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市新型智库建设与政府决策水平提高

苏晓

一 智库和政府的功能定位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

学界基于不同视角对智库功能的看法很多。基于宏观政治层面的多元理论视角，智库可以参与诸如贸易工会、环保团体和其他非政府组织以影响公共政策；基于中观政策过程视角，智库可以了解政策问题的各种信息，对过往政策进行成本收益测算。在中国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智库具有三个主要职能，即理性决策外脑、多元政策参与渠道、决策冲突的理性辨析平台。基于国际关系和公共外交视角，美国智库的功能是开展“二轨外交”，提供政策建议与智力支持，以及构建政策理念与价值观传播网络。

总而言之，学界对智库功能的概括集中在五方面。一是提供新思想。智库通过长期的研究和分析，提出某项政策新主张，积极向政府推荐，以期被政府采纳。二是为政府提供政策主张和建议。三是直接引导舆论，教育公众。通过发行刊物、举行研讨活动、参与媒体报道发表观点，影响公众，也间接影响政府决策。四是为政府储备和输送人才。发挥“旋转门”作用，让人才在政府和思想库之间流动，促进政府和学术咨询机构的交流。五是作为灵活的外交渠道，以学术交流做好政府之间信息的传递，发挥其“二轨外交”的作用。

政府，广义上是指国家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狭义上是指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或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采用广义的政府概念。

学界对政府职能的理论总结包含国家干预主义政府职能理论、自由主义政府职能理论（古典自由和新自由）、马克思主义政府职能理论。国家干预主义政府职能理论认为政府应当干预市民社会，扩大基本职能尤其是经济职能。古典自由主义政府职能理论认为政府职能是保卫个人安全，保卫国家安全，建设、维护公共设施与公共事业。新自由主义政府职能理论认为政府职能仅限于“防止暴力、盗窃、欺诈及保证契约履行”等方面，尊崇小政府理念。马克思主义政府职能理论认为政府的职能是有限的，包含社会管理和政治统治两方面职能，对社会经济起着正负两种作用；根据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政府职能侧重点在社会管理和政治统治间转换。

（一）智库的专有属性

智库的专有属性，简单地说，就是只有智库才具备的功能属性，是智库有别于政府的根本属性。智库的专有属性，主要是专业性、中立性、竞争性、连贯性。

1．专业性

首先，智库的专业性来源于对政策问题的分工。智库将政策问题归入不同的政策领域、学科领域，从而使人们对政策问题的关注更能找准焦点。如智库会将政策问题分为财政、税收、医疗、教育、卫生等政策领域，将政策问题分配到财政学、医学、教育学等学科领域，并确立一个或少数几个政策领域或学科领域为主攻方向。其次，智库的专业性体现为更加深入地掌握和频繁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几个步骤：观察现象、提出问题、假设、检验、得出理论。对比来看，智库在任一政策问题上，都严格经过以上五个步骤，而政府经常省去假设、检验、得出理论后三个环节。再次，智库的专业性体现为专门性人才聚集程度高。智库和大学是高学历、高职称专门性人才最为集中的机构。由于大学还有服务广大师生的职能，不可避免地会维持一定比例和总量的行政、教辅、后勤服务人员，因此智库是各类型机构中专门性人才聚集程度最高的机构。

2．中立性

西方学者通常强调智库的独立性、非营利性。但是，西方的智库是以对智库捐赠主体的税收减免为制度保证从而确保智库的相对独立，而智库只是具有财务表面上的非营利性，实质上智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必然引起公共资源的再次分配，公共资源的再次分配背后必然有捐赠主体的利益诉求，包含改变、维持、减缓改变、加速改变公共政策的诉求。因此，不能用独立性、非营利性作为评判智库的硬性指标，用中立性更为恰当。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智库作为政府的外部主体，可以接受政府或企业的资助，但意见保持中立，不受意识形态、党派、利益集团等因素影响，只是凭借专业知识得出中立的政策建议；二是由于智库运用专家理性，采取中立于政府、公民社会、市场的政策立场。

3．竞争性

首先，不同智库给出的政策建议（方案）之间将产生竞争。由于最终政策只能采纳一个方案，从方案竞争倒推，智库可以围绕政策信息、决策逻辑、决策理论展开不同程度的辩论。其次，同一智库也面临不同专业视角的竞争。任何一项政策，比如生育政策，可以从人口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视角进行研究，从而可能制定出完全相反的政策建议，因此，智库进行不同专业视角的内部辩论，有利于政策建议的完善。最后，大部分智库作为法人主体，会进行生存竞争。以广东省的人才研究智库为例，该领域的省级代表智库有省发改委下属的广东省人口与产业发展研究院（省产业院）、省科技厅下属的广东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省科技干部学院下属的广东省人才研究所、南方人事科学研究院、社会智库广东省人力资源研究会。在政策需求低和资源不足时，五家智库将在生存竞争中优胜劣汰。

4．连贯性

第一，智库的连贯性体现在对政策问题的跟踪研究上。与政府不同，智库的研究通常不受行政区域、行政权力分割的影响，可以对政策问题进行长期的普遍规律性研究。第二，智库连贯性体现为受权力更替影响较小，可以不唯上只唯实。在政治现实中，政府的政策连贯性容易受到政府换届影响，也容易受到政策历史不清楚、政策信息不连续、政策执行人员离退休等制约。由于专业性、中立性，智库能在政策方案上将保持极大的连贯性。

（二）政府专有属性

政府的专有属性，指政府才具备的功能属性，是政府有别于智库的根本属性。政府的专有属性主要是权威性、社会性、系统性。

1．权威性

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权力结构中最重要的主体，以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契约关系为基础，以宪法和暴力机关为后盾，使其行为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性。由于具有权威性，政府一方面成为收集、公开政策信息的主体，另一方面成为决策、施策、担责的主体。因此，政府比智库掌握更多的政策信息，也比智库承担更大的决策责任。

2．社会性

社会性由政府的社会职能决定，主要指政府承担提供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的社会职能，如负责二次分配、建立社保制度、保护生态、提高人口质量、优化社会服务。由于政府具有社会性，它比智库更关注整体利益平衡，因此采取的政策风格比智库政策建议更求稳健。

