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农”问题的历史演进

20世纪以来，在纷繁复杂的乡村社会发展理论论争进程中，形成了两大时期四个阶段的历史演进轨迹。从1901年开始，“何以立国”的问题成为世纪之初社会思潮再次发生异变的征象。这一论题的展开和讨论一直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鸦片战争后，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态势中，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终被“重商”政策所替代。“商本”替代“农本”的历史趋势在洋务实践、实业救国及至维新变法的历史节点中不断强化，几乎成为朝野上下认同的社会思潮。然而，1901年后重农思潮开始复苏，使得“农业立国”和“工商立国”论题再度成为朝野各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在这场争论中，“农业立国”论一方似乎拥有更多的社会回应。在这场持续时间不短的思想争论中，以农业问题为中心的乡村发展理论探讨逐步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论题，是整个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理论问题研究的滥觞。

20世纪初期的“立国之争”并没有得到理论上的充分解答。经过思想交锋的高潮和一度相对的沉寂后，1940年代初这一议题纷争再起，构成论争的第二阶段。被认为是“一个陈旧问题的重新提起”的问题显然因应着时代的诉求：一方面，中国毕竟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发展农业的传统和优势，农本思想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农业的中国对抗工业的日本，必然引发多方面的思考和纷争。此外，战争已经使中国东部工业区沦陷，此时政治经济中心已经转向工业相对落后的大西南和大西北。这一局面显然会为“农业立国”论提供现实依据。这场论争无疑可视为20世纪初争论的延续，是学者对战后国家重建路径的探索。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成为划时代的事件。这一历史时期关于乡村社会发展的论争大致以1980年代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新政权建立伊始，建设的热潮和激情当然地纳入了“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的既定模式之中。历史的选择和运行有着它既有的逻辑。此前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理论被认为属于旧时代的言说，不能不被遗弃，但是关于中国乡村发展的理论思考却从未停止。在19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后，中国农村迅速转入集体化，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认识的主线是围绕农业集体化展开，并由此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重大分歧和争论。1960年代前期，乡村变迁问题的探讨是围绕着农业现代化的主题展开的，讨论者主要以经济界为主，学术讨论气氛浓厚，各种问题可以自由辩论。1960年代后期阶级斗争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自由学术讨论逐步消退，讨论主题也随之发生了变化。1970年代，学术界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除少数研究围绕着农村人民公社问题、农业学大寨、国营农场等主题展开外，更多地局限于政治性的宣传和灌输，学术性和思想性均无从谈起。

1978年后中国农村开始发生巨大变化。这一变化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正在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入发展而逐步彰显。无论是当初关于土地承包、农村雇工等问题的讨论，还是最近几年关于“三农”问题以及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流转的争论，都浸透着人们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对解决之道的探索，成为新时期中国学界和思想界与时俱进的思想成果。

伴随五四运动之后激烈的“主义”之争，中国学术思想界接连发生三次大规模的论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论战主题经历了从抽象的理论之争到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并最终落实到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村经济研究上。三次论战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意义在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部分学者开始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解释中国的乡村社会问题。虽然他们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向与理论预设，但是提供了一个新的中国乡村社会解释体系，并直接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历史进程。

以“社会运动”方式谋求农村社会复兴，是当时很多研究者和治理者共同的认识。复兴农村路径与模式的分歧在于社会各界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与对乡村社会问题的解读各不一致，从而使他们在选择切入乡村社会建设、改造与改进的路径时方式各异。但是正如晏阳初所言：“有志之士不但认识其重要，且在各处已由理论的探讨，转成实际的进行……其观点与方法容有差异，其在努力以求实现救亡复兴之宏愿，并无不同。”思想交锋的激烈和理论主张的对峙构成了近代乡村理论论争的波浪起伏，但论辩中呈现的智慧和灼见却常常在思潮汹涌过后沉积为社会共识，成为时代选择和历史认知的财富。

从20世纪前期（1949年前）乡村发展论争的各种言说来看，无论论者持论所本如何、理据怎样，在几番思想的碰撞中也大都认同中国乡村的特殊性，因此曾经“西向”选择或简单地回归传统的立场都在论辩中最终被放弃，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我们自然不愿抄袭东西，拾人牙慧；我们也不愿意故步自封，泥于古制”。体现出参证东西、贯通古今、指向未来的眼界。在1940年代“农业立国”与“工业立国”之争中，虽然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论辩争执颇为激烈，甚至相持不下，却没有形成规模性的大论战。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双方在“农业工业化”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和共识。农业立国派，或是新农本主义者在本质上完全与工业化主张的相一致。

1950年代初对中国乡村发展的理论认识集中在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农民运动、土地革命和农民负担等几个主要的问题上。但是，土地改革胜利后中国政府迅速推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希望通过农业合作化把个体农业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在广大农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自然引起了政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学术界在乡村发展道路问题上的建言立说及其影响显然有限，他们的言论更多地侧重于宣传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中共党内却在何时实行农业合作化和如何进行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引发了思想层面的激烈争论。尽管有政治变动的复杂和历史走向的曲折波动，思想论争的共识性成果已然顽强地在历史进程中呈现出自己的力量。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聚合为人们的共识。农业现代化必须走技术进步的道路，既反映了国家需要解决农业发展中的现实困难，又需要适应当时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潮流的要求。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认同和支持，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和关注。学术界的争论更多地集中在四个方面：农业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的关系、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技术改革的中心与重点、农业机械化的作用和途径。

而“三农”问题则成为新时期的社会共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是新时期“三农”问题的一个经典描述，尽管这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认识。不同思想的论争或不同理论的辩驳，其实所面对的问题是同一的。当然，一个共识正在或者说已经形成，即“三农”问题（能否正确认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战略地位）直接关系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顺利与否。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三农”问题尤为重要，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中国有近13亿人口，62%以上生活在农村，占大多数；而国民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没有农民生活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中国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就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