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5世纪英国的议会政治在中世纪的历史舞台上留下了一道奇特的风景线。如果考虑到当时世界各国普遍实行封建君主制的历史事实，特别是考虑到毗邻英国的欧陆各国正在迈向绝对君主专制的时代背景，这一景观尤其惹人注目。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它是不可思议的。它的出现既有深层次的文化传统根源，又是与特定时代所提供的各种偶然条件分不开的。

就前者而言，它是英国悠久的政治协商传统发展的逻辑结果。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英国在走出野蛮时代、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时，保留了较多的原始民主遗风。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政治协商议决国家大事的原始习惯，一直未间断地保持下来。虽然自国家产生以后，权力日益集中于国王手中，由全体自由人参加的民众大会已无法召开，但是，重大事务从未由国王一人独断，而是通过一定形式的政治协商会议来做出决定。

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国，政治协商是通过贤人会议来实现的。那时，制定、颁布法律须经贤人会议审议通过；征收丹麦金、海德税须经贤人会议批准；重大案件须由贤人会议审判；甚至连王位继承人选也必须征得贤人会议同意。尽管贤人会议仅仅由教会和世俗界的贵族组成，其社会基础十分狭窄，但它毕竟囊括了当时英国经济上最强大、政治上最成熟、文化上最具影响力的两大社会势力。通过贤人会议，国王把主要社会资源集中在自己的周围，从而有助于强化自身的合法性和统治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贤人会议是国王的统治工具。但是，国王利用贤人会议进行统治的过程也是贤人会议参政议政即分享国家统治权的过程。这样，借助于贤人会议协商制度，古代原始的民主议事习惯在一定范围内被保存下来，并通过盎格鲁－撒克逊王朝数百年的实践，形成英国的一种政治传统。

诺曼征服后，随着封建制度在英国的迅速确立，贤人会议退出了历史舞台，御前大会议代之而起。虽然从组织原则上讲，大会议是一个按照封主－封臣关系由国王的直属封臣组成的封建机构，俗称国王法庭，但从实际职能来讲，它也是一个兼有咨询、行政、立法、司法等多种职能的综合性中央政治机构，与贤人会议并无二致。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英国的封建制度是在诺曼征服的直接影响下确立起来的，所以英国的王权较为强大，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地位，是名副其实的全国最高、最大的封建主，而其余的封建大贵族无人能够单独与之抗衡。这种特殊的阶级力量对比结构，决定了英国的封建大贵族在处理与国王的利害冲突时，总是采取联合对抗王权的斗争方式，而且除必要时诉诸武力外，主要方式是利用大会议进行政治斗争。他们借出席大会议之机，提出个人要求，影响政府决策，维护自身利益，甚至进而争取控制国王政府。反过来，国王的力量虽然远远超过任何单一大贵族，但却不足以压倒大贵族集团的联合力量，因而不得不经常召开大会议（每年召开三次），坐下来与他们协商议决国家大事。这样，形成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政治协商传统便在大会议身上找到了新的物质载体，得以不间断地保持下来。

大会议的政治协商功能在12世纪后期亨利二世的改革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那时，在每一项改革措施出台之前，亨利二世总是首先召开大会议，与教俗大贵族共同协商，制定有关法令，然后自上而下推行于全国。在充当亨利二世改革工具的过程中，大会议的封建法庭色彩越来越淡化，其政治协商功能进一步强化。

进入13世纪，由农村骑士和城市市民构成的中产阶级迅速崛起，成为社会各界公认的一个新的“有影响的阶级”。于是，国王不得不扩大政治协商范围，邀请平民代表出席大会议。新鲜血液的注入使大会议脱胎换骨，演变为议会。与此同时，大会议的政治协商功能也由议会继承下来，成为议会与生俱来的原始性能之一。

再后，历经14世纪的创造性发展，议会获得了参与立法、控制税收和批评监督国王政府的政治权力，建立起一套行使这些权力的程序规范，成为国家政治上层建筑中一个不可或缺和相对独立的权力实体。于是，一套政治协商机制开始成形。

这样，经过近千年的历史积淀，政治协商传统及其必要的运行机制便以超前的方式在英国确立起来，并由此孕育出了重大事务应当协商解决的社会文化理念。在议会产生之际，亨利三世及其大臣们多次提到：“涉及大家的事务应当与大家协商决定。”此外，政治上成熟的贵族和新兴中产阶级也自觉应当享有被协商权，尤其在战争、征税等事务上。据记载，在平民代表进入议会之前，各地骑士和市民多次以“未参与协商和决定”为由抵制国王和大会议的征税命令。这种悠久的协商传统、初步成形的议会协商机制和相应的文化理念为中世纪晚期英国议会政治的出现奠定了历史基础。