3．系统性

系统性指政府从上到下形成一个具有极强整体性的有机系统。该系统具有结构性和有序性两个特征。结构性是指政府根据社会分工建立起来的机关权责体系的特征，有序性是指行政组织系统内一定的序列和等级体系所显现出来的特性。由于政府具有系统性，它能够比智库更加系统地获取政策信息，特别是过往政策的反馈信息。

（三）公共政策体系中智库和政府的功能交叉

公共政策体系（系统）是由政策主体、政策客体和政策环境三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社会政治系统，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是由信息、咨询、决策、执行、监控等子系统组成的大系统。

1．共同完善政策信息系统

信息子系统的主要功能是信息收集、信息加工（筛选、分类、储存）、信息传递。工作要求一是准确，二是准时。信息子系统是公共政策资料、知识传导的神经网络。珠海市公共政策信息子系统主要由市委办公室、市委政研室、市政府办公室、市统计局、市人大、市政协、新闻媒体、智库构成。

公共政策信息根据政策过程分类，包含政策问题信息、政策预测信息、政策建议信息、政策监测信息、政策评估信息。

起基础性作用的是政策问题信息，包括政策信息收集、加工者感知、搜索、界定公共政策问题所用的信息及其问题本身。如珠海市拱北口岸附近居住着大量澳门籍居民是原始感知信息，经过信息初步加工可获得人口数量、年龄结构、性别结构、职业结构等描述性信息，将描述性信息与澳门居民分布特点横向对比、与拱北以往人口信息纵向对比得到“澳门居民居住拱北的主要需求是降低生活成本”的再加工信息，从而为信息使用者提出“如何维护居住在拱北口岸附近的澳门居民的治安稳定”的公共政策问题。原始信息、初步加工信息、再加工信息、公共政策问题本身都属于公共政策问题信息。

政策预测信息是公共政策可选方案未来采纳后可能发生的结果及其所用信息。例如，珠海市学前教育资源紧缺，假设可选方案有加大政府经费投入总量、控制人口规模、使优质幼儿园在地理上平均分布，每一种政策可选方案都可以通过外推预测、理论预测、判断预测三类方法进行预测。外推预测可以采取时间序列分析、线性趋势分析等方法，理论预测可以采用因果模型、回归分析等技术，判断预测可以使用德尔菲法、可行性评价等操作。例如，可以根据珠海老龄人口增长速度、人均医保费用历年变化对医保费用进行预测，并且根据医保预算增长速度测算出珠海市医保费用收支平衡点。

政策建议信息是通过对政策预测信息的成本—收益分析，提出当前政策环境下的优先政策措施及其理由。例如，对于珠海市香洲区佳能旧厂房地块，既可通过土地挂牌交易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也可以将其改造成商务中心促进人口聚集，还可以通过经营文化产业园完善城市软硬件基础设施。假设决策者在短期、中期、远期政策面前需要在不同学科、不同利益群体、不同城市规划理念间进行抉择，那么他们需要采纳不同学科、利益群体、专家群体提供的政策建议。政策建议包括选择排序、支持理由、反对理由，这些内容都属于政策建议信息。

政策监测信息是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反馈信息。例如，2013年11月15日，珠海市物价局决定调整居民用水价格并实行阶梯水价政策。在该水价政策实施后，居民态度、媒体评论、实际用水量的增减、贫富阶层的水费负担等信息属于政策监控信息。通常，有科学决策思维的政府机构会在卫生、教育、住房、福利、犯罪、科技等领域依据综合的政策指标对政策的执行结果实施例行监控。政策监测信息有利于决策者掌握公众对政策的接受度，发现预测信息之外的情况，把准政策执行难点，划分政策方向偏离责任。

政策评估信息是公共政策执行完毕后的反馈信息。与政策监测信息不同，政策评估信息是经过对决策过程的完整评估，暗含效果、效率、完成率、公平性、预期相符度、适当性等评估标准的结果性信息。获取政策评估信息的主要方法有社会实验、社会系统核算、社会审计、综合实例研究、发展评价、实验评价、回顾性过程评价、回顾性结果评价、评价力估计、多重效用分析。

2．共同构建政策咨询系统

咨询子系统是公共政策体系的智囊系统，珠海市咨询子系统的主体是珠海市智库，由许多专家、学者组成（见图1）。实践中，信息资料的占有是提出政策建议的基础，因此咨询子系统与信息子系统有诸多交集。

咨询子系统通过运用科学知识、方法、技术进行政策问题分析、前景预测、方案设计及论证、咨询建议、监测评估公共决策。信息子系统未必是咨询子系统，但咨询子系统必然是信息子系统。例如，珠海市政府办公室承担市一级公共政策信息的收集、加工、传递，因此属于信息子系统；珠海市委政研室不仅承担公共政策信息的收集、加工、传递职责，还承担政策问题的分析、政策建议的提供等职责，因此既属于信息子系统，也属于咨询子系统。

3．共同强化政策监控系统

监控子系统是公共政策体系的特殊组成部分，负责监控公共决策过程的各个环节，确保政策问题受重视、政策目标不偏离、政策方案能执行。它的主要作用是监控执行子系统，确立政策执行标准、监督政策执行情况、反馈政策执行情况。监控子系统的最大特点是，不仅包含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体制内”单位，也包含维权团体、意见领袖等“体制外”单位及个人。

珠海市市级监控子系统由司法机关、纪检监察机关、人大、政协、审计机关、新闻媒体、公民维权团体、意见领袖组成，主要包含珠海市法院、检察院、纪委监察局、人大、政协、审计局，以及珠海本地和在珠海驻点的纸质媒体、广播媒体、电视媒体、网络媒体、维权团体及意见领袖。

二 新型智库建设应当规避的错误方向

笔者在中国知网进行了搜索，未发现有专门文章论述新型智库建设的错误方向，但有文章做过近似论述。有学者认为，中国智库显著区别于西方智库和中国古代智库，因此需要处理好官办性与民间性、政治性与独立性、单一性与多元性等多方面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地方建设好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前提是认识和处理好地域性与全国性、本土化与国际化、及时性与前瞻性、策略性与战略性、应用性与学理性、决策咨询与学科建设、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八个关系。

（一）放弃智库专有属性

新型智库建设的最大错误方向就是放弃智库专有属性，包括专业性、中立性、竞争性、连贯性，而走非专业性、依附性、垄断性、临时性的发展道路。

第一，放弃专业性，走非专业性智库发展道路。首先，追求大而全，不确立自身政策领域、学科优势，希望面面俱到的智库，反而无法做到精深。其次，不深入掌握和经常性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包括不掌握科学研究方法、不运用辩证思维、抵制定量分析方法等。最后，不重视专门性人才队伍建设，表现在智库内部专业技术岗位比例低、专业技术岗位准入门槛低、缺乏对研究队伍的培训交流、在研究上搞“一言堂”。

