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体论的历史嬗变和超越

本体论一词，英文为ontology，由存在（onto）和学说（logos）两词演化而来，源于希腊文óυτσλοrια，意即“关于存在的学说”。后来，正式解释本体论的是德国哲学家郭克兰纽和沃尔夫。沃尔夫把本体论看成与“第一哲学”相同的、关于一般存在的理论。冯契先生主编的《哲学大辞典》对本体论也做了考察，他指出：“马克思以前的哲学所用的本体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广义指一切实在的最终本性。这种本性需要通过认识论而得到认识，因而研究一切实在的最终本性为本体论，研究如何认识则为认识论，这是以本体论与认识论相对称。从狭义说，则在广义的本体论中又有宇宙的起源与结构的研究和宇宙本性的研究，前者为宇宙论，后者为本体论。”要想把握本体论的真正面目，必须搞清它的历史嬗变和超越。

人类的理性思维总是要探索人与世界的关系，追索人及人之外存在的原因及始基。这是因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从原始人的多神论到古希腊的元素论，标志着人类对本体的思维实现了从神话到哲学的历史性转变。亚里士多德指出：“初期哲学家大都认为万物唯一的原理就在物质本性。万物始所从来，与其终所从入者，其属性变化不已，而本体常如，他们因而称之为元素，并以元素为万物原理。”古希腊的泰利士把水、阿那克西米尼把气、赫拉克利特把火看成万物的本原和始基。对这种追求万物本原和始基的观点，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第一哲学即第一本体和最高原因的理论。这种理论是在寻找一种万物产生于它而又复归于它的东西。它是一种研究最“底层”的“有”的有和“是”的是即“本是”的根本性学问。

然而，这种本原和始基本体论的观点，越来越暴露其外在性和人的无可奈何。人只能猜测事物的终极因，而不可能真正把握本原和始基。于是，哲学家们把对本体的探索转向探索万事万物的内在构成基础。于是出现了基础本体论。这表现为毕达哥拉斯的“数”、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和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而原子论则是古希腊哲学基础本体论的典型代表。德谟克里特把世界统一的基础归结为原子，表明古希腊哲学思维的抽象度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但是，这种元素基础本体论并没有摆脱具象思维的窠臼，不能解释事物之间及事物内在与外在之间的关系。为了求解万物之间及事物内外的关系，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开始摆脱具象思维的束缚，走上抽象思维之路，提出了“本质”和“共相本体论”。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巴门尼德和柏拉图。巴门尼德第一次用“存在”概念来概括事物和知识的共同本质和属性，认为真实的知识只有“存在”存在，一切事物的共同本质是“存在”，而不是“不存在”。柏拉图则进一步用“理念”这个共相来解释世界万物的存在，说明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他把理念看成普遍性的独立自存的永恒的真实世界，是“原本”，把现象界看成“摹本”，现象界正是分有了相应部分的理念，才出现了万事万物。这亦是一种普遍性本原论、本体论。

继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力图总结具象本体与抽象本体的关系，把本体问题作为形而上学的中心问题，确立了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就是关于本体论的信条，主张哲学要研究事物的本原及其质料（原料、物料）因、形式（模型）因、动力因（变化的原因）和目的因（终极因）。由于对本体终极的寻求缺乏应有的社会实践手段及科学的证明，对本体终极因的逻辑推导在中世纪成为证明上帝存在的工具，日益暴露出古代本体论的理论缺陷。

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哲学的主导兴趣从本体论转向了认识论，开始探讨认识的来源及其可靠性问题。这就引起了唯理论和经验论的论争。哲学研究的中心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一方面标志人类理性之光穿透了宗教信仰盲目崇拜的幕布，实现了理性的自觉、自醒和跃迁；另一方面哲学并没有脱离本体论基础，相反，却出现了本体论的重建和复兴，先后出现了多重实体本体论、自然物质本体论、逻辑本体论、人本本体论等，同时出现了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社会观相统一与结合的趋势。

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发展过程中，唯理论者笛卡尔和经验论者洛克都是多重实体本体论者，他们认为世界上存在三种实体本体即“自然”“自我”“上帝”，每种实体都有自己的特性，物质自然实体具有必然性，自我的精神实体具有目的性，上帝实体作为终极本体既有必然性又有目的性，是至真、至善、至美的实体，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则前进一步，在批判宗教神学的过程中创立了物质本体论，力图从客观自然的各种形态的普遍联系中抽象出终极本质的东西，这就是与意识相对立的物质。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集大成者霍尔巴赫明确指出：“物质一般地就是一切以任何一种方式刺激我们感官的东西；我们归之于不同的物质的那些特性，是以不同的物质在我们身上造成的不同印象或变化为基础的。”这种物质本体论从认识论高度看待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把物质看成意识的本原，是本体论的一大飞跃。但它有时也把广袤性、不可入性、引力等看成不变的物质特性，带有机械论性质。

