因素在不同类型的环境行为选择上具有不同的作用。例如，就“经济利益”和“环境意识”而言，前者在生产型环境行为选择上的作用明显，而后者的影响则更多地体现在生活型环境行为的选择上。

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先是从人的生产活动开始的。人通过生产活动从自然界中获取生存资源，之后通过生活消费将资源以各种形式返回到自然界。因此，当前已有的关于环境行为的社会学研究大多围绕生产型环境行为和生活型环境行为进行。

首先，关于生产型环境行为的探究主要是从人们的生产方式入手，探讨各种生产方式与对应的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联。对此，在理论层面上，Schnaiberg等人（2002）的“生产跑步机”（the treadmill of production）理论、马克思的“代谢断层”理论（Foster, 2001）等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中国国内的研究则更多地体现在某一具体的生产方式选择及其影响上。如麻国庆（2001, 2005）关于牧区生产方式与草原生态问题之间关系的研究；荀丽丽、包智明（2007）关于政府应对草场退化问题所采取的生态移民政策研究；陈涛（2010）在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视域中研究了大公圩河蟹养殖的产业转型问题，分析了技术、社会组织、生态资本、生态精英、地方知识等因素是如何影响人们选择不同类型的河蟹养殖方式的。

其次，关于生活型环境行为的研究除了关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外，最主要的是在日常生活领域中挖掘人们选择不同性质的环境行为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如王芳（2007）基于理性选择理论探究了城市环境污染事件中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行为选择问题；陈阿江（2000, 2007, 2008a, 2008b, 2008c, 2009a, 2009b, 2010）关于水污染的系列研究，则在描述日常生活情境中水污染事件的基础上，运用“外源污染和内生污染”等概念模型分析了污染事件中人的行动、人行动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围绕利益相关者在水污染事件的发生发展历程中的行为表现，挖掘人们行动背后的深层次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的运行逻辑。

总之，不管是以何种方式研究环境行为，行为主体以及行为的可选择性是社会学探究的两个基点。对主体性的强调是肯定人在生产和生活中的能动性，而对行为的选择性探究则将社会和自然环境作为外在于人的客观条件，并据此观察它们对行为主体的影响。

2.1.1.2 作为一种环境行为类型的海洋捕捞

社会学关注环境行为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在这几十年的发展中，环境社会学研究者们除了在努力构建环境社会学这一学科体系外，也展开了对不同类型的环境行为的经验研究。

从现实中各类环境行为的研究成果可知，环境与社会之间建立相互关系的中介是人们的环境行为，环境问题是人们的环境行为造成的不良客观结果。环境问题的利益相关者往往都是环境行为的主体，而各式的生产活动就是对社会与环境产生的具体的环境行为。因此，这些对不同类型的环境行为的研究都是围绕行为主体行为选择的原因以及行为对社会与环境的影响这一主题展开的。

本书所探讨的海洋捕捞，作为海洋渔民的主要生产方式，也是一种环境行为类型。由于海洋不如陆地那样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空间，海洋渔业也不如种植业那样是人类粮食的主要来源，因此，当前已有的关于海洋捕捞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屈指可数。同时，由于海洋捕捞主要发生于海洋空间，相对来说研究者进行经验性的实地考察是比较困难的。这也是研究成果较少的重要原因。

但是，作为一种类型的环境行为，海洋捕捞与其他类型的环境行为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其中两个最重要的特征决定了社会学研究者可以像考察其他类型的环境行为那样去研究海洋捕捞。首先，海洋捕捞的行为主体——海洋渔民与农民、牧民一样主要生活于陆地；其次，海洋捕捞所需要的各种社会条件和活动的结果也主要发生于陆地（如渔船的制造、渔获物的交易等）。因此，与海洋捕捞相关的各种社会因素都会影响到人们选择不同的海洋捕捞方式；而考察这些因素与捕捞活动之间的关系，则不一定要到海洋空间中去。

因此，借鉴已有的关于环境行为的各项研究，本书是以海洋捕捞为主题探讨海洋渔业资源枯竭问题的，以寻求人类社会与海洋环境之间的永续依存。所以，主体性和选择性也是本书探究海洋捕捞的两个基点，而前人关于环境行为研究所采用的产权分析、行动者研究、生产方式的探讨、利益相关者分析等则为本书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和分析路径。