第二，放弃中立性，走依附性智库发展道路。放弃中立性主要是放弃意见中立，完全成为资方代言机构。国内官方、半官方智库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拨款和预算转拨，民间智库资金来源趋于枯竭迫使部分民间智库转向国外的基金会申请资金。部分官方、半官方智库“唯政府旨意是从”，部分民间智库研究议题受国外基金会操控，丧失了意见中立的智库发展基础。

第三，放弃竞争性，走垄断性智库发展道路。一是政府完全垄断政策议题甚至结论。例如，政府将智库视为政策正确性论证机构，对政策议题预设答案，交由智库走过场。二是下属智库垄断主管部门政策信息、课题、资金，主管部门课题倾向于采用定向招标、单一来源采购。三是官方、半官方智库垄断预算资金、课题，压制民间智库参与竞争。

第四，放弃连贯性，走临时性研究发展道路。一是智库沦为政府秘书班子。政府决定热点政策议题，智库就一窝蜂地去研究该政策议题，实际上缺乏对该政策议题、政策信息、政策理论等积累，也未仔细考量热点政策议题的长期生命力。二是沦为政府的“御用工具”，使得智库研究极易受政府换届等的影响。三是轻视积累，包括缺乏对过往政策、政策信息特别是数据资料、政策反馈的跟踪，因此在新的政策议题、政策环境面前束手无措。

（二）放弃智库体系化追求，走分割化发展道路

第一，不设统一的协调机制，或者协调机构“各立山头”。智库体系需要统一的协调机制，组织领导、资金保障、目标任务、考核监督缺一不可。第二，不设统一的政策研究需求发布平台，课题发布部门主观地分配课题、资金。第三，不建立统一的政策研究成果推广机制。第四，智库间不进行学习培训、人员交流。

（三）放弃智库市场化、产业化潜力，走行政化、补贴型发展道路

智库市场化，是要打破“大锅饭”体制，加强政策产品供应方竞争，使智库在市场机制中优胜劣汰。智库产业化是要认识到智库属于服务业高端产业群，可以成为一个产业链，需要预留政策空间、地理空间、财政支持空间、税收调节空间、人才培育空间。

三 智库参与重大公共决策的意义

（一）智库的内涵

智库一词源于英文“think tank”，又译作“思想库”“智囊团”“脑库”“外脑”等。所谓的智库，脱胎于传统的智囊制度，我国历史上有“孟尝君门客三千”“谋士”“幕僚”“绍兴师爷”的记载，可视为智库的滥觞与雏形。

迪克逊从功能角度提出，“智库是一种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广泛的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在与政府、企业及大众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提出咨询”；凯莱从制度安排角度提出，“智库是一种组织的安排，其中，企业部门、政府机构及富人把数以百万的经费拿出来，交给组织的研究人员，而这些研究人员必须花费时间来完成研究，最后研究者与机构将其研究成果以研究报告或专书的形式公开或不公开呈现”；威佛从产业形式角度提出，“智库是非营利的公共政策研究产业”。

西方对智库的定义主要强调独立性和非营利性。西方的智库是以对智库捐赠主体的税收减免为制度保证从而确保智库的相对独立，智库只是具有财务表面上的非营利性。实质上，智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必然引起公共资源的再次分配，公共资源的再次分配背后必然有智库捐赠主体的利益诉求，包含改变、维持、减缓改变、加速改变公共政策的诉求。因此，不能用独立性、非营利性作为智库评判的硬性指标。

在中国，很多学者采取宽泛的智库定义，认为“智库是一种专门为公共政策和公共决策服务、生产公共思想和公共知识的社会组织，它的基本特性包括思想创新性、政策影响力和公众关注度等，它的主要功能包括提供思想产品、搭建交流平台、培养公共人才、引导社会舆论等，它的工作范畴包括信息报送、调查研究、人才培养、沟通交流、专题培训以及决策咨询等”。

本文认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充分考虑了中国国情，首次明确了智库的定义、标准、分类。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当满足以下基本标准：第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相对稳定，运作规范；第二，特色鲜明，长期关注决策咨询研究领域及其研究成果；第三，拥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专业代表性人物和专职研究人员；第四，有持续的资金来源；第五，有多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和成果转化渠道；第六，具有功能完备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统；第七，有健全的治理结构及完善的组织章程；第八，具有开展国际合作交流的良好条件等。

（二）智库参与重大公共决策的意义

智库参与重大公共决策的意义，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点，智库参与重大公共决策，是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的制度性设计。

2004年1月，《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明确指出：“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 ‘思想库’和 ‘智囊团’。”2007年十七大报告首次出现了“发展智库的重要性”论述，此举表明，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了最高决策层的关注。

2009年6月17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要求，“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和中长期发展需要，加强储备性政策的研究，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针对性”，从而将储备性政策研究的主力军智库推到政策参与前沿。

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申明“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建立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将智库发展与公共决策效能联系在一起。

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简称《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意见》指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大意义：一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三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点，智库参与重大公共决策，是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全过程催化剂”。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包含议题设置、可行性论证、备案拟定、咨询听证、方案确定、效果评估等。

第一，在议题设置环节，智库参与能够使政策议题更全面。公共决策是党政机关注意力聚焦的过程，同时使党政机关人员信息、时间两个要素快速耦合。由于“大政府”惯性，党政机关人员的事务性压力非常重，加上现阶段社会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党政机关在议题设置环节易受舆情不通和时间不足的局限。智库汇聚了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可以就单个政策问题从若干专业角度进行解读，使议题设置更加全面，为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以立法决策为例，珠海市人大常委会走出了第一步。2015年1月1日，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在其官网公布《珠海市2015年立法项目征求意见表》，立法项目包含电力设施保护、法治政府建设、土地管理、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安全生产、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空间发展概念规划、政府重大决策、业主委员会组织、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控制吸烟、不动产登记、旅游、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程序等17项，是近年来网络问政的典型表现。但由于各立法项目专业性强、法规相关资讯涉及面广，而受访网民来源不一、对立法项目相关背景理解深度不同，因此问卷只限于从17项立法项目内选出2项作为重点立法项目，调查问卷效果易受影响。鉴于此，若能在立法决策规程上引导智库参与，既能帮助立法机关广泛倾听社会诉求，又可以借助智库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基础，快速、准确地定位政策目标，使行政决策兼顾决策专业性和社情民意。

