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民族走廊的先行研究

（一）陶云逵的空间移动便利论

因患回归热，英年早逝于云南的留德归国人类学家陶云逵（1904—1944年）是走廊研究的先行者。陶云逵1927年赴德国，进入柏林大学和汉堡大学攻读人类学及民族学，师从欧根·费舍尔（Eugen Ficher, 1874—1967）学习。其导师费舍尔除人类学外，还精通解剖学、遗传学。陶云逵1934年归国进入南京中央研究院工作。1942年为抗战所需，中国政府决定修建石佛线，陶云逵在同年6月创设了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获得了石佛线筹委会的经费支持，并展开过边疆语言、人类学、人文地理、边疆教育的调查研究。陶云逵曾带队在云南玉溪、峨山、新平、元江、金平等地，对哈尼族、彝族、苗族、傣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民俗、社会经济展开过调查。后来也曾与凌纯声合作在今走廊的南端云南丽江、中甸、维西及滇缅、滇越边境作过人类学调查。陶云逵在实地调查中深切地感受到这一地区自然地理的特殊性。发表于1940年的《关于麼些之名称、分布与迁徙》一文中也强调了“麼些人”的迁徙与自然地理特性的关联，甚至还自绘了“麼些民族之分布与迁移图”。

20世纪初德国的人类学主流学说是维也纳学派领军人物施密特（W. Schmidt, 1868—1954）的“文化圈”学说，如“原文化”“第一次诸文化”“第二次诸文化”等概念的流行就在这一时代。陶云逵也曾主张：“土著汉化或现代化问题，即是文化变迁问题。文化虽然时刻在那里变迁，但假如我们制定一个目标，要使他向着这个目标去变，则非有详细设计与专门指导技术不为功。”后来留学维也纳大学的日本学者冈正雄、石田英一郎也受过“文化圈”学说的影响。文化圈及传播论对于传播范围及传播路径的考量同样也影响到陶云逵。其著作《碧罗雪山之傈僳族》中首先就注意到了六江流域的南北交通的便利性。“怒江、澜沧江，对于东往西，或西往东的交通上是一种阻碍，但是自北往南，或自南往北，未尝不是一条天成的大道，因为虽然不能行舟，但是沿河而行的便利是很诱人的。假如我们很笼统地叙述夹着这两条河的山脉形式和方向，则高黎贡山、碧罗雪山以及云岭雪山三者山脉，也多是自北而南的。这种形式，在交通方向上的便利与阻碍，和前述的河流是一样，就是便于南北，而碍于东西”。陶云逵所言交通的不便，也正是这一地区絙桥、笮桥、绳桥发达的原因所在。地理交通的便利性其实还给走廊理论增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特色。从1919年澳大利亚传教士叶长青（J. H. Edgar, 1872—1936）所绘制的十江平流图（图1）就可看出陶云逵所指出的南北交通的便利性。

图1 叶长青（J. H. Edgar）所绘十江平流图

资料来源：J. Huston Edgar, “The Exploration and Occupation of the Centres on the Tibetan Marches,”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9, No.9，第606页与607页间的插图。

（二）马长寿的嘉绒实质走廊论

对于藏羌彝民族走廊的研究，就目前的资料而言，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亦即中国的少数民族识别工作开展以前，就有不少人类学或民族学学者涉及。在第一代走廊研究的先行者中，“文革”中去世的民族史学家马长寿（1907—1971）功不可没。马长寿193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社会学系，留校后在1936年转职南京中央博物院。任职期间，就开始了在四川及川西北的考察工作，着重于四川大凉山彝族、四川西北藏族、嘉绒藏族、羌族等的社会历史研究。马长寿善于学习，对于当时西方的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理论多有认识及理解。取得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1944年在《民族学研究集刊》上，马长寿发表了《嘉绒民族社会史》一文，1946年他又在《民族学研究集刊》上推出了篇幅宏大的《康藏民族之分类体质种属及其社会组织》一文，从而也奠定了他在藏族历史研究中的学术地位。前文完整地勾勒出了嘉绒藏族的社会历史，而后文则是在社会历史的分析当中，从地理空间的分布意义上提出了实质性的民族走廊论主张。马长寿指出“嘉绒部族（ka-rong tribes）”的“嘉绒（ka-or-teia-rong）”一词“原为一地理名词，指诸山间之溪谷。藏人所谓嘉绒包括康定以北。果洛克草地以南，道孚以东，羌民以西诸山谷间之人民。”虽未提及走廊一词，但他对地理空间上民族历史文化分布特征的把握以及对地理空间上不同方言的认知，都是其后民族走廊论的最根本的构成部分。

其实这样的通道概念，马长寿在研究新疆时也使用过。1944年的《现代之新疆民族》一文中，马长寿十分注重地理位置的把握，称“在塔尔巴哈尔台山之南北成为准克尔盆地之二个开敞门户。由北户溯伊尔提什河而上，与南西伯利亚之鞑靼族交通。由南户溯巴尔喀什湖区而西，可与中亚之吉尔吉斯族、乌孜别克族，及里海东部之土耳其斯坦诸族畅通无阻。南疆塔里木盆地口向东，为接受内地汉族之天然门户……由此地理环境始可解释何以西北边疆之民族与中央亚细亚之民族相互交还如此亲密，往来迁徙如此频繁”。李绍明曾在《马长寿与藏彝民族走廊研究》一文中，系统地梳理过马长寿的民族走廊研究和羌族、藏族、彝族研究。最后称“马先生对西南民族研究着重于羌、藏、彝等民族及其民系的研究，而这些民族均在藏彝走廊之中，因之其对这条民族走廊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