2.1.2 产权与全球化：公共资源管理的相关研究

2.1.2.1 “公地悲剧”：关于公共性自然资源的经典理论

海洋渔业资源具有两个基本特征：①海洋中的鱼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而且它是自我更新的，无需人的放养和维护；②如果一个渔民为防止过度捕捞而放弃追赶鱼群，那么这个鱼群就会被别的渔民捕获（Shapiro, et al.,1971: 489－490）。因此，海洋渔业资源是一种典型的公共性自然资源。

海洋捕捞就是作用于具有公共性的海洋渔业资源的一种环境行为。目前关于公共性自然资源的使用与管理的最经典理论，莫过于“公地悲剧”理论及其所衍生出来的一系列观点。

“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是加勒特·哈丁在探讨人口增长与公共资源利用的关系时所提出的一个理论观点。以开放的公共牧场为例，哈丁假定：①牧场的承载力是有限的；②每一个个体牧民都是理性的，那么，每一个牧民的理性选择终将导致牧场的崩溃，即“公地的自由使用权给所有人带来的只有毁灭”（Hardin, 1968）。哈丁将这种成本公共化（commonized cost）而利润私有化（privatized profits）的行为喻为“CC－PP游戏”，并且认为这种游戏在所有的公共领域中都存在（加勒特·哈丁，2001a: 376～392）。面对“公地悲剧”，哈丁认为人口问题不能依靠技术来解决，它需要道德的伸张，因此实际生活中避免悲剧的途径是“采取拒绝公地分配机制的行动”（加勒特·哈丁，2001b: 145）。

因哈丁独到的见解，“公地悲剧”很快就在学术界激起了广泛的讨论。其中最富有现实成就的是埃利诺·奥斯特罗姆在“公地悲剧”的基础上所开展的公共政策理论研究。在奥斯特罗姆的研究中，“公地”一词被喻为“公共池塘资源”（common-pool resources），指“一个自然的或人造的资源系统。这个系统大得足以使因使用资源而获取收益的潜在受益者的成本很高”。这种资源类型具有三个特征：①是可再生的而非不可再生的资源；②资源是相当稀缺的，而不是充足的；③资源使用者能够相互伤害，但参与者不可能从外部来伤害他人（埃利诺·奥斯特罗姆，2000:48～52）。正是由于这种特征，除非存在着强制或其他某种特殊手段促使个人为其所在的群体的共同利益行动，否则理性的个体选择必然会导致“公地悲剧”。为此，奥斯特罗姆及其合作者提出，在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必须通过增强人们的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能力，采取多中心的制度安排来应对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问题（埃利诺·奥斯特罗姆、拉施罗德、苏珊·温，2000）。

从公共池塘资源的特征来看，海洋渔业资源是一种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因此，渔业管理需要地方居民和现有政府机构之间的共同合作（Ostrom, 2008）。这一观点成为渔业的共同管理模式（Co-management Fisheries System, CMFS）的主要理论依据。CMFS强调渔业社区、渔民、政府机构、渔业科学家等海洋捕捞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管理，这在现实中体现为具体形式的多中心制度安排。案例研究显示，共同管理作为一项提高渔业管理效率的战略促进了当地社区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Campbell, et al., 2009）。一个有效的共同管理制度，是机构建设的问题、政府和渔民之间建立信任关系的问题（Vos, Mol,2010），它的有效实施需要多种力量和多种要素的共同作用，如社区参与、渔业科学专家的意见、政府渔业管理部门的权力下放等（Corten,1996; Symes, 1997; Iwasaki-Goodman, 2005; Makino, et al.,2009; Ebbin,2009;Gutiérrez, Hilborn & Defeo,2011; Nasuchon & Charles, 2010；曾淦宁、叶婷，2009）。

相比于其他两种当前主要的渔业管理模式，即基于社区的渔业管理（Community-based Fisheries Management, CBFM）（Sidney, et al., 1971）和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Ecosystem-based Fisheries Management, EBFM）（FAO, 2003; Curtin, Prellezo, 2010）, CMFS更加关注海洋渔业资源使用中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在渔业资源的使用权上主要通过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共同协商来决策和实施。