第二，在可行性论证环节，智库参与能够提供专家理性，从而引导舆论理性。以三峡工程的论证过程为例，1984年4月国务院批准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组织编制《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1986年6月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进一步扩大论证，责成水利电力部重新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以钱正英为组长的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特邀21名顾问，成立了14个专家组，经过大量研究，形成了14个专题论证报告，在可行性论证环节提供专家理性。

但是，一项政策的出台会引起相关利益群体的正面和负面反馈，这种反馈又通过社会舆论将效果成倍放大。鉴于境外干涉势力和境内维稳压力，利益群体的负面舆论比正面舆论更容易被广泛扩散。特别在互联网时代，决策执行后并不代表舆论发散结束。三峡工程竣工后，社会舆论对疏浚成本及迁置库区移民的成本、水量控制的实际经济效益、大容量蓄水对地质结构影响等方面有后续关注。因此，在决策早期的可行性论证环节引入除决策机关、相关利益群体之外的中立的智库论证，有利于决策和后续舆论理性，从而大大降低政策辩论升级为利益群体冲突的可能性。

第三，在备案拟定环节，智库参与能够限制决策时“从众唯上”的思维，充分考虑不同政策意见甚至相反的政策意见。

事实证明，集体决策并不能完全避免决策非理性。20世纪30年代，犹太人并不相信他们会被送到集中营并全部杀掉；1972年，以色列不相信会在奥运会上被屠杀；1973年9月，虽然已经看到阿拉伯国家在进行战争动员，但是多数人讨论后认为并不构成威胁，以致后来仓促应战，险些输掉战争（赎罪日战争）。战后，以色列决定改革情报制度，建立了第10人制度：如果9个人看着相同的情报，得出相同的结论，那么第10人必须提出异议，无论这个意见看上去多么离谱，这个人必须假定其他9人都错了并设法证明。以色列政府决策层在赎罪日战争后同样进行了深刻反思，下决心采取措施避免从众思维和决策者专权对不同政策建议的排斥。例如，以色列国防部建立了“魔鬼代言人办公室”，所招募人员要求经验丰富、有逆向思维、创造力强。该机构以“观点中立”的专业化立场、“查缺补漏”的逆向思维进行研究，要求必须制定各类政策备案以通过实时直接的电信系统供决策者使用。

政府决策属于集体决策并且具有明显的权力等级特征，这样的双重特性就造成了政府决策很难避免从众思维和唯上思维。智库参与政府决策过程，可以有效避免政府在决策中的自我纠错能力较差的弱点，从而提供不同的政策视角和政策建议。

第四，在咨询听证环节，智库参与能够增强公共政策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既包括狭义的法律法规合法性，也包括公民认同的政治合法性。

以行政决策听证制度为例，国务院、广东省政府将健全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列为法治政府建设考核指标之一，要求社会听证成为重大行政决策的必经程序。《珠海市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办法》于2014年2月20日起施行。听证会旁听席分为一般旁听席、部门旁听席、媒体旁听席。因此，智库可以以企事业单位身份参与旁听。例如，2014年，一位网名“@小Q吟你若无云便是晴天”的高三学生在微博发帖质疑修建有轨电车一事，随后又新写了一篇《我的市长我的市——修不修路谁说了算》的博客，强调自己“并非反对建设有轨电车”，而是质疑“建与不建谁说了算”。该帖子被转载到珠海某网站36个小时后，当时的珠海市长专程写下长达1792字的回信释疑。2014年8月，珠海教育局出台“小学若择校，中考时不算指标生”的政策，这一被称为史上最严打击择校现象的政策引发广泛关注，不少市民表示支持。不过，也有反对者认为不够人性化，认为新政策使学生上学只能就家近而不能就父母工作单位近，从而导致接送不便，市教育局通过解读上级文件，回应了该质疑。根据舆论反馈，面对有理有据的政策质疑，不压制质疑，及时处理回复效果最佳。

第五，在效果评估环节，智库参与能够使评估更专业、更全面，评估结果公开范围可控。

从当前决策评估总体情况来看，行政决策法治化的总体水平不高，行政决策制度建构情况与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基本存在正相关关系。从具体指标的得分看，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制度建设情况较好，而决策后的反馈制度尚没有普遍建立。

一项政策的实施效果按时间先后受到决策质量、执行程度、控制程度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控制程度是指根据政策执行后的初期反应所做的修正调整的程度。决策评估内容包括经济效益评估、社会效益评估、环境效益评估，而每种评估内容又对应不同的评估方法。经济效益评估方法分为静态和动态评估法、定性和定量评估法、微观和宏观评估法等；社会效益评估方法分为关键指标评估法、抽样问卷评估法、申诉统计评估法等；环境效益评估方法分为资源综合利用率评估法、环境污染评估法等。一项政策的效果评估至少包含三大类十一种评估方法的综合运用，这类专业性较强的评估只有在专门的研究机构才能完成，而智库就是这类机构。此外，决策机关不适合做决策评估，因其主要职能是制定和执行政策。决策机关如果参与决策评估，不仅投入时间有限，而且存在“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身份冲突。因此，将决策评估委托给中立的外部机构智库，并要求其遵守相关规则、明确保密义务，能使决策评估环节可行、可信、风险可控。

四 珠海市智库的现状、政策参与的路径和存在的问题

（一）珠海市智库的现状

智库是珠海市委、市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决策咨询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珠海市委、市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决策咨询机构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2012年，珠海出台了《珠海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并在经济、环境、社会、法制和文化领域就珠海未来发展路径的“五道题”邀请国内外智库专家进行了一系列高端论证。2013年，珠海市政府与中科院广州分院签署了科技合作协议，双方合作共建中国科学院广州技术转移中心珠海中心。可以说，智库在珠海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前，珠海具有难得的后发优势，处于发展黄金期、改革攻坚期、转型关键期，港珠澳大桥即将开通，珠海要大力发展“三高一特”产业，打造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珠海迫切需要健全决策支撑体系，大力加强智库建设，以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以科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将智库分为五类，主要包括社科院和党校行政学院智库、高校智库、科技创新智库、企业智库、社会智库。媒体通常从智库性质出发，将智库分为官方智库、半官方智库、民间智库三大类。不同类型的智库在信息传递方式、驱动力量（行政、市场）、议题选择、研究特长等方面有不同的特点。

