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或因是发生在日本和整个远东教区的第一次殉教事件，教会文献中的相关记录数量颇多，但一般认为，在所有文献中，尤以弗洛伊斯神父在事件发生后不久的1597年3月15日撰写的殉教报告记述最为完整、详细而可靠。

根据弗洛伊斯的报告，事件的发生极具突然性。他声称：（迫害在1596年）12月8日在（京）都突然爆发，但耶稣会士随即便通过各种渠道获悉了这一消息。同月26日，位于堺市的异教商人首先向传教士报告了这一消息。1597年1月14日，又有不同信件抵达长崎。1月17日，在京都的耶稣会神父亦奉上长奥尔格蒂诺（Organtino, Gnecehi－Soldo）神父的命令，在收集了各种情报后，向他报告了事件发生的详细过程。

与此同时，方济各会的神父们也在12月10日获知了丰臣秀吉下达的命令。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托钵修士们的反映是平静的。根据方济各遣外管区长巴普蒂斯塔由京都写给居住在长崎的奥尔格蒂诺神父的信件，他们已经为殉教做好了准备。

今天12月10日，我们已被内外监视者们包围了，他们还对我们下了死刑的宣告。为此，我们的名字被记录下来。在为我们配备了监视者的最初日子里，我们做了罪的告白。我和弗朗西斯科（米盖尔）听一整晚的告白。因为我们已从一个基督徒那里得知，我们全部会在明日被处以死刑。我在日出前进行了弥撒，然后让修道士和其他50名基督徒领了圣体。我想这是最后的（领取圣体）。我们都手持十字架，准备为基督舍弃生命。

据弗洛伊斯的报告，丰臣秀吉在用上述方法宣告了（处刑）意向后，又给异教徒寺泽（广高）的兄弟即作为其执行代理人的哈萨普罗（Fazamburo/Fazanburo/Fuamçambro，半三郎）下达了如下具体命令：立即将方济各会神父从京都送至名护屋，然而再押往长崎，在那里将他们钉上十字架。

1597年1月1日，在经过了几番周折之后，地方官员将方济各会士及其信徒共12人送往京都，开始了日本教会史上堪称悲壮的殉教之旅。

弗洛伊斯的报告有很大篇幅是描述殉教者们的最后旅途。他告诉我们：1月3日，全体24名（大阪被逮捕的17人，京都7人）成员的双手被缚于身后，被徒步带往上京附近的辻。在那里，刑吏削去了所有人的左耳，然后按照日本的古老风俗，让所有囚徒登上（八辆牛车），由大阪奉行的士兵护送前行。第二天的早上，他们又被带到大阪，在那里的街市上，很不体面地被牵着游街示众。最后，他们又从大阪被带到堺，在那里也被游街示众。

弗洛伊斯声称，这些神的圣职者忍受着上述耻辱，在大阪和堺市游街示众，但随后太阁以公开告示的形式下达命令，由陆路将他们护送到长崎。在抵达名护屋之前的每个地点到下一个地点，护送士兵要在中途供给必要之物。他还下令说，到达名护屋后，地方当局要给予适当照料，最后再带到长崎，模仿基督受难的形式，将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有学者认为，太阁选择陆路而不是更为便捷的海路，其理由无非如下：让他们（一行人）从京都步行到长崎必须通过有60多万步行程的诸领国，漫长的行程会给沿途的围观者带来震慑和极大的恐怖，以后就没有人敢于接受洗礼或者藏匿神父了。

根据弗洛伊斯的记录，这一行人于（15）97年1月9日于堺出发，途中备尝艰难与辛苦。严冬之际，凛冽的寒风夹着大雪和冰霜，袭击着穷人和身穿薄衣的流刑者。他们于2月4日抵达长崎附近的彼杵，在那里见到了迎接他们的耶稣会神父陆若汉与巴范济。由于长崎有相当数量的基督徒，为避免引起骚乱，哈萨普罗决定在2月5日的早上行刑。

按照报告书的描述，哈萨普罗最初计划在几个不同地点分别行刑。由于葡萄牙人提出异议，行刑地点被临时改在坡道另一侧面向大海的场所，那里有足够竖立26根十字根架的平坦之地。弗洛伊斯告诉我们：坡道耸立着像卡瓦略山一样的山丘。哈萨普罗采纳了我们所说的葡萄牙人的意见，下令将十字架搬到那里。

出于对殉教者的崇敬，弗洛伊斯对十字架的奇特形状和行刑过程的描述极为详尽：

在日本人中间，为处刑罪人而用的十字架上有二根横木，一根用以捆绑双腕，另一根用于（固定）双足，十字架中间还有一根短木，像骑马一样，用以支撑身体的重量。因此，十字架由四根木头组成。……

