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一波个体化与“风险社会”

在为贝克夫妇的《个体化》所写的序言中，鲍曼（Z. Bauman）说：“把社会成员铸造成个体，这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但是这种铸造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项日复不休的活动……社会和个体双方都不会长时间保持不变。因此，‘个体化’的含义始终在变，不断呈现出新的形态。”因此，我们不妨将前述黑格尔、托克维尔、马克思等所揭示的发生在现代社会转型早期的传统共同体的解体，以及相应的孤立疏离之原子式现代个体的诞生，称作现代社会的第一波个体化，以对应20世纪晚期以来所发生的，由贝克（U. Beck）、鲍曼、吉登斯（A. Giddens）、拉什（S. Lash）等所揭示和描绘的新一波个体化。

无论是将其视作黑格尔所说的“国家”之“普遍性”的体现，还是卡尔·波兰尼所说的“社会的自我保护”的产物，抑或作为“总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维护、拯救资本主义社会之努力的结果，总之，紧随着第一波个体化，特别是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一个反向的运动也开始了它的进程。工会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纷纷建立发展起来，并取得合法地位，相应地，工人运动和其他社会运动纷纷兴起并日益趋于成熟；国家展开了一系列涉及工人最低工资、社会保障、福利和救助、公用事业、公共医疗卫生、工作环境等社会问题的社会立法，市场和资本受到了适度规制，到20世纪中叶，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了福利国家基本体制；与此同时，各种公益基金会和慈善组织纷纷建立，资本的面目也不复像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那样显得狰狞残酷。总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整体趋于平稳，个体在新的结构体制之下得到了来自国家和社会（社团、社区）应有的保护，社会也没有彻底涣散解体，而是保持了其基本的活力。

但是，现代社会的这种运行格局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一波个体化的进程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始，俗称“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体制受到了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批评与诟病。来自左翼的批评把这种福利体制看作资本主义国家招安工人、诱使工人放弃反抗既有秩序的一种手段。而来自右翼的批评则集中抨击这种福利体制的无效率：福利国家体制既伤害了市场效率，同时本身在提供福利服务、满足公民需求方面也低效不敏。以“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的面目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所推动的市场化、私有化正是基于右翼对福利国家体制做出的批评：国家从公共事业、福利服务领域撤退，公共事业、福利分配纷纷私有化、市场化。在鲍曼（也包括吉登斯）看来，新一波个体化首先就是国家的这种撤退的直接结果。鲍曼指出：国家在过去建构并提供的用以抵御个体失败和厄运的防卫体系不断收缩，渐渐瓦解，同时，集体性的自我防御体系，如贸易联盟及其他用于集体谈判的工具也逐渐在市场竞争（这种竞争腐蚀了弱者的团体凝聚力）的压力下变得无力。由此，一方面，个体不得不自食其力来寻求、找到并实践社会性问题的个体化解决方法，还要尽力通过孤单个体的行为来验证这些措施是否有效，但每个个体所拥有的工具和资源远远不足以完成此项工作；另一方面，由于每个个体都独立无依，“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海面上没有剩下几块礁石，哪些挣扎求生的个体不知该把他们获救的希望寄托于何处，也不知当他们失败时向何处寻求依靠。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因为松散而令我们感到自在，但也正因为如此，它也十分不可靠。团结一体对于人们来说是件难以完成的任务，同样，它的好处以及它的道德意义也难以为人们所理解”。

与鲍曼将新一波个体化看作国家从过去为个体提供防护保障这种职能上撤退的直接结果不同，贝克认为，“个体化”作为一种结构概念，发生在福利国家的总模式中，是作为福利国家的后果而出现的。现代社会存在着一种“个体化推动力”，现代社会制度，特别是福利国家制度的设计大都以“个人”为执行单位，在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救济等权益以及相应的工作要求、法律责任、社会道德、教育培训等各个方面，不论是制度设计还是意识形态层次，皆朝着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方向发展。于是，“在西方福利国家，自反性现代化消解了工业社会的传统参数：阶级文化意识，性别和家庭角色。它消解了这些工业社会中的社会和政治的组织和制度所依赖和参照的集体意识的形式……在一个相对较高的物质生活标准和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人们已经被解除了阶级义务，而不得不求助于他们自己对个人劳动市场生涯的规划”。也就是说，通过各种直接针对个体的权益，同时又相应地激励和要求个体必须为自己做出努力、必须不断地规划自己、设计自己，福利国家体制强制性地将个体的生涯从阶级、阶层以及家庭、邻里、性别等之中抽离了出来，强制性地要求个体将自己建构成个体。由此，新一波个体化意味着个体不仅从诸如家庭、血缘、地缘关系等传统共同体中脱离出来，而且也从阶级阶层结构、性别结构、就业体系等的关系中摆脱出来，这是一种“制度化的个人主义”，它“迫使人们为了自身物质生存的目的而将自己作为生活规划和指导的核心。人们逐渐开始在不同主张间——包括有关人们要认同于哪一个群体或亚文化的问题——作出选择。事实上，我们也要选择并改变自己的社会认同，并接受由此而来的风险。”也就是说，新一波个体化不仅意味着诸如阶级、社会地位、性别角色、家庭、邻里关系等既有社会形式的解体，而且意味着个人的生涯将由以往的“标准生命史”转变为“选项生命史”。在传统社会以及“第一现代社会”，大多数的社会生活是早已“被给定的”，在各个特定的时空点上，我们会进入学校、谋职就业、结婚成家、生儿育女、晋职加薪、退休养老等。这种由社会所先行设定的、对个人社会行动加以强烈规范与限制的生命历程，即“标准生命史”。但是，新的个体化进程终结了这种“标准生命史”，开启了“选项生命史”: “个体化意味着每一个人的生涯都从预定的命数中解脱出来，并为人们自己所掌握，容许并依赖于决定。根本不受决定影响的生活机会的几率正在减少，而开放的并必须个人化地建构的生活几率正在增加。从而，生活境况和进程的个体化意味着……社会预定的生涯转化成为自我生产并将不断生产的生涯。有关教育、职业、工作、居住地、配偶、孩子的数量等等的决定，以及所有暗含的次属决定，不再是可能，而是必须被做出。”