1．官方智库

第一，市级决策咨询研究机构，包括市委党校、市委党史研究室、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广东省社科院珠海分院）、市社科联、市科协5家常设机构。

第二，党政部门、人民团体下属决策咨询机构，包括市纪委下属的珠海市监察学会、市委组织部下属的珠海市党建研究会（与组织部研究室合署）、市教育局下属的珠海市教育研究中心、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下属的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市司法局下属的珠海市法学会、市人大下属的珠海市人大法制研究中心、市政协下属的珠海市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团市委下属的珠海青年智库等。

2．高校智库

珠海市现有高校10所（见表1）。

表1 珠海高校智库概况

3．科技创新及企业智库

截至2014年，珠海已建立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2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45个、市级重点企业技术中心139个；建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分支机构5家、省重点实验室1家、省重点实验室产学研培育基地1家。

4．社会智库

珠海的社会智库主要有珠海兰策商务咨询公司、珠海与北京大学合作设立的生态文明研究院、南方民间智库等具有民间性质的智库等。

（二）珠海市智库政策参与路径

第一，通过政府服务类项目公开招标，参与公共政策制定。

第二，接受政府部门课题委托，撰写调研报告以供政府部门使用。

第三，通过理论期刊和内参渠道，获得决策层关注。

第四，通过听证会、座谈会、评估会、培训班等会议互动形式参与公共政策讨论。

第五，通过电视台、报纸、广播、网络媒体、自媒体发布政策观点，引导政策舆论。

（三）珠海市智库建设存在的问题

珠海智库为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随着形势发展，智库建设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珠海智库建设存在着力量分散、职能交错、领军人物和杰出人才缺乏、研究和服务水平不高、参与决策咨询缺乏制度性安排、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高质量智库缺乏、智库建设缺乏整体规划等一系列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党政智库疲于应付。党政智库是典型的官方智库，如各级党委、政府的政研室（研究室）、发展研究中心以及各政府部门内设的专门研究机构等。这些研究机构属于党政附属研究机构，直接为各级党委、政府决策服务。这类机构基本按照党政组织及其领导的工作部署进行“命题性”调研，其研究结果直接为领导决策服务。

与日益增长的珠海各级党委政府决策咨询需求相比，党政智库普遍存在着人才数量不足、人才结构单一、外脑借力较少的问题。据了解，珠海市政府研究室的主要任务是给市领导起草讲话稿，专职政策研究人员很少，事务性压力非常重，疲于应付“布置的作业”，加上现阶段经济社会文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党政智库没有对重大宏观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时间和精力。在对党政智库的评价中，“缺乏独立性”是最常见的声音之一。

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智库，珠海党政智库与决策层联系更紧密、沟通更便捷、决策需求把握更准确，更便于统筹全市范围内的各方资源，应致力于提供重大研究选题方案、带头开展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向决策层集中汇总并报送全市各类型智库的研究成果等。

第二，社科智库数量少且能力不强。社科类智库包括省社科院珠海分院和各级社科联。省社科院珠海分院成立至今成果有限，尚未发挥应有的科研作用。在珠海行政区中，香洲区和金湾区成立了社科联，斗门区却迟迟未成立社科联。珠海各级社科联主要发挥着为党和政府联系广大社科工作者的桥梁作用，科研能力很弱。截至2015年上半年，市社科联登记的社科类社团多达37个。但是，这些社团大多数都不具备科研能力，存在“小而弱”的特点，有些社团其实仅有“联谊会”的功能，有影响力的社会智库奇缺，整体社科研究能力和承接政府社科研究课题的能力仍需进一步提高。

第三，党校智库“重教轻研”。目前，各行政区均没有设立党校，珠海仅有市委党校一家。市委党校承担着繁重的日常教学任务，承担着培训珠海各级领导干部的任务，党校系统师资力量较强，科研力量相对薄弱，党校为地方政府提供决策咨询的作用尚未完全发挥。

第四，高校智库曲高和寡。经过15年的发展，珠海成功打造了一个办学体制多元、学科门类比较齐全、教育质量稳步提升的高等教育体系，拥有10所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有研究生800多人（其中博士研究生近200人），具有副教授以上高级职称的有近2000人。在校大学生超过12万人，高校数量排省内第二，高校智库存量巨大，达到233所，基本形成了“文史哲、经管法、理工农”9类专业覆盖面广的智库体系，并具有独立自主性强、学术意识浓厚、研究水平高等特点。但是，在存量如此大的情况下，珠海市高等教育深度融入地方经济建设、对产业经济的拉动作用尚未充分体现，高校政策研究和调查研究成果转化形成实际决策的并不多，出现了明显的政策研究与决策咨询脱节的“两张皮”现象。究其原因，一是研究成果脱离实际，政策建议比较务虚，对领导决策缺乏咨询价值；二是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决策部门与决策咨询机构之间沟通联系缺乏固定、快捷、通畅的信息传递和成果转化渠道。在座谈调查中，多位高校学者反映很难获得政府有关部门的需求信息，同时由于缺乏与党委政府层之间的信息传递渠道，研究成果很难让决策层知晓。

因此，一方面，高校要主动介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各级政府要学会借力高校智库。珠海高等院校不应该成为独立于社会的象牙塔，要开门办学，不能坐等社会资源送上门，要主动加强与政府、企业、行业、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和合作，将校外机构请进来，将校内专家、教师送出去，主动适应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提升协同创新意识和能力。珠海高校要以优势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为基础，整合校内其他教育资源，吸引政府、企业、行业、社会组织、其他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参与构建协同创新平台，提高解决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关键和重大问题的能力。