就后者而言，15世纪英国议会政治的产生又是由下列特定历史机缘所决定的。

那时，兰开斯特王朝继位权根据不足，主要依靠军事胜利推翻了安茹王朝末代国王理查德二世才得以继承王统，由此决定了它必然求助于议会的支持来弥补合法性方面的缺失。该王朝的开国君主亨利四世原是一位公爵，系王族旁支，因权力之争被理查德没收地产，驱逐国外。他经过数年筹划，重返英国，首先以武力击败和俘虏了理查德，并利用理查德签发不久的议会宣召令，宣布召开议会，然后逼迫理查德签署退位声明。

1399年10月6日，一届“非常议会”开幕，当时王座虚空，也没有正式的主持人，亨利作为一名普通公爵坐在贵族席上。约克大主教首先宣读了理查德的退位声明，“非常议会”以“各等级和全国人民”的名义表示接受，并列举了理查德违背加冕誓言、恐吓法官、将自己提名的人塞进议会、将王室地产授予卑鄙小人、自称有权任意支配臣民的生命和财产等种种专制罪行，宣布将其废黜。亨利随后站起来，一边用手在胸前画着十字，一边在坎特伯雷大主教阿伦德尔的引领下走上前坐在了虚空的王座上。为了寻找合法根据，亨利宣称自己的母亲是亨利三世的长子爱德蒙·克劳奇贝克的后代，因而有权继承王位。按照封建世袭制理论，这一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等于宣布自亨利三世之后的四位国王都是非法的，所以，“非常议会”虽然作为一个既成事实承认了亨利的新国王地位，但对他阐述的继位资格并未明确认同，相反，有一位主教还公开提出抗议。最后，阿伦德尔只能采用弥撒布道形式和使用含糊不清的语言绕过了继位权合法性问题，宣布“上帝提供了一个人将统治他的人民”，这才勉强完成了这次王朝更替。

随后，亨利四世以正式国王的身份召开了第一届议会，会上，亨利四世的儿子被晋封为威尔士亲王和确定为未来王位的继承人。

至此，议会才以迂回的方式含蓄地承认和接受了兰开斯特王朝。不过，新王朝的合法性问题并未根本解决，所以，到亨利五世当政时，仍有人密谋劫持马奇伯爵到威尔士，宣布其为理查德二世的正当继承人，甚至晚至亨利六世时期，约克大公还公开声称自己比兰开斯特家族中人更有资格继承王位。

由于缺乏正统主义所要求的充分继位资格，亨利四世当政后，王位长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旧王朝残余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频频发动叛乱，阴谋复辟。亨利四世即位刚满两个月，莫尔克主教和拉特兰、肯特、亨廷顿等一批贵族就举兵反叛，企图推翻立足未稳的新王朝，叛军一度占领了亨利的驻营地温莎城堡，多亏亨利事先得到消息提前逃离温莎才幸免于难。本来支持亨利夺权的几家名门望族因拥戴之功未获报偿，很快便与新王朝离心离德，甚至反目成仇。

帕西家族曾为亨利登上王位立过汗马功劳，但不久便发现，改朝换代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桩得不偿失的赔本买卖。新王朝命令他们戍守北部边区，不到三年耗资六万英镑，亨利四世不但拒绝给予经济补偿，而且怀疑他们拥兵自重，图谋不轨。双方关系迅速破裂，帕西指责亨利四世违背了当初回国时做出的旨在收回自己的领地而不夺取王位的承诺。

在西南地区，原威尔士诸侯后裔欧文·格伦道厄乘机发动了反英吉利人的民族起义，到处劫掠英吉利人聚居的城市和城堡。亨利四世于1401年和1402年两次出兵镇压，均大败而归。反英起义浪潮迅速席卷威尔士全境，致使西南边境长期骚乱不靖。法国政府视亨利四世为篡位者，不时派遣小股军队或怂恿海盗劫掠沿海地区，挑唆苏格兰人侵扰北部边境。亨利四世试图通过将理查德的遗孀送回法国以改善两国关系，结果不但徒劳无益，反而使法国宫廷解除了后顾之忧，从而更加肆无忌惮地支持兰开斯特王朝的反对派。

1403年，格伦道厄与帕西集团的诺森伯兰伯爵建立同盟，公开拥立马奇伯爵为英王，并达成瓜分英格兰的秘密协议：英格兰的北部由诺森伯兰统治，西南部划入威尔士，其余部分归马奇伯爵。法国乘机浑水摸鱼，派遣军队进入威尔士。宗教界也推波助澜，约克大主教斯克罗普发表宣言，谴责政府无能、赋税沉重。新王朝一度岌岌可危。

亨利四世使尽浑身解数，用了五年时间，直到1408年才基本粉碎了这一反对党联盟。但格伦道厄遁入威尔士山区，继续负隅顽抗，一直是亨利四世的心腹之患。动荡不安的时局、巩固王位的需要，迫使亨利四世不惜通过政治让步来换取议会两院的支持，结果在英国史上留下了一个“跛足国王”的形象。

