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范式的重大转换与新价值的提出

〔日〕丸山敏秋

绪言

近10年，我多次在演讲或著述等场合传达了如下信息，那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在世界文明范式的重大转折时期”。这里所说的“世界文明”，是指200年前在欧洲产生，后来在世界范围内得以传播的所谓近代文明。它在给人类带来了财富，带来了生活上的富裕和便利的同时，也难免会把人类带向灭亡的危机境地。世界文明已然呈现困局，必须大规模地调整方向，或者说要从根本上改变人类文明的性质。其原因就在于正在困扰地球的两大互相关联的问题：一个是地球的环境问题，另一个是资本主义经济问题。面临全球发展的危机，地球共同体上生存的人类必须创造出能超越某一个人或某一国家价值观的“地球人共有的价值”。

一 最大的目标是地球环境的保护保全

意为“全球”的“Global”一词在世界范围广泛使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宇宙开发竞赛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1年苏维埃（苏联）的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大气层外眺望地球。8年后，美国的阿波罗11号成功登陆月球。这些活动的重要意义是，由此全人类通过照片和影像，在地球之外看到了地球的身姿。以往，“地球意识”仅为空想，而此后，“地球意识”成为人类共有的观念。随后，地球是一个生命体的“盖亚”（Gaia，希腊神话里大地母亲的名字）思想也诞生了。

随着“全球意识”的传播，全球范围内的环境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1962年，英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书出版，揭露了化学物质会造成严重污染这一事实，并主张“必须要摒除暴力，遵从自然发展的方向”。在经济高度发展的日本，因环境问题而遭受痛苦的人不断增加。环境问题目前正通过政府与民间的通力合作与技术开发加以解决。

1972年，总部设在瑞士的民间智库“罗马俱乐部”发布了《增长的极限》这一报告，给世界带来了冲击：“如果世界以现在的规模持续增加人口和环境污染，不到100年，地球将达到增长的极限。”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全球三角困境”，即“经济增长”“资源能源的确保”“地球环境的保护保全”三者无法同时并存的难题，近年来引发了一系列危机，至今仍未获得解决。

1979年提出“盖亚”（Gaia）思想的英国科学家詹姆斯·洛夫洛克，2006年1月在英国著名报纸《独立报》上做了“地球温暖化将带来本世纪末几十亿人的死去，只有极少数的人类能在极地残存”的推想。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如何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这一点备受世界瞩目。

即使只从上述的地球环境问题来看，世界文明也必须进行大的转换。在由无机物质构成的大地和大气之间，大量多样的生物在地球环境中共存共生，无论是哪里被破坏，都会发生受害的连锁反应。伤害一旦造成，将其完全修复是极为困难的。如果污染不断扩大，不要说是得到幸福和繁荣，人类的生存也将遭受威胁。决不能将破坏了的地球环境留给后世子孙。因此，“维持并提高地球的安宁”应成为地球人道德的最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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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担任理事长的伦理研究所，作为民间的社会教育团体已开展活动70余年。自第二任理事长丸山竹秋（1921～1999）1985年提出“地球伦理”的思想以来，伦理研究所不断开展推进“地球伦理”思想的实践活动。我们从美化周边的环境开始做起，不断扩展工作。自1999年开始，还在中国内蒙古的沙漠地区开展植树造林。2014年9月，伦理研究所的这些努力，在“第六届中国绿色发展高层论坛”（由“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绿色发展基金会”主办，胡德平任理事长）上获得好评，受到了表彰。

请允许我在此简单地介绍一下“地球伦理”的思想。关于“地球伦理”，倡导人丸山竹秋是这样提出的：地球伦理就是“由地球人提出的、为了地球的、地球人的伦理”。我们人类虽然在个体属性上存在差异，但在作为“地球人”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对这一事实的深入而自觉的领会是“地球伦理”的出发点。

“地球伦理”不仅是一项为了保护环境而展开的实践活动，其思想理论中也包含关于日常生活规范的伦理、道德。一般的伦理、道德是指人类社会的规范和规则，但广义上伦理的对象不只限于人类社会，空气、水、日光、大地、电等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也应被加入伦理的对象。伦理研究所创立者丸山敏雄（1892～1951）提倡的作为生活规范的“纯粹伦理”，是上述“地球伦理”的思想基础。

我们在实践探索人类生存之道的同时，也要探索与践行与地球和自然共生的生存之道。这就是“地球伦理”思想的最大特色（当然它是与通常所说的环境伦理有关联的）。为了表达这一具有全球视野的伦理性要求，丸山竹秋提出了“和谐协调，共尊共生”的口号。