康德力图克服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缺陷，把哲学研究的视角从一般的思有关系深入认识的主体，进一步从主体性即人的认识能力、人的自由和善入手，探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发动了认识论的主体性转向，要用主体说明客体，开创了哲学史上的哥白尼式革命。他通过批判地考察主体的认识能力来说明获得普遍必然性知识的可能性，看到了主体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他的本体论观点仍停留在笛卡尔的物质、心灵和上帝上，不懂得实践辩证法，把自在之物的本质留在了彼岸，没有实现主客体的统一，陷入了不可知论，为信仰留下了地盘。但他从主体入手探讨主客体统一的思路启发了后人，为黑格尔的逻辑本体论及其本体论、逻辑学、认识论三者统一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黑格尔为了克服康德主客体分离的缺点，力图寻找一个把二者统一起来的法宝，这就是绝对观念。绝对观念既是主体，又是客体；它从主体外化为客体，然后又回到主体；它既设定了自我，又设定了非我，同时又设定了自我与非我的统一。绝对观念作为本体，并不具有时间上的先在性，而是一个逻辑在先的理论支点。由于它内在地包含矛盾，所以能够不断地展开，通过逻辑演绎，达到逻辑真理，实现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的统一，同时也达到理念、自然、社会、思维的历史统一。

黑格尔逻辑在先的理念本体论具有唯心主义玄想的性质，并不完全适合当时德国资产阶级追求人性解放的需要，因此很快遭到了费尔巴哈的批判。费尔巴哈用人本本体论代替了黑格尔的逻辑在先的理念本体论。费尔巴哈人本本体论的历史功绩在于把哲学从思辨领域拉回人间，把对纯自然的探索转向对自然与人相统一的探索。但这种对自然与人相统一的本体论探索，诉诸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脱离社会现实及实践，仍停留于空洞的抽象，所以它显得苍白无力，必然被新的哲学所否定。

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以后，西方哲学出现了大分化，科学主义、人本主义等不同的思潮竞相登场。它们分别以不同的姿态对待本体论。

科学主义哲学对待本体论的态度经历了从拒斥到重新许诺的过程。实证主义的开山鼻祖孔德反对哲学研究抽象的本体如世界的本质等形而上学问题，要把哲学变成纯粹的方法论。孔德以后，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开创的当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从反对传统本体论开始的，然后又在新的意义上回复本体论。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以石里克、卡尔那普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更是高举“拒斥形而上学”的旗帜，要把研究本体、本质的形而上学从哲学中彻底驱逐出去，把哲学研究的任务留给语言和逻辑。卡尔那普写了一本名为《世界的逻辑构造》（Der Logische Aufbau Der Welt）的书，要建立一个能说明世界的语言逻辑模式。他高举证实原则，把所有命题分为三类，即分析命题、综合命题、形而上学命题，认为任何有意义、有价值的命题都是可以得到逻辑证实或者经验证实的命题，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可以得到逻辑证实和经验证实；而传统哲学研究的是世界的本原、本质等远离人类经验的形而上学问题，无法得到证实，因而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任何不能得到经验证实的命题都是伪命题、假命题，形而上学命题就是假命题、伪命题。他主张哲学要接受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超越唯物与唯心的本体论对立，对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包括进行语言逻辑分析，回复贝克莱和休谟的经验主义传统。

卡尔那普甚至把物理学语言作为进行逻辑语言分析的根本语言，后来发现这样行不通，只好做了修正，不排斥其他语言形式，被称作“容忍原则”。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积极意义在于反对新黑格尔主义的思辨唯心主义，暴露了传统哲学的局限，弘扬了科学精神，主张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结盟，拓宽哲学研究的视野，其消极意义在于割断了哲学的历史传统，束缚了哲学研究的手脚，否定了哲学存在的基础，从而阻碍了哲学的发展。