第五，社会智库有心无力。社会智库是在工商部门、民政部门注册的研究机构，也被媒体称为“民间智库”。长期以来，官方或半官方智库相对活跃，社会智库因缺少政策与资金支持发展乏力，生存环境还比较脆弱，智库作为政府“外脑”的职能难以真正体现。珠海纯民间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珠海数量很少，研究力量弱，研究能力有限。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海南等民间智库发展先进的地区相比，珠海民间智库基本上处于未发育或萎缩状态。社会智库的优势在于它可以打破政府智库的“部门本位”和大学智库的“学科本位”，以相对客观、中立的姿态探讨一些公共政策问题，因此发展空间很大。珠海社会智库有如下两个特点：首先，社会智库在信息来源、经费投入、研究力量、占有资源、成果影响和体制保证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官方智库，社会智库即使想做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也有心无力；其次，与官方智库相比，社会智库决策谏言的渠道不够畅通，即使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也很难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官方智库可以通过内参或送阅件向上直接传递意见建议。相比之下，社会智库的成果和声音就不那么容易被反映到决策层。在座谈调研中，很多社会智库的从业人员表示，智库不要用民间、官方的标准简单划分，不要在智库身上贴标签，只有克服智库建设中的官本位思想，建立统一、公平的市场，才能促进各类智库之间的公平竞争。

第六，科技智库有待培育。2014年全年，珠海经各级科技行政部门登记的技术合同有577项，技术合同成交额为22.5亿元；全市共有产学研示范基地11家、科技创新公共实验室13家（其中设立在高校和科研所的公共实验室有12家）；拥有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4家、省级工程研究中心80家、市级工程研究中心56家；已建立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2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45个、市级重点企业技术中心139个；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分支机构5家、省重点实验室1家、省重点实验室产学研培育基地1家；2014年年末建立县及县级以上国有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情报和文献机构6个。但是，科技创新智库和企业智库的科技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拳头”科技产品不多，领军人物和杰出人才缺乏。珠海市高校还没有引进“两院”院士、“长江学者”、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等高层次人才。

五 珠海新型智库建设的原则、目标和具体做法

珠海新型智库建设的原则是，要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为总依据，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总指导，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和广东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相关文件精神为建设方向，以珠海市委七届三次、四次、五次全会精神为发展动力，坚持紧扣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分工明确、重点协同，坚持求真务实、大胆革新，围绕珠海建设生态文明新特区、科学发展示范市，构建珠海新型智库体系，创新智库发展模式，着力打造珠海智库品牌，为“蓝色珠海、科学崛起”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具体来说，一是坚持智库发展基础，加强智库专业性、中立性、竞争性、连贯性的专有属性；二是智库要维护政府权威性、社会性、系统性的专有属性；三是重点抓好智库和政府间的交叉功能，共同完善政策信息系统，共同构建政策咨询系统，共同强化政策监控系统。

总的来说，珠海新型智库发展目标为智库专业化、体系化、产业化，这是新型智库发展道路与旧的智库发展道路的根本区别。具体来说，珠海要提升新型智库在公共政策体系中的地位，统筹智库与公共政策体系协同发展，优化公共政策信息、咨询、监控子系统；健全智库发展体制机制，建立具有珠海特色的新型智库发展模式；强本固基，内培外引，打造珠海智库品牌，提升珠海智库影响力。

珠海市建设新型智库和提升政府决策水平的具体做法如下。

（一）内培外引，构建珠海特色新型智库体系

第一，提高党校（行政学院）智库决策服务能力。为党委和政府提供决策服务，是党校的重要职责之一。建议强化党校智库建设，充实、配强科研人员，深化市委党校科研体制改革，按照教学、科研、咨询一体化协同发展要求，明确目标任务、方式方法和组织协调机制，更好地发挥党校（行政学院）在决策咨询方面的作用。结合干部教育培训，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开展决策咨询研究和服务，激活党校智库的决策咨询作用，让党校智库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撑。

第二，提高高校智库协同创新能力。珠海市多次强调要充分利用高校资源，打造高端智库。建议珠海按照教育部印发的《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的要求，立足当地高校的优势学科，依托特色专业领域的优秀人才，研究制定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支持培养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高端智库人才和咨政研究团队，培育建设一批具有集成优势的新型智库机构。

依托高校优势学科建设，面向珠海产业发展重大需求，构建10个高校协同创新中心，以优势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为基础，建立一批市级科技创新平台和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基地，提高解决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关键和重大问题的能力。

着力构建高校智库建设的制度保障体系，加快研究、制定和落实支持高校智库发展的财政政策和投入机制，将地方政府对高校的扶持与研究成果挂钩，为智库参与地方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安排高校学者参与重大战略制定、重大规划制定、重要课题研究等工作，在决策部门与高校智库之间建立起更加畅通、快速的沟通联系和成果转化渠道。定期将党委、政府的决策资料和有关文件向高校发布，解决二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第三，合作借力办社科智库。建立国家级、省级智库与珠海市的协同创新中心，依托珠海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建立国家级、省级智库在珠海的协同创新中心或者研究基地，为它们在珠三角特别是珠海开展研究提供办公、临时居住、信息资料及调查研究等便利；围绕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定期组织港珠澳及中山、江门、阳江智库进行沟通交流；围绕建设葡语系、西语系国家经贸平台，定期开展拉美国家智库与我国及珠海智库的沟通交流；定期选派珠海市智库人才到中央、广东省智库交流学习，邀请中央、广东省智库的专家到珠海市相关机构挂职。建立智库人才横向交流机制，推动党政机关与智库之间人才的有序流动，推荐智库专家到党政部门挂职、任职。

第四，建设、服务地方型科技创新智库和行业引领型企业智库。建设若干个高水平科技创新智库，围绕“三高一特”产业发展尤其是装备制造业的政策制定、重大项目、产业平台等开展决策咨询，在全市创新驱动规划、布局、政策等方面发挥支撑作用。支持骨干企业、企业家协会建设若干个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新型智库，重点研究行业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保护、品牌发展战略、公关策略，提升珠海企业和企业家的国内影响力。

第五，引导社会智库健康发展。坚持官方智库和社会智库“两条腿”走路。社会智库是发展珠海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出台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要求由民政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规范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智库的若干意见，营造有利于社会智库发展的良好环境。建议珠海按照中央、广东省的要求，结合珠海实际，把支持和引导高端社会智库健康发展提上重要议程，加快研究制定规范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智库的政策意见，为社会力量兴办智库创造更加有益的条件。建议梳理社团注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建立并公示社会智库便利化注册流程，制定规范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智库的实施意见，包括支持和鼓励社会智库参与决策咨询研究和评估论证，积极承接地方政府和部门的应用研究课题；解决社会智库发展面临的政策制约及身份问题，努力消除社会智库面对的各种不确定的政策门槛，明确其设立、业务开展、内部管理、税收政策等规定；建立并完善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制度，将社会智库提供的咨询报告、政策方案、规划设计、调研数据等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和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拓宽社会智库建言献策的渠道，为社会智库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便利，将体制外专家咨询纳入决策程序等。