2.1.2.2 从区域到全球：海洋渔业资源公共管理中的缺陷

已有的研究表明，产能过剩或过度投资（overcapacity or overcapitalization）是海洋渔业管理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Iudicello, Weber, & Wieland, 1999: 9）。也就是说，如果任由海洋渔民自由选择的话，那么，公共性的海洋渔业资源必然面临“公地悲剧”。因此，为避免“公地悲剧”，就必须对海洋捕捞进行人为的干预。从现实情况来看，CBFM和CMFS这两种管理模式因为将管理主体放在区域及其利益相关者身上而具有了实施具体措施的基础，EBFM则由于实施的代价过高，以及在取舍上难以界定等原因而未能在现实中得以实施（Hilborn, 2011）。事实上，迄今为止，EBFM主要还是停留于规范模型的提出与建设阶段，具体的工作主要由FAO等联合国相关组织在负责，而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国家和地区更多的是将EBFM视为一种管理的信念。小规模的试验检验结果也表明，EBFM在实践层面上还存在诸多缺陷（Pitcher, et al.,2009）。

但是，由于人类海洋捕捞能力的不断提升，海洋渔业管理从区域管理上升到全球管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这一趋势也与海洋渔业资源的流动性是相吻合的。国际性的海洋渔业合作管理模式已经出现，如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其相关条例所制定的一系列关于海洋渔业管理的法律法规，基于专属经济区制度的海洋渔区划界问题，以及对传统“公海捕鱼自由原则”的更改（高健军，2005: 38）。其中，FAO制定的《渔业管理者指南：管理措施及其应用》（2002）、《公海深海渔业管理国际准则》（2009）等一系列管理措施构成了当前国际海洋渔业管理模式的主要内容。从管理模式的内容看，这种模式显然是建立在已有的三种管理模式相结合的基础上的。

然而，全球海洋渔业资源日趋枯竭的事实表明，当前已有的各种管理模式至少在实践层面上都存在着巨大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不加区分地将陆地上公共性资源的管理模式照搬到海洋渔业资源上。当前，应对“公地悲剧”最核心的措施就是明确资源产权，然而，这种对陆地公共性资源行之有效的措施对海洋渔业资源却未必有效。这是因为海洋渔业资源与陆地上大多数公共性资源有着本质性的差异。

本书认为可以通过研究海洋捕捞方式的转变来明晰这个缺陷。因为管理模式是否行之有效，最终都将体现在海洋捕捞的执行者——海洋渔民的身上。所以，从海洋渔民的立场来审视现有的这些管理措施，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管理措施在实践中的不足。

2.1.3 从环境到文化：有关海洋捕捞的经验性研究

2.1.3.1 海洋捕捞的影响因素研究

作为一种生产活动，海洋捕捞的对象是海洋渔业资源，其方式的选择涉及渔业经济管理、渔业生产组织、渔村习俗、渔民的心理和习惯等。因而影响海洋捕捞的因素既有社会、环境的因素，也有人的因素。前面所阐述的海洋渔业管理就是当前影响海洋捕捞活动最主要的社会因素。这也是为什么当前世界各国对渔民的海洋捕捞活动，主要采取的是制度上的控制。此外，已有研究显示下面的这些因素也对海洋捕捞具有重要的影响。

（1）全球海洋环境的变迁以及全球化是影响海洋捕捞活动的重要因素。首先，海洋捕捞业中的自然系统实质就是以海洋环境为依托的渔业生态系统（Charles, 2001）。研究表明，全球气候变化所引起的海洋环境变化不仅直接影响到捕捞的产量和效益等经济发展问题（Finney, et al.,2000; Pörtner & Farrell,2008），而且也会影响到海洋生物的多样性（Worm, et al., 2006; Stokstad, 2006）。其次，全球化对海洋捕捞活动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分析全球化对世界渔业资源的影响需要对环境、经济、政治和文化进行交叉和综合研究。要想有效地解决未来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性问题，就必须考虑到全球化的驱动因素及其对渔业生态系统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涉及与海洋环境变迁相关的渔业生态系统，又涉及与海洋产业结构相关的市场变化和经济评估（Taylor, Schechter and Wolfson, 2007）。

