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范礼安都称得上是耶稣会中国教区和澳门圣保禄学院的真正缔造者，他因地制宜的传教策略即所谓的“文化适应政策”，也导致这一阶段的天主教东传史具备了更深刻的文化内涵。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巡视员神父亲手缔造的中国教区与澳门圣保禄神学院欣欣向荣地开始成长时，范礼安本人的境况却渐趋没落，从无限风光的事业顶峰开始走下坡路了。

1592年，曾在日本因传教策略之争而被巡视员贬黜到澳门，但始终在各方面与之针锋相对的卡布拉尔神父时来运转，在蛰伏将近十年之后，这位曾担任中国教区上长的葡萄牙籍传教士在圣保禄神学院建立之前去了印度。不久，这位贵族出身的耶稣会士又出任地位显赫的耶稣会果阿教区管区长。这一地位的改变，导致了双方力量对比的严重倾斜，在此后与卡布拉尔的明争暗斗中，范礼安大多处于下风的尴尬位置。

1595年9月20日，为消除印度教区对建立圣保禄学院的愤怒与不满，在前一年底前往印度果阿的范礼安不得不当着卡布拉尔的面，羞辱地辞去耶稣会东印度教区巡视员一职。虽然范礼安在一个月之后的10月31日，转而担任“日本和中国”的巡视员，但他的这一新职务显然与此前东印度教区巡视员的权威不可同日而语了。

1597年4月23日，范礼安离开果阿，同年7月20日回到澳门。但遗憾的是，与此前印度之行一样，在他离开澳门的两年多时间内，耶稣会日本教区再次出现重大危机，并陷入几乎难以为继的困境之中。

我们知道，当1580年葡西两国合并、菲律浦二世（Felipe Ⅱ）兼任两国的国王之后，远东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耶稣会独占远东传教权（包括日本与中国）的地位受到其他修会的猛然挑战。在西班牙国王的默许与支持下，来自马尼拉的方济各会士和多明我会修士极力向日本和中国渗透。1592年6月，多明我会修士科沃（Juan Cobo，汉名高母羡）奉命前往日本，提出传教日本的要求。此后，越来越多的托钵修道士们进入日本，他们不理会耶稣会士的劝告与反对，大张旗鼓地设立会馆，开办医院，毫无顾忌地以街头传教的方式四处活动，很快与日本统治者形成正面冲突。1596年12月9日，曾发布传教士驱逐令的丰臣秀吉下令禁教。翌年2月5日，又在长崎西阪将23名传教士钉死在高耸的十字架上，这一残忍的血腥镇压后来被罗马教廷称为“二十六圣人殉教事件”。1598年7月中旬，范礼安不得不像一个消防队员一样，再次前往日本，去拯救岌岌可危的传教区。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日本教区陷入内外交困的艰难处境时，年轻的中国教区似乎成为耶稣会远东教区的唯一亮点。当利玛窦在1595年换上中国文人的儒士服饰之后，他立即成了南昌的社交明星，高冠博带的耶稣会士出门时乘坐轿子，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低三下四地向官员“行跪拜礼”；不仅如此，他们还经常受邀参加当地学者的聚会，并享受“文人学士”和“显贵官吏”的热烈欢迎。

鉴于此消彼长的形势变化，范礼安在前往日本之前对澳门圣保禄学院以及中国教区做了新的安排。关于范礼安的这一重要调整，利玛窦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记述，他告诉我们：

教务巡视员神父在去日本之前，一心想把中国传教建筑在一个可靠的基础上。……由于各种原因，从一开始他就想到，传教团由澳门神学院院长管理是不利于工作的，他并不在传教团的现场，因则不能期望他能体会它的困难。那是很自然的，由于相距太远，常常会失去要求传教团采取迅速行动的良机。他的结论是传教团监督应当是一个一直在中国内地生活和亲身在场的人。澳门神学院院长孟三德神父已经老了，不能要求他去中国内地。在这些深入葡萄园的人之中，利玛窦神父年纪最大，对中国人最有经验，因为他长期在他们当中居留。因此，利玛窦神父被任命为整个传教团监督，按他断定对传教会有益与否，他有全权指挥教团并最有希望开辟一个新中心，作为监督，他有同教务巡视员相同的权力。巡视员神父特别向新监督建议的是，尽一切努力在北京开辟一个居留点；在他看来，除非有某个人被皇帝欣然接待，否则长期居留在中国就没有任何保证。