第六，建立智库名录与智库人才库。分类别统计智库概况，建立智库名录，在党政机关、智库之间实行内部共享。以各类市级战略顾问专家库为基础，进行智库人才盘点，通过自主申报、准入备案形式，建立智库人才库，注重对智库人才研究特长、过往成果等要素的收集；建立分级授权、实名制、扁平化、可移动使用的电子通信系统，降低决策者、决策执行者、智库人才之间的沟通难度和沟通成本。

第七，吸引国内外智库在珠海设立研究和信息分支机构。举办行业会议，发布研究成果。争取与国家级或者省级智库合作，在珠海设立研究点、数据分流中心、网站运营点。利用政策和地理便利，加大与港澳智库的合作力度，每季度举办粤港澳智库论坛，每年度举办国内外智库论坛。形成智库人才出入境学术交流便利化机制，探索国外智库授权代理，加强智库外语人才培养。待时机成熟后，在智库联盟的基础上，成立智库产业园。

（二）建立健全现代决策体制，推动新型智库健康持久发展

第一，进一步强化和明确智库深度参与珠海重大经济社会文化决策的规范化、程序化、制度性设计，完善智库参与决策的机制，使决策咨询论证成为重大决策程序的必经环节，让智库真正参与到决策中来。

长期以来，智库对决策的影响不稳定，决策体制机制缺乏必要的法制保障，在党和国家科学民主决策体系中缺乏规范化、程序化的制度性安排。客观地讲，大多数的决策部门还是习惯于传统的决策方式，而不习惯于决策咨询。根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等对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的要求，以及《广东省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试行）》和《广东省依法行政考评办法》等健全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精神，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深入贯彻和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和广东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的相关文件精神，对于涉及公共利益和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除涉及国家安全和军事秘密的项目外）的各政策环节，都必须通过举行听证会、座谈会、论证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征求公众及智库的意见，提高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智库在参与决策咨询的过程中还会遭遇以下问题：某些地区对重大事项界定不清，决策者有选择地对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咨询；决策咨询需求不公开透明，有选择地确定决策咨询机构或专家个人；决策咨询过程和结果并没有形成完善的记录和档案加以管理，导致决策咨询缺乏责任追究机制；决策咨询工作走过场，智库或智库成员成为决策者的附庸和利益代言。这样的决策咨询现状要求智库不仅仅要参与政策的制定，更重要的是要把政策真正地落到实处。智库参与决策咨询制度本身不健全，就会减弱智库决策咨询参与的实际效果。因此，建议珠海制定出台具体意见或办法，确立智库在议题设置、可行性论证、备案拟定、政策评估环节的法定参与权。

第二，建立由珠海市委统一领导、市委副书记牵头、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领导管理体制，成立智库建设领导小组，切实加强对智库建设工作的领导。智库设常设性办公室，办公室可考虑设在市委政研室，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对领导小组负责；建立统一管理、统一课题发布机制，明确任务分工，形成工作合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新型智库的地位和作用，把智库建设作为推进科学执政、依法行政、增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内容，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第三，建立统一的政策需求网络发布平台，形成一个规模性的政策咨询市场。智库的产品要有政府的需求才能发展起来。由智库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定期收集和汇总各党政部门政策研究需求并发布公告，以市社科联年度规划课题、市科技与工业化信息局课题为依托，将党政部门政策研究需求纳入年度科研项目规划，定期发布决策需求信息，通过项目招标、政府采购、直接委托、课题合作等方式，引导相关智库开展政策研究、决策评估、政策解读等工作。

第四，建立统一的、公开共享的政策数据资料库。以政府大数据中心为基础，融合新旧数据，融合政府网站公开数据和纸质存档数据，融合可行性报告、听证报告、舆情反馈、国内外政策经验和资料、理论文献、本市社情等政策资料，建立市级政策数据资料库，各有关单位依法依规向智库提供数据、资料，实现政府与智库之间数据、文件、资料、成果等的互联互通。

第五，建立统一的智库间交流平台和智库成果宣传推广平台。以智库名录和智库专家库为基础，建立智库论坛，定期进行成果、经验、研究方法、数据文献等交流，加强智库间合作研究意愿，在条件成熟后成立珠海市智库联盟。建立统一的智库成果发布网站、自媒体公众号，在智库名录、智库专家库和内参共享平台的基础上，挑选不涉密的政策建议在该网站、公众号上发布，同时向主要媒体推荐使用。建设智库间共享的讲座、会议配套场地和设施，建立智库间场地、设备等共享制度，用活存量资源；打造国家级、省级智库的成果发布平台。争取与国家级或者省级智库合作，每年10～11月在珠海举办3天左右的智库成果发布会和智库论坛。邀请国内外知名官方智库与民间智库在珠海集中发布成果，开展思想交流。定期与国内外智库开展交流。

第六，打造政府和智库间的人才“旋转门”。当前，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正在向纵深发展。打破专家身份界限，使专家变换角色，直接服务于政府，甚至成为党委政府的决策成员，这已经在不少地方和部门成为现实。当前一些智库高级研究人员已经通过公开选拔、选调、挂职的途径参与和加入到党政部门中。同样，一些党政高级决策人员也可以离开领导岗位，转到研究性的智库里担任研究人员。这样就形成了类似美国“旋转门”的智库角色转换机制，不仅可以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水平，而且可以促进现代智库的发展。因此，建议珠海加强纵向和横向交流，定期选派智库人才到国内外机构交流学习，邀请中央、广东省智库的专家到市相关机构挂职。建立智库人才横向交流机制，推动党政机关与智库之间人才的有序流动，推荐智库专家到党政部门挂职、任职，支持有研究能力的党政领导干部、国有企业高管离任后经批准到智库从事研究工作。建立党政部门和智库对口联系制度。各党政部门要在本部门业务领域重点联系2个以上智库，鼓励智库围绕本部门的工作重点、难点、发展趋势，进行长期性跟踪调研、决策咨询。各党政部门要以智库为依托，形成服务本部门的智库支撑力量。