（三）任乃强的岷江通道论

第一位将《格萨尔王》翻译成汉语的民族史学家任乃强（1894—1989）自民国北平农业学校毕业后，就立志川边建设，在北平（今北京）经过短暂的报人生活后，回到了故乡四川。任乃强在民国时期任川康边区视察员时，于1927～1929年徒步考察完今金沙江以东泸定、康定、丹巴、道孚、炉霍、甘孜等11个县。这次考察中任乃强还与土司之女罗哲情措结为连理，开始了康藏史地研究。

任乃强因农学出身，在考察中不仅有文字报告，而且还绘制了大量地图。任乃强十分重视对川边包括岷山上游羌族地区以及康藏地区地理环境状况的把握，因此，他的研究成果中也隐含着由自然地理状况而形成的走廊通道论的观点。在1933年出版的《西康图经·地文篇》中，任乃强称：“高原之水，未出高原之前平流纡缓，初无愤激之气。及其行达高原边际，峻坂陡落，矢激而进，飞瀑漫涛，势不可当。于是于向南一而，凿成急峡数道，奔放入海。自东而西数之。曰大渡河谷，雅砻江谷、金沙江谷、澜沧江谷、怒江谷，凡六大谷，约略并行。”这六条河谷正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通道。在1949年的《从大禹生地说到边疆人物》一文中任乃强称：“从泾渭上游，逾黄土丘陵而入洮水、白龙江与黄河九曲诸草地甚易。再由此诸草地循岷江河谷而入四川盆地之农业区也易。因此这岷江河谷，成为当时农牧社会交易土产的通道，亦即成为巴蜀与中原最古的通途。”这段描述其实就是今天的川西民族走廊的岷江河谷段。任乃强对于走廊形成的贡献与陶云逵的贡献相似，但任乃强长于地理的认知，更长于地图的绘制，因此任乃强对于“通道”的认识要更加直观一些。任乃强在论述羌族的形成时，也特别强调了横断山脉的桥梁作用。另外，任乃强对诸羌名称及由来的考察，也是今天走廊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四）石泰安的地理空间还原论

被称为20世纪法国最勤奋的藏学家石泰安（R. A. Stein, 1911—1999）, 1946至1949年作为法国远东学院成员从越南河内来到中国，在云南、四川等汉藏交界地带多次考察，1961年曾写出一本Les Tribus Anciennes des Marches Sino-tibetaines Legendes classificaition et Histoire（中译本为《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长于研究格萨尔王传说的石泰安在本书中尝试着解读藏族古代传说资料，由此进而把握藏族部族的分类情况。石泰安认为藏族部族名称受到了宗教及社会概念的影响，但他最终还是将这种复杂的原始部落的关系还原到了地理空间上。如在苯教信徒的传说中，时常出现“se-ben”这样人物，石泰安认为“se-ben”即是色（se）族的苯教大师，随后将“se”还原为江孜与日喀则之间的地域，之后甚至还提出“se-ben”与“se-hu”（西夏）存在着关联性的观点。石泰安的分析虽然偏重于藏族民间传说中藏语语义的解剖，但又加上了地名等地理空间的联系，同时还认识到不同的古老部族之间的复杂关系，也为藏羌彝走廊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及资料。尤为难得的是在分析研究中，石泰安一直在强调古羌部族的重要性。本书中也专门分出一章“汉藏走廊的羌族—传说连续性的一例”，以“连续性”为出发点着意论述了古代羌族（7世纪）与近代（11～12世纪）西夏人、羌族人与吐蕃人之间的亲缘关系，即古代羌族与近代西夏人、羌族人与吐蕃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还原为地理空间，这也是理解走廊历史文化的重要方法。

（五）孙宏开的语言分布空间投射论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由于费孝通多次提出“藏彝走廊”概念，民族走廊研究开始得到更多的关注，从各方面对民族走廊的探索也开始增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孙宏开的有关羌语及其他相关民族语言的研究尤为引人注目。1983年在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编的《西南民族研究》一书中，孙宏开以《川西民族走廊地区的语言》一文，从走廊中民族语言的分布及其相互关联性，以及民族走廊的地理位置两方面进行了“藏羌彝走廊”的语言实际研究。首先孙宏开在文章中指出“北自甘肃南部、青海东部，向南经过四川西部、西藏东南部，到云南西部以及缅甸、印度北部的这一条狭长地带成为民族走廊”。并以南北走向的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为例，画出了走廊的大致地理空间位置。随后以扎实的研究证明了羌语支（Qiangic或Kiangic）语言范畴的成立。特别是羌语支语言的分布问题上，强调了四川西部地区在这条走廊中的重要地位，并提出四川西部是走廊的“核心地区之一”的观点。这种将不同的民族语言投射到不同的地理空间的认识，一方面证实了走廊中不同文化的分布，另一方面也为走廊研究提供了语言学研究视角。后来的诸多语言学研究也可以看作是对孙宏开的研究的延长与扩张。

另外，对于实质性的民族走廊研究而言，1983年经时任云南民族学院院长马曜的推荐，孙宏开发表的《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兼述嘉陵江上游、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民族语言》一文也为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后来的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