可能是为了确保这一新的人事变动不至于影响中国的传教事务，范礼安要求神学院继续负责中国教区的经费供应，并为此任命了一位新的神学院院长。利玛窦神父告诉我们：

这时，被指派到中国内地的传教团的人都逗留在澳门，等待机会出发；在逗留期间巡视员神父要求神学院院长供养他们，像他从前那样，当时他们是在他的管辖之下。他还作了这样安排，中国和日本两个传教会应当共有一个代理人，或者司库。他将管理天主教国王捐赠的补助和其他人捐赠的救济金。……李玛诺神父这时正在澳门，他曾几度任印度传教团的监察。他具有管理本会的必需品质，对中国特别有兴趣，所以巡视员神父任命他为澳门神学院院长。该院被认为是日本和中国两大传教团的共同进修院。

综合利玛窦的以上记述，中国教区与澳门神学院的关系似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范礼安撤销了澳门神学院对于中国教区的管辖，为避免因千里之外的遥控指挥而丧失迅速行为的良机，利玛窦神父不仅担任新的传教团监督，而且拥有与教务巡视员相同的、随机应变的独断权力；其次，澳门神学院已经不再是中国教区的上级机关，而成为中日两国教会的共同进修院，正因为如此，不仅神学院的院长必须一如既往地继续供养寻机进入中国内地的新人，而且还有一位兼顾学院与中国教区的财务专员，负责管理国王的年金和其他人的捐赠。

关于这一行政关系的调整以及它所产生的深刻影响，1597年来华的龙华民（Longobardo, Diego）神父曾在1598年11月4日于韶州写给阿耳瓦烈兹神父的信中说：

……巡视员在赴日本前，曾给澳门院长李玛诺神父（P. Emmanuele Diaz Senior）指示，在年青神父中挑选合适的一位到中国传教，虽然原派定去日本的也不例外，以便完成那位修养不凡的神父（圣沙勿略·方济各）的理想。如想完善建立日本教会，必须先把中国教会建立好。如今福音已引进了中国的大门；说这话，我无意贬黜日本教会的不重要，只是言目前的最大需要，中国应有 ‘工人’来此工作，靠天主的恩佑，使它很快地接受天主的教会；基于中国不知大日本多少倍，其民族也团结合一，品行良好，假使能归化他们的帝王信仰上主，那全体中国人都会‘风吹草偃’地自然地信教了。

单纯从字面上看，龙华民此信所言或许并无特别之处，但如果考虑到此前中日两国教会的不同地位，尤其是中国教区多年来附属于耶稣会日本教区的事实，那么“无意贬黜日本教会的不重要”就太意味深长了，而“如想完善建立日本教会，必须先把中国教会建立好”的结论，则更是颠倒了早已被人习惯了的传教顺序。

与之相映成趣的，利玛窦也在其回忆录中意味深长地宣称：“李玛诺神父这时正在澳门，他曾几度任印度传教团的监察。他具有管理本会的必需品质，对中国特别有兴趣，所以巡视员神父任命他为澳门神学院院长。”与龙华民相同的是，利玛窦也没有说明新任神学院院长“对中国特别有兴趣”指的是什么，却在他的回忆录中一再提及，当他准备前往北京时，李玛诺一再为他筹措经费，以致缺乏经验而受到商人的欺骗。

可能是担心因为对于中国教务的过度热心会影响到神学院的工作，当时还在日本的范礼安神父在1601年3月再次调整了澳门方面的人事安排，任命卡瓦略（Carvalho, Valentim）神父为澳门神学院的第三任院长。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一新的人事安排不但没有给李玛诺带来尴尬与困惑，反而使他觉得获得了更大空间。关于此事，利玛窦也有明确的记载，其曰：

当戈麦兹神父在日本逝世时，该岛和中国传教团组成耶稣会的一个单独的副省区。在首批参加中国教团的人中，戈麦兹神父出任主教，后来又由巴范济神父接任。他长期献身于这个教团，对它的进展极感兴趣。当耶稣会的巡视员任命卡尔瓦罗（按：卡瓦略）神父为澳门神学院院长时，前院长李玛诺神父就脱出手来。……苏如望神父在南昌病倒，病势逐渐觉重，因此李玛诺神父奉命巡视南方的三个教堂。这次巡视是在教团监督利玛窦神父的管辖下进行的，没有他的同意就不能做出决定。视察结束后，李玛诺神父和苏如望神父一起等待下一步的指示。这次受命视察传教中心，是以李玛诺神父为主角，幕正在为他揭起，等待上演好戏。他一直期望参加中国教团，作为澳门神学院院长，他很偏爱它。其余的神父们对他到来的消息感到高兴，他们向巡视员神父共致一函，请求他把李玛诺神父留在他们中间，不要使教团失去这样一位热情的工作人员。