继任国王亨利五世出身行伍，才能出众，当政时风华正茂，深孚众望，但他雄心勃勃，热衷于弘扬国威的英雄业绩。他不满足于仅仅做英格兰这个蕞尔岛国的国王，梦想着把法兰西的王冠也戴在自己的头上。

为实现这一不切实际的目标，他宁肯置国内政治后果于不顾，即位后不久便重启休战多年的百年战争，先后三次御驾亲征，其中第二次远征长达三年之久。由于他几乎把全部精力和时间都投向了大陆战场，国内统治只得全权委托给谘议会，连议会的召开也不得不经常由他人代为主持。尽管亨利五世凭借杰出的军事天赋赢得了空前的战争胜利和崇高的民族威望，但他不得不为此付出沉重代价。连年的征战造成财政亏空，债台高筑，致使政府须臾离不开议会的财政帮助，议会因此而成为国内最强大有力的机构。

1422年，亨利五世英年早逝，刚刚出生9个月的亨利六世被抱上王位，王权的虚弱为议会和谘议会发挥政治作用提供了大好时机。大概亨利五世生前已预感到自己百年之后有可能王权旁落，所以在弥留之际将王太子托孤于格罗塞斯特公爵，为此而晋封后者为护国公，以免王权沦为谘议会和议会的傀儡。谘议会对此意图似乎有所觉察，在召集幼王统治时期的第一届议会时，特意以“国王和谘议会”的名义颁发宣召令，格罗塞斯特不是作为护国公而是作为一名普通公爵像其他贵族一样奉诏与会，此举旨在告诉格罗塞斯特：护国公的权威低于谘议会。

而且，在议会开幕前夕，谘议会还召开特别会议，确定了“护国公必须在谘议会的同意下行使其职权”的基本原则，从而避免了护国公“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集权局面的发生。在长达20年的幼王统治时期，由议会任命和控制的谘议会掌管着全部国家政务。

亨利六世成年后躬亲理政，试图重振王权，但他身体羸弱，才智平庸，心有余而力不足。加之当时正值英国的多事之秋，黑死疫、灾荒、凯德农民起义接踵而至，地方贵族纷纷蓄养家兵，家族战争此起彼伏。

在国外，自亨利五世去世后，百年战争的局势便急转直下，英军节节败退，最后以英国的失败而告终。数以万计的士兵从大陆战场返回国内，生活无着，只能靠打家劫舍为生，这进一步加剧了国内政局的动荡。天灾人祸令本来就无力驾驭局势的亨利六世穷于应付，他最后因身心交瘁而精神失常，先后两次昏倒在地，不省人事，后来虽然勉强恢复了神智，但一直精神恍惚，不能理政。因此，议会及其控制下的谘议会得以长期执掌国家权柄，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1455年后因约克集团和兰开斯特集团争夺王位而爆发的玫瑰战争，客观上也是该时期议会政治产生的有利条件。在长达30年的内战期间，交战双方互有胜负。一旦某一集团在战场上获得胜利，便马上召开议会，以利用议会的政治权威及时把军事成果转变为政治统治权。在交替充当两大集团政治工具的过程中，议会的地位和作用也于无意之中得到了提高。

综上所述，英国中世纪晚期的议会政治是英国独特的政治协商传统、议会协商机制及相应的文化理念等长时段因素和造成王权虚弱的各种与特定时代和个人有关的短时段因素共同缔造的历史早产儿。

如果说前者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的话，那么后者则体现了历史的偶然性，换言之，它是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综合产物。这一历史景观生动地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看似偶然的现象，其背后都隐藏着某种必然性；反过来，一切被认为是必然的历史存在，无一不是借助偶然机遇才出现的。必然和偶然总是如影随形、不可分割的。唯其如此，人类才有了既五彩缤纷又井然有序，既变化无穷又有规律可循的大千历史和花花世界。

然而，这种重弹折中主义老调的一般结论是难以令人满意的，也非本文的最终目的所在。因此，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我们虽然肯定历史传统、历史基础之类的长时段因素是这一历史现象产生的必要前提，但它们仅仅提供了该历史现象出现的可能性即应然性，而要将可能变为现实、将应然变为实然，必须借助各种短时段因素所构成的偶然条件。

明言之，英国的政治协商传统、议会协商机制和相应的文化理念虽然决定着议会政治迟早有一天会出现于英国，但它们决定不了议会政治必然出现于中世纪晚期的15世纪，决定后者的无疑是由当时各种具体的特殊条件和个人因素组成的历史机缘。就此而言，中世纪晚期英国的议会政治是一种历史偶然现象。它告诉我们，偶然因素也是一种应当给予充分重视的历史决定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