今天出现的各种危机的元凶是人类的自我中心（自私自利）。为了增进人类福祉，摒弃扰乱和谐的自我中心主义，尊重他人乃至万物的存在，才能实现人类的大目标。另外，“地球伦理”思想由“万物共生共存”这一独特的生命观做支撑，关于这一点，有机会再向大家详细说明。

二 陷入困境的货币资本主义

近代的社会经济以资本主义（capitalism，资本制）为基调，是依靠“资本”的运动生产出利润和剩余价值的经济系统，也被称为自由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即在市场上开展自由竞争，以资本的运动作为基本原理的经济系统。

“近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1723～1790）不仅是位经济学家，而且是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徳哲学专业教授。他所在的大学后来还造就出了蒸汽机的发明者詹姆斯·瓦特（1736～1819），蒸汽机成为“近代”社会到来的标志。

在1776年初版的《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亚当·斯密提出：市场经济中，每个个体通过对资本的追逐满足各自的欲求，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在“无形之手”（invisible hand）的引导下，实现整体的和谐与社会全体的富裕。

但是，受欲望驱使的人类并没有如斯密所料的那样有道德。卡尔·马克思（1818～1883）的《资本论》于1867年在欧洲第一次发行，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各种问题——低工资与恶劣的劳动环境、资本家剥削造成的贫富差距、失业的增加与物价的大幅波动以及社会保障不完备以及为寻求新市场而进行的帝国主义侵略。对上述诸多问题的批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诞生了。

有人说，苏联的解体（1991）宣告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破灭，即便如此，也并不能说这是自由主义经济的胜利。马克思已指出的自由主义经济的诸多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正在打破社会的和谐，制造出诸多不安定因素。正如民主主义并不是最好的政治原则那样，自由主义也并非最好的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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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两大阵营冷战时代的终结，世界经济迅速全球化。全球化本身非善非恶。正如因特网的广泛使用势不可当，全球化的趋势也无法阻拦。而经济全球化导致了各种各样危机，这已成为最大的问题。

“全球资本主义”原本是指消除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壁垒、无限推进自由化的资本主义，但实际的情况是，以世界霸主美国的市场经济原理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扩张。“超越国境的无国界世界”虽然很动听，但新自由主义只不过是寻求新的领地而通过资本的快速运转、煽动弱肉强食的竞争建立起来的经济体系，其产物有两个，一是与财富或服务的交易无关的巨额投资，另一个是持有这一巨额资金并用以开拓新市场的巨大跨国公司。

美国2008年的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影响。它让人感受到了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威胁，同时，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反思也因此而日益高涨起来。

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资本的自我增殖”。资本的运作建立在货币交换的基础上，因此，要正视资本主义的问题，必须追问货币的本质。众所周知，货币有如下几个重要特征。

（1）货币逐利益而动。货币不仅发挥着交换媒介、价值尺度、价值储藏手段这样的功能，还具有在增殖货币的同时增强其权力的魔性。包括股票和债券在内的货币成为投机的主要对象，也正是这个道理。

（2）成为投机对象的货币，其性质就会发生变化（被称为“钱”）。与实物会腐烂消失的特性正相反，货币不朽（这一点被人们坚信）。因此，有人奉货币为神明。

（3）货币不存在于自然界中，它并非“实体”。货币是人心（意识）的产物。正是由于“信用”的支撑，货币才能在社会中发挥功能，同时也拥有权力。作为人类创造物的货币本质上是脆弱的，在其基础上建立伦理性的信赖存在着根本性困难。

（4）作为人心之产物的货币，由于它具有将人类束缚于“外在性世界”的巨大力量，所以，它也成为连接人类的“外在世界”与内心世界的桥梁。

最后要强调的是，人类的内心活动的变化也能够使货币的动向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以“资本的自我增殖”为原理的资本主义，也有可能因为运用资本的人的内心活动的不同而出现变化。虽然允许人类欲望无限扩大，从而实现“资本的自我增殖”，但人类的欲望也不全是利己的，其中也存在着利他性的一面。人心的状态不正是探索新的经济系统的原点吗？

三 为了创造新的“价值”

被称为“管理之神”的彼得·德鲁克（美国，1909～2005），早在他1993年的著作《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序章中，对于向“知识社会”大转换的时代做了如下论述：

 

很明显，我们正处于一个大转换的历史时期。如果仍旧按照以往的样子向前推进的话，这一转换将持续到2010年或者2020年。而且，这一大转换已经极大改变了全世界的社会、政治、经济、伦理的状况。1990年出生的人到了成年的时候，他们已经无法想象父母出生时的世界的模样。

全新的历史已不动声色地拉开了序幕。不知不觉中历史就翻开了新的一页。在人们尚未意识到的时候，世界文明已经开始了它不得不进行的大转换。

 