为了克服这些缺点，美国的带有实用主义色彩的逻辑实用主义者蒯因批判了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反对把一切命题简单地分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认为并不存在不与任何经验相联系的命题；反对语言哲学的还原论，即把有意义的陈述等价于建立在直接经验的词汇上的逻辑构造，认为理论语言和经验语言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他提出了整体主义的“知识场”理论和哲学的本体论承诺（许诺），把本体论问题看作研究和回答认识论的必要前提。他指出：“一个人的本体论对于他据以解释一切经验乃至最平常经验的概念结构来说，是基本的。”蒯因把传统的本体论问题转换成理论的前提和预设问题，认为任何理论的前提和预设都必须承认某种存在物存在。这种本体论承诺开启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现代转向，极大地影响了当代哲学的发展。

1959年，英国牛津学派的斯特劳森（P. F. Strawson）在他的重要著作Individuals: An Essay in Descriptive Metophysics中分别论述了描述的形而上学和修正的形而上学观点，进一步强调了语言哲学的本体论问题。他指出：“在任何程度上，接受任何一种作为语言事实的科学理论，也就是接受一种本体论。”他要描述一种具有可识别性和前后逻辑自洽的概念体系和思维结构，建立新的形而上学体系，深化了语言哲学的本体论研究。

美国当代著名的语言逻辑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R. Searle）在1998年出版的《心灵、语言和社会——实在世界中的哲学》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基本形而上学”的概念，即关于实在世界的存在及其可理解性问题。他指出：“世界完全独立于我们的心灵而存在，在我们的进化着的天赋所确定的范围之内，我们能够达到对于世界之本性的理解。”在谈到真理问题时，他强调了真理的本体论问题：“真理是一个与事实相符合的问题。如果一个陈述是真的，那么必定有某种事实使之据以为真。事实属于何物存在的问题，是本体论的问题。”他把这种承认有一个不依赖于我们而独立存在的实在世界的观点称为“外部实在论”，并认为这种外部实在论观点是世界合理性和可理解性的前提，不论是相对论、量子力学还是现代逻辑提出的新成果、新问题都没有推翻外部实在论的观点。他细致地研究了心灵、意向性、语言和社会现象的关系，并认为，自然的、物理的实在是不依赖于人类心灵而独立存在的，而货币、语言、婚姻、大学、律师、鸡尾酒会等社会性和制度性存在与人们的心灵和观察者相联系，但心灵通过意向性与外部实在世界相联系，意识和意向性都是某种生物学过程引起的生物学事实，并创造了与观察者相联系的社会性和制度性存在。语言本身是一种制度性实在，同时，它又通过一种执行话语和建构性规则来创造和建构制度性实在。

当代西方一些著名的科学实在论者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建构哲学本体论。美国科学实在论的创始人塞拉斯主张以科学的眼光看待和制定“一切事物存在与非存在的准绳”，科学研究的成果持续地证明着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

普特南区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实在论，即唯物主义（科学上的物理主义）的实在论、形而上学（传统哲学）的实在论和趋同的科学实在论。他本人主张趋同实在论。他指出：“如果给出适当的条件（包括适当语言的其他方面）,‘有电子流经导线’这个陈述可以和‘房间里有一把椅子’的陈述，或‘我头疼’这个陈述同样在客观上是真的。在椅子（或感觉）存在的任何意义上，电子都存在着。”这里，他把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相结合，强调了科学术语指称的对象性、客观性。

加拿大著名科学实在论者本格则旗帜鲜明地为唯物主义辩护，坚决反对唯心主义，高举“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大旗。他出的一本书的名字就是《科学的唯物主义》。在此书中，他系统研究了从柏拉图到当代哲学家的各种唯心主义学说，提出了对各种唯心主义的五个质疑，即“物质无自动力了吗？”“物质非物质化了吗？”“生命非物质化了吗？”“精神非物质化了吗？”“文化非物质化了吗？”通过系统的批判研究，他总结出两个教训：“一个是，许多世纪以来物质的概念已经有了变化——或者毋宁说，存在着关于物质概念的一个历史发展序列。没有理由假设现在的物质概念是终极的。”“物质是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只要有科学研究存在，就必然会提出新的物质概念和新的理论。”另一个教训是，“科学并不是从唯物主义立场后退了，它倒是越来越明显地唯物主义化了”。即使现代物理学的量子论、场论以及现代生物学的细胞论、基因论，也不能改变研究对象的唯物主义性质。“科学的特征可以说就是运用科学方法对物质的东西加以研究，其目标在于发现这些事物的规律。”“科学研究不仅预设了唯物主义的本体论，而且使之变得更为丰富了。应当由哲学家们来对这种本体论进行发掘、发展，并使之系统化。”接着，本格自告奋勇地担当起这个艰难的任务。他不惜笔墨，不厌其烦地建立起本体论的形式化系统，力图把唯物主义科学化和精确化。在他建立的本体论形式系统中，包括一系列公设、定义、定理、推论等，它们形成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层次之间通过数理逻辑和数学语言加以联系。但是，本格没有处理好哲学精确化同辩证法的关系，认为辩证法与精确化、形式化、定量化是丝毫不相容的，对辩证法加以激烈批判，表示要坚决把辩证法从哲学中清除出去，从而走向了新的哲学误区。