利玛窦还告诉我们说：

在他巡访各个中心点的期间，李玛诺神父发现一些问题，要不先和利玛窦神父商量，他就不能满意地解决。他把郭居静神父找来商量，记下了要上报给利玛窦神父的一切事项，在视察完所有的教堂后，他被召往北京；这是利玛窦神父方面采取的行动，证明对教团各支部的内部事务极有益处。他走的是水路，没有发生事故，……李玛诺神父在北京呆了两月，其间他和利玛窦神父为整个教团拟定了详细的计划。他从那里又返回到南方的各个驻地。

由于缺乏更多的材料，我们不清楚李玛诺的职务异动是由于他“一直期望参加中国教团”而主动申请，还是因为“作为澳门神学院院长，他很偏爱它”的处事不公而被撤销职务，但可以肯定的是，离开显赫高位的李玛诺不仅没有沮丧和失落，反而显得如释重负。他还不惜移驾屈尊，在巡视南方的三个教堂后，立即前往北京，与他昔日的部下商讨巡视中发现的问题。或许正因为如此，苏如望和郭居静等人才会致函范礼安神父，要求将这位“热情的工作人员”留在他们中间。

可能是由于这些耶稣会士的请求，当范礼安在1603年2月从日本返回澳门后，他再次果断调整了中国教区的行政体制，使它脱离了澳门神学院的管辖，“成为利玛窦神父主持下的独立传教区”。对此，利玛窦有清晰的记载：

基督教对中国的远征现在已有四个居留点了，它们的位置正好分配在这个国家从北到南的全部长度上，但还没有从东到西地深入进去。由于在首都定居的影响，传教团的地位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已十分稳定。……巡视员神父对于教会达到的规模十分感动，就从日本返回澳门，在澳门他可以从一个更近的基地调整在中国的行动，并且更容易供应教会的所需。……巡视员神父到达后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请李玛诺神父来磋商。他也急于会见利玛窦神父，如果这位忙碌的传教士可以从北京脱身的话。李玛诺神父和郭居静神父听说巡视员神父到达，就匆忙赶赴澳门。他们所告诉他的情况超过了他所预料要听到的，他立即就决定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推进教会的事业，……他首先批准了对李玛诺神父的任命，然后又指定正住在澳门而他认为条件适宜的八个人作为中国传教团的成员。此外，他还答应等船到时再给以更多的帮助，他们有几位兄弟正乘那条船从印度到这里来。……计算过各个教堂所需的费用之后就决定，由于市场物价低廉，每年三十金锭就足够每个团体的衣食之需了。巡视员神父还决定，当时住在澳门的日本传教团财政负责人或教团司库也经管中国传教团的财务。同时还批准了几个在澳门读书的中国学生加入耶稣会。……最后，为了保证中国教会在行政管理方面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公认对中国事务最有经验的利玛窦神父被置于负责的位置，作为不受澳门神学院院长管辖的一个传教团。

在1605年5月10日写给高斯塔（Girolamo Costa）神父的信中，利玛窦亦颇为自许地谈到他领导下的这一新教区的情况：

目前在中国耶稣会士计有十七位，四位为修士，其余全为神父。中国省已脱离澳门会院管辖而自立，我已被委为本省会长，不能离开北京，因为中国皇帝愿我们留在这里，巡视员神父范礼安不愿解除我省会长的职务，而委李玛诺神父担任另三位会院的院长，以分担我的责任，即南京、南昌与韶州，这样对他们我不必再操心，这样安排十分妥善。

去年正如我所说的，巡视员神父安排我们四个会院的神父，一方面负责传教，一方面让新来的神父学习中文和语言，否则他们什么也不能做了。

在我们四所会院中，除我们的会士外，尚有一些学生，皆为中国人，为本会收容的。这样每座会院伴同佣人，形同公学模样，例如本院计有人数一十六位。……

按照利玛窦神父的记述，范礼安返回澳门后的迅速行动与果断决定使得中国教区的形势与行政属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动：虽然它还是附属于日本教区的建构之下，但它已不再受澳门神学院的领导，而是一个独立的新传教区了；按照范礼安的重新调整，新的中国教区分为两个部分，北京的修院由会长利玛窦主持，南方的三所会院，即南京、南昌和韶州的会院由原澳门神学院院长李玛诺神父负责。与此同时，各地会所的规模也已相当可观，以利玛窦主持的北京会院为例，已达到16人之众；在会院的这些人员中，除了来自外国的耶稣会士，还有被教会收容的中国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