（2）渔民的心理特征和渔村的文化习俗在具体的海洋捕捞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海洋渔民是指以海洋捕捞为主要生计方式的一群人。渔村作为渔民的生活聚集地，是证明“渔民群体是一个社会”的依据。当前关于海洋渔村和渔民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海洋渔村发展和渔民生计的问题研究（任广艳、陈自强，2007: 25～28；同春芬、王书明，2008），此类研究主要关注海洋渔民的生计问题，即海洋捕捞业的衰落对渔村、渔民的影响。当前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渔民“失海”。FAO（1971）认为采用渔民合作社的管理方法，有助于解决此类问题。而中国政府和学术界更多的是以渔民的转产转业来应对“失海”问题（居占杰、郑方兵，2010: 97～99；李萍等，2009: 79～83；李志国等，2008: 18～20；麦贤杰、乔俊果，2006: 8～10；王剑、韩兴勇，2007: 16～18）。此外，有研究者指出，作为捕捞活动的主体，渔民及其知识在渔业管理上的价值应该受到重视（Haggan, et al., 2007），“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就是要通过政策将个体渔民捕捞活动的外部性内在化”（杨美丽、吴常文，2009: 12～15）。

二是关于海洋渔村的文化习俗研究，包括渔村的民族志研究（彭兆荣，1998）。此类研究主要从海洋与人的关系角度审视人类的海洋开发活动，认为人类的海洋开发史就是海洋文化的形成过程。作为海洋开发史中最悠久的活动，人类海洋捕捞活动不仅产生出了丰富多样的文化习俗，而且文化习俗反过来也在不断地调整着人们的日常捕捞活动。尽管关于海洋文化的定义存在争议（徐晓望，1999: 11～12；杨国桢，2001: 5～6），但与海洋捕捞活动相关的具体的海洋文化研究成果较多，主要包括：①以人类技术活动为核心的海洋文化研究，关于海洋鱼类的生活习性、水生栖息地的测量方法、水声学，以及航海、探测、拖网、造船等科学技术知识如何影响海洋捕捞的发展进程（Tucker, 1998; Nielsen & Johnson, 1983；黄其泉等，2010: 38～40；胡刚等，2010: 60～62；卢昆，2010: 138～143）。②以与海洋相关的人类精神活动为内容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研究。人类的海洋观、海神信仰、渔家文化等狭义上的海洋文化对人类航海和海洋捕捞活动过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面对浩瀚而凶险的大海，海神信仰中的诸种祭祀仪式能够消除渔民心理上的紧张与不安，增强渔民走向海洋的信心和勇气（王荣国，2003: 112～120）。③以区域发展为中心的海洋区域文化研究。所谓海洋区域文化是指“该地的经济与海外贸易有密切的联系，或者说，该地主导产业，都是与海外贸易相关的产业，假使一旦断绝海外贸易，该地的经济就会大幅度地衰退，甚至崩溃”（徐晓望，1999: 19）。如“山东沿海地区海洋社会经济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他们的生计模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知识结构、行为规范乃至宗教信仰”（张彩霞，2004: 219）。

2.1.3.2 海洋捕捞的综合分析

海洋环境是海洋捕捞活动开展的物理基础。因此，特定海域的物理环境及海洋渔业资源的特征就成为该特定区域的海洋渔民选择捕捞方式的前提。所以，海洋环境的变迁以及海洋渔业资源等特征对海洋捕捞方式的转变具有基础性的影响。

在人类海洋开发活动中，海洋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如轮船、渔网等是人类进行活动的工具，而海洋文化中的精神文化如航海术、海神信仰、渔家习俗等则是人类选择活动的依据。只有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对海洋文化的形成以及它对人及其行为的影响进行深入的理解。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海神信仰、渔家习俗、海洋观等是渔民行为选择的心理依据，是渔民社会群体认同的基础，也是渔民个体心理自我认同的基础。因此，与海洋捕捞相关的技术工具和支持捕捞活动的宗教习俗、祭祀仪式等是本书研究的两个重要内容。

总之，海洋捕捞业的发展问题不仅是渔业资源、捕捞工具、渔业管理等问题，也是全球渔业经济能否持续发展、海洋渔业生态系统能否保持平衡、渔村能否延续、渔民能否生存的问题。诸多微观的案例研究显示，影响海洋捕捞活动的社会因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如与海洋捕捞直接相关的水产品出口业受到海洋环境的影响（雷明、钟昌标，2007: 18～22）；区域海洋产业结构的调整及整体的发展规划会直接影响海洋捕捞业的发展（刘宏滨，2003: 37～40；纪建悦等，2007: 96～102；慕永通，2005:1～5；梁仁君等，2006: 108～112）；海域内的生物资源问题会影响到捕捞量和捕捞种类的变化（晁敏等，2005: 51～55），等等。因此，关于捕捞方式的影响因素需要从生态环境到社会文化等多层面进行综合性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