第七，探索智库评级办法，建立智库研究成果评价机制。运用政策需求方评议、同行评议、公众评议方法，筛选研究成果数量、采纳率、引用率等指标，参照智库影响力因子模型和服务咨询类公司资质评定办法，建立智库评级办法和智库研究成果评级机制。

第八，深化经费管理制度改革。制定符合智库运行特点的经费管理、经费预算和经费信息公开制度，健全考核问责制度，形成规范高效、公开透明、监管有力的资金管理机制。建立按质取酬的激励机制，增加智力劳动在课题经费分配中的比重。

第九，探索税收支持措施。出台智库税收减免办法，减轻智库税收负担。出台对智库捐赠主体的税收减免办法，落实公益捐赠制度，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资助智库建设。在条件成熟后，成立智库发展基金。

（三）善用市场化思维，打造区域性思想市场，探索珠海新型智库发展模式

第一，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智库运营市场，探索民间智库运营开发经验，扶植一批创新创业团队，抢占国内智库运营市场。广泛吸纳民间资本、非公有资本和战略投资者投资智库领域，进一步把有可能吸收的非公有制经济的资金更多地引入智库产业领域，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资金投资和参与新型智库建设，逐步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渠道社会化、投资方式多样化、项目建设市场化的智库产业发展新格局。

第二，以发展高校智库为契机，发挥高校社会服务职能。持续跟踪慕课（MOOC，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职业教育发展趋势，开挖慕课、职业教育市场价值。借鉴美国莫雷尔法案措施和威斯康星大学社会服务理念，鼓励市内高校根据本区产业结构、临近产业园产业结构，设立服务本地产业的科技服务类智库、管理咨询类智库，大力发挥高校社会服务第三职能。加强智库对慕课和职业教育的跟踪研究，参考Coursera（世界最大慕课平台）、edX（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主导的高校联盟）、Udacity（计算机课程）、TED（技术、娱乐、设计全球大会）等发展模式，依托珠海市职业教育集团，建立服务企业、服务社区、服务居民的开放式学习体系，探索市场化发展路径。

第三，吸引、扶植、打造一批智库型新媒体，抢占国内新媒体市场发展先机。媒体要依托自身基础，建设媒体型智库。智库要抓住新媒体异军突起的契机，以智库为依托，打造媒体高地，建设智库型媒体。智库与媒体融合，必定会明显提升智库的传播力，推动智库焕发生机。建议珠海吸引一批以《南方日报》为代表的自主创业人员，在珠海注册智库型新媒体企业，在珠海设立新媒体运营中心、数据后台、行业会议中心等总部、分支机构。加大珠海市内媒体、智库、软件园企业协作，扶持市内主要媒体、智库的移动互联网平台建设，探索新媒体创收模式。以统一的智库间交流平台和智库成果宣传推广平台为基础，借鉴EIU（经济学人智库）模式，吸引国内智库共同打造线上、线下平台，深挖电子报告和服务、定制研究、高管项目、高级会议的市场价值。

（四）培育智库品牌，增强城市辐射力，提高珠江西岸核心城市影响力

国内尚缺少智库博览会，广东省也缺少智库产业集聚空间，若能主动谋划、适时出击，将对珠海政策规划能力提升、智库产业化集聚、人才信息汇聚、国内国际声誉带来巨大帮助。

首先，建议在珠海打造葡语系国家智库论坛。未来五年，横琴新区将迎来“自贸时代”，通过与巴西建立自贸平台，打通与拉丁美洲的自贸通道；通过与葡萄牙建立自贸平台，打通与欧洲的自贸通道；通过与安哥拉建立自贸平台，打通与非洲的自贸通道。随着中国与葡语系国家的合作日趋密切，建议参照海南博鳌论坛的模式，借助横琴打造中葡商品展销中心和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的绝好契机，每年在珠海举办国内首个葡语系国家智库发展论坛。论坛可以就葡语系国家文化习俗、法律、市场进入、补贴和反倾销政策、信息技术、产品贸易、动植物检疫、纺织品出口、通信服务、金融保险服务、人才服务、知识产权转让等方面广泛开展讨论。中国内地的葡语人才相当缺乏，因此，学术界、企业界对葡语系国家政治、经济状况的认识和研究普遍不多。只有进一步认清这些国家自然资源及能源的实际状况，了解这些国家的不同需求及购买能力，才能有的放矢地开展贸易合作，谋求共同发展，因此，建议借助葡语系国家智库发展论坛把珠海打造成葡语系国家与内地经济、文化发展的桥梁和纽带。

其次，建议建设珠海智库产业园。紧跟本地产业园、产业体系、产业企业发展需求，加强科技创新、管理咨询、文化创意、产业园管理运行等服务功能，打造智库产业集聚的产业园，建立珠海新型智库发展模式。港珠澳大桥贯通在即，澳门轻轨横琴线建设加快推进，届时港珠澳一小时生活圈将形成，港珠澳智库人才往来便利，智库人才吸引半径扩大，粤港澳大湾区即将形成。十字门中央商务区3.4万平方米国际会展中心建成，珠海初步具备建立智库产业园和与港澳合办智库博览会的硬件条件。因此，建议整合科技创新企业、社会智库，建立珠海市智库产业园。2013年珠海市横琴新区公布了《横琴新区产业发展指导目录》，该目录涵盖了该区七大产业共计200条产业条目。其中与智库相关的产业占三成以上，如经济、管理、信息、会计、税务、审计、法律、节能、环保等咨询与服务，工程咨询服务（包括规划编制与咨询、投资研究、可行性研究、评估咨询、工程勘察设计、招标代理、工程和设备监理、工程项目管理等），市场调查、资信调查与评级等信用服务体系，跨境数据库服务，科技信息交流、文献信息检索、技术咨询、技术孵化、科技成果评估和科技鉴证等服务等。根据《横琴新区产业发展指导目录》，筛选三成以上与智库发展高度契合的产业企业，推动相关企业入驻智库产业园。

（五）新型智库促进政府决策水平提升的关键领域和重要方法

新型智库促进政府决策水平提升的关键领域：第一，新型智库应加强政策监控、预测、预警；第二，新型智库应将主要资源投放到政策评估领域；第三，新型智库应努力帮政府建立决策优化体制机制。

新型智库促进政府决策水平提升的重要方法：第一，缩小重点政策议题范围；第二，借鉴国内外政策经验；第三，辅助政府进行危机管理；第四，培训政府人员；第五，降低政府、利益集团、公民间的信息成本；第六，发展咨询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