从叔本华开始的人本主义虽然反对传统哲学主张的抽象的自然必然的绝对的本体，但主张关注人的存在及其状态，建立了以人的存在为本体的本体论。这种人的存在本体，在叔本华和尼采那里是“意志”，在本格森那里是“生命”，在海德格尔那里是“此在”，在萨特那里是“自由”，在弗洛伊德那里是“力比多”。

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宣布“上帝死了！”，否定了作为世界普遍本体的上帝的存在，颠覆了传统形而上学外在的本体论，主张差异和多元的力，代之以“超人”的出世，试图确立以“超人”为代表的内在的本体论。

海德格尔认为尼采是最后一位形而上学者，“他所开创的突破口立即被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堵上。这使他没有能够揭示存在的真理”。“他仍然停留在‘未曾被打断过的传统之路中’。”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深入地研究了本体论问题。他区分了“存在”（Sein）和存在者（Seinde），把“在”作为确定在者能够在的东西，是在者能够在起来的基础、条件、活动和过程。但是，“在”并不是一切在者的普遍性，也不能把它看成在者的共同本质，而是在者存在的一种方式，即时间性。他认为，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把对“在”的追问归结为揭示在者的本质，而本质被当成一成不变的静态的东西，这种形而上学观点一直影响着欧洲哲学。到黑格尔为止，传统形而上学的问题在于用存在者代替对存在的追问，对“在”的追问被人遗忘了。他明确指出哲学就是研究存在的学问，要追问“在”的意义。这种存在不是自然存在，而是人的存在，人的存在能够作为出发点，并具有某种优先地位。“从哲学上讲首要的事情不是构造历史学概念的理论”，“首要的事情倒是阐释历史上本真的存在者的历史性”。这种以某种方式研究人的存在的本体论被称作基本本体论。海德格尔指出，同其他一切存在者相比，“此在”具有三层优先地位：第一层是存在者状态的优先地位；第二层是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第三层是“使一切存在论在存在者暨存在论上[ontisch-entologisch]都得以可能的条件”。因此，“此在就摆明它是先于其他一切存在者而从存在论上首须问及的东西了”。人本主义对人的存在的本体论设定，虽然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具有主观唯心主义和心理主义色彩，但它关注人在当代社会的生存，拓展哲学研究的视野，把人的情感、意志、价值、烦恼、孤独、焦虑、畏、恐惧、匮乏、恶心、选择、死亡、异化、超越、自由作为研究主题，追求人性的自由、解放、超越甚或解脱，寻求人的终极关怀，在近现代社会中，给人们躁动不安的心灵以哲学慰藉，体现了哲学的人文精神和时代性，值得我们借鉴。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在西方兴起了一股反对本体、反对基础、反对本质、反对统一、反对普遍、反对体系、反对结构、反对元哲学、反对宏大叙事、反对合法性、反对反映论，主张多元、解构、摧毁、颠覆、散播、延异、迁延、差异、个体、特殊、微小叙事、视角主义等观点的思潮。其突出的代表有法国的福柯、利奥塔、德里达、德勒滋和美国的罗蒂、费耶阿本德等人。

应该看到，他们对本体的反对，只是对传统的本体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否定，否定的是一元论、统一论、主客分离论、人我对立论的本体观，却以另外的方式悄无声息地确立了自己的微观多元本体、差异本体、个体本体观。可以说，他们是以后现代为指称的否定性的标新立异的羞羞答答的反向本体论。这种否定性的反向本体论好景不长，一种直面本体问题的正向本体论迎面而来，这就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以美国大卫·雷·格里芬和科布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既批判了以笛卡尔为代表的主客二分的传统本体论的机械主义的祛魅世界观，又批判了费耶阿本德的多元论的认识论无政府主义和库恩的认识论相对主义，强调世界的客观性、对象性、整体性、有机性、统一性、联系性、返魅性。只是这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新本体论借用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把它加入客观自然之中，甚至带有某种宗教色彩，不免令人有点遗憾。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继承古今中外哲学本体论的合理内核，结合当代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才能建构科学合理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