现代文明的核心内容，几乎都产生于近代西方。“人道主义”“民主主义”是如此，由个人的自由竞争而形成的“市场经济”也是如此。支撑产业发展的是令人瞠目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近代性的理念被认为是普遍性的，其推广会使人类获得幸福。但是，现实是怎样的呢？这些理念的局限性已经显而易见。

人道主义或自由民主主义并没有在世界扎根，看伊斯兰社会的情况就能明白这一点。全球化市场经济的无止境扩大导致了金融资本主义，世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人们担心随时随地会发生金融危机，造成了文化的平庸化。

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又怎样呢？各种技术革新提高了生活的便利性，带来了福利，但真让人感到幸福了吗？比如，医疗技术高度发达，但因癌症而死的人却在增加。总是不断地出现一些无法医治的疑难杂症。人们从操控生命的技术或遗传学中又得到了什么呢？被视为理想能源的核电，成为带来噩梦的技术。请设想一下没有电的世界，城市生活会完全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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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明孕育出了现代文明，当我们今天要去创造新的文明时，有一种方向是要从根本上修正近代文明的缺陷。不管怎样，创造和担当文明的都是人类，如果没有“人的变革”就不会实现文明的大转换。如果对未来还抱有希望，我们人类的生存方式（对事物的看法、想法、价值观、生活方式）就必须改变。比如，除了经济成长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更高的价值观？如果抛弃了那种以追求GDP数量增长为前提的价值观，人类将走向何方？

归根到底，富裕、繁荣、幸福究竟是指什么？建立较低增长而安定的社会才是富裕和幸福的基础，而不是追求不合理的经济增长。意识到这一点并自觉行动的人还不多。

关注被近代文明忽视和遗忘的精神性，创造新的价值，这是实现“人类变革”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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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的特色的词语之一就是被广泛使用的“创新”一词。创新一般指的是新技术的发明，也指从新的创意出发创造社会意义上新的价值，从而对社会产生了巨大变化，导致人、组织和社会的广泛变革。换言之，通过采用新的技术和思考方法，产生新的价值，使社会产生巨大的变化。今后应不断追求的是“探索精神文明的革新”。这里需要伦理学家的积极参与。

因此，我提议尝试构建新的道德价值观。首先，提炼出在过去的德目中有价值的部分，再将现代社会需要的价值加入其中。在此基础上，从这些价值观中选择全人类应当共有的、具有较广泛的适用性的部分，与国家、民族和地域性固有价值区分开来，并通过对其排序、使之系统化来构建新价值体系。

在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当然会出现很多议论和争论。但是，议论和争论也很有意义。只要真诚地、意志坚定地耐心推进，总会有结果的。

要创出新的价值，就必须严谨地调查现实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发生的具体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准确地预测未来。我想，这就是应用伦理学工作者应担负起的使命。

笔者所属的伦理研究所提出了“纯粹伦理”的思想，并为了在人们的生活实际中普及这一想法不断开展相应的实践活动，拥有众多的实践者。“纯粹伦理”的思想理念中包含着那些一般性的道德和伦理规范，尤其重视行为者的内心（心境），并通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实践来证明其理论的正确性。我们相信，在未来创造新价值的工作方面，“纯粹伦理”的思想和实践必定能做出一些贡献。

结语

1986年，伦理研究所与中国的伦理学者共同举办了“第一次日中实践伦理讨论会”，从实践层面探讨在家庭、职场以及自然环境中的人类应有的状态。之后的十年中，每年都交替在两国举办这一活动。其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设立了“应用伦理研究中心”。

道德规范的约束力正在逐渐衰退，这是世界性的趋势。在近现代伦理学史上，有一种较为强烈的倾向认为，道德判断应当是个人决定的问题。这导致了价值相对主义的蔓延，认为对普遍性价值的追求是痴人说梦。但是，在我看来，在伦理学是一门学问的同时，伦理学工作者仍然怀有一种追求伦理方面的普遍性真理、创造普遍性原理的冲动。

新价值的创造，不只是伦理学或应用伦理学的工作，它还需要吸收其他各领域的研究成果。笔者曾经提出要构建“伦理文化学”这一新研究领域的设想，这意味着要在“多种多样的文化基础之上探寻多种伦理经验并对其进行综合研究”。它要做的工作是既要以传统的伦理学为基础，又要针对应用伦理学提出的各种现实的具体问题，去探究人类生活所必需的伦理。

我们知道，创造新的价值仅靠学术领域的工作还不够。在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和残奥会表达了要追求“和谐的多样性”、要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强烈愿望，这也可以看作一种新价值的呼声。

希望能与各位共同参与探求新价值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