“选项生命史”的命题将贝克的“个体化”概念与“风险社会”的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或者说，要真正真切地理解新一波个体化之下每一个个体在自己的生涯中时时被强制性地要求必须做出各种选择，对于这些个体意味着什么，必须联系贝克（以及吉登斯等）所说的“风险社会”才有可能。通常，选择权被认为意味着自主权，选择权的获得意味着“自由”的增长。但问题是，真正的自由选择是依赖于对于选择之结果的可预见性的，而选择之结果的可预见性取决于秩序的存在，取决于选择所依据和参照的规则、条件的明确性和稳定性，但是今天，这些明确、稳定的规则、条件正在变得日益缺乏。原因在于，贝克、吉登斯等指出，现代化的持续发展已经导致当今社会进入了“风险社会”，在现代性的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社会、政治、经济和个人的风险越来越多地脱离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风险社会”之首要的也是根本性的特性，是“自反性”（reflexivity），正是人类自身那些试图以理性建构的人为普遍秩序来消除不确定性、模糊性、偶然性的努力，造就了并且还在继续造就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在其合著的《自反省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和美学》的“前言”中，贝克、吉登斯、拉什指出：“今天的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充满了自反性的人类知识，但这并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正好相反：未来日益有别于过去，而且在某些基本方面变得十分具有威胁性。作为一个物种，我们的生存已不再有保证，即使是短期内也是如此，而且这是我们人类集体的自己的所作所为的后果。现在 ‘风险’的概念成为现代文明的中心，这是因为我们的思维大多只能建立在 ‘似乎’的基础上。在我们——无论个人还是集体——生活的很多方面，我们必须经常建构潜在的未来，但我们知道这种建构实际上可能妨碍这些未来的出现。新的不可预测领域的出现往往是由企图控制这些领域的努力所造成的。”“不确定性以自律的现代化之胜利的不可控制的（副）作用的形式回归了。”也就是说，正是在这样一个“未来日益有别于过去”、我们的思维决策“只能建立在 ‘似乎’的基础上”的不确定性的时代，或者说，正是伴随着这样一个时代，个体生涯被迫进入了“选项生命史”。“标准化人生成了 ‘选择性人生’、‘自反性人生’或 ‘自主性人生’……（但）自主人生总是一种 ‘风险人生’，当然也是一种 ‘有危险的人生’，一种始终面临（部分是明显的、部分是潜藏的）危险的状态……自主的人生可能转眼就变成破裂的人生。从前那些注定的、不容置疑的、强制性的纽带，被 ‘另行通知’（until further notice）这条原则所取代。”到此，尽管贝克与鲍曼、吉登斯等在关于新一波个体化的动力、直接原因方面的看法略有不同，但是，他们在对于从阶级、社会地位、性别角色、家庭、邻里关系以及福利体制等之中脱离出来而不得不独自面对“风险社会”中各种风险的个体之命运的认识上，则走到了一起：“环境总是如此变化多端，没有定势。但解决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困境之责却落到了个体头上——个体被期望成为 ‘自由选择者’，而且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全责。个体抉择所面对的风险是由一些超出个体理解及行为能力的力量所致，但是个体却要为任何的风险失误买单。”“个体化已经来临并将持续下去；无论是谁，如果要通过思考找出一些方法，来应对个体化给我们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影响，都必须首先承认这个事实。个体化给越来越多的男女众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尝试自由（freedom of experimenting），但是……它也给男女众生安排了应对个体化后果这个前所未有的任务。在自决权和对左右着这种自决是否可行的社会环境进行掌控的能力之间，有一道鸿沟，这道鸿沟似乎是 ‘第二现代性’的主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