由于木头上不能使用钉子，所以用绳子捆绑双手和双足。横木上还留了一个铁环，头上还套着钉在木头上的铁枷。腰、双肩和手肘之下的两腕用绳子绑在十字架上，牢牢固定着全身。然后，十字架被放入掘好的洞穴中，投下石头，被固定在地面上。没有多久，死刑执行吏拿着双刃剑一样的长枪靠近（他们），对着磔刑者的右侧，用枪非常用力地刺入，仿佛贯穿右侧的心脏。某些场合有二名死刑执行吏，他们同时从两面刺入，（二支枪）的交差就像十字形那样贯通身体。由于这一形态，一股鲜血涌出，瞬间就让处刑者们嗅到了前往基督的气息。如果还没有马上死去，死刑执行吏就再刺入一枪，让他们这样气绝。

……

当时，四名死刑执行吏卸下枪套（这是日本人常用的），准备好长枪。看到这一恐怖场景的信徒们一起高唱耶稣、玛利亚（圣名）。在他们被朝天刺穿时，发出悲痛的呼声。死刑执行吏将他们依次刺穿，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让他们气绝。如果谁还有生命的迹象，（死刑执行吏们）就反复刺入，杀了他们。

对比于《殉教图》描绘的行刑场景，我们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高度契合。无论是受难者捆绑在十字架上的形状，还是行刑官吏手执的长枪与刺入方式，几乎都毫无差异。从这一角度推测，《殉教图》的作者应该读过弗洛伊斯的报告，并在制图时参照过他的描述，否则他不可能了解到这些细节，并将它们准确地绘入图中。

如前所述，或因绘画的局限性，《殉教图》的作者无法展示殉教过程中的诸多情景，他只能用象征性的手段加以表现，但在弗洛伊斯的报告中，我们注意到这位耶稣会士对殉教者以及信徒们几近疯狂的宗教激情倾注了大量笔墨。他动情地告诉我们说，

在这些基督的士兵中，有勇敢的头目、遣外管区长巴普蒂斯塔。为激励自己的同伴，为安慰聚集起来观看此景的基督徒，他有时用西班牙语，有时用日本语，用尽可能的姿态和尽可能的方法高声说教。看着这一场景的人们，有的流下眼泪，有的发出大声赞叹，这些人（24人）中还有三名少年（他们是为方济各会神父做弥撒服务的同宿，最年长的约14岁，最年少的只有十一岁），他们充满欢喜的神态仿佛就是天使。如前所述，他们的双手被缚于身后，但以清朗的声音呤唱着“主祷文”、“天使祷词”和其他祈祷文。其中最年少者（茨木）路易斯在牢房中时，有一位异教徒头目靠近他，说：“如果你希望叛教，就放了你”。于是少年勇敢地答道：“你应当成为基督徒，因为没有其他获得拯救的道路。”

前进七步看到十字架时，基督士兵们涌现出新的喜悦。修道神父马丁斯高声唱着赞美诗：“主耶稣之神祝福你”。修道神父佩德罗（巴普蒂斯塔）眼望天空，仿佛进入深深冥想的忘我之境。……他们就以这样的顺序被挂在十字架上。令人感叹的是，他们都初心不改。在某些时刻，巴范济神父和陆若汉神父都被他们不屈的心所感动。遣外管区长两眼一动不动地望着天空，马尔蒂神父为感谢神的善德而歌唱了好几首诗篇。而且还加了小诗句：“圣主啊，我将委身于您。”普兰科修道士以清朗的声音感谢天主，贡萨莱斯修道士高声地唱着“主祷文”和“天使祝词”。

出于可以想象的因素，弗洛伊斯的报告还再三提及围观殉教之旅和最终受刑场面的日本信徒们的宗教狂热。

观看这一场景的人不知其数，不光是街道两旁，窗户和房顶上也有人观看。……看着这一场景的人们，有的流下眼泪，有的发出大声赞叹。……基督的这些教职者们就这样在京都被游街时，有几位基督徒被热情所驱使，要和他们一起接受相同的耻辱和处刑，向士兵要求乘车护送，但想尽办法还是未能如愿。

又曰：

……在这里，可以看到聚集在周围的基督徒的热情，虽然护卫官员们用棍棒殴打他们，可他们还是钻进去，跑到各个十字架旁，有的人让殉教者的鲜血染红自己的布片，还有人扯下衣摆的碎片，还有人争抢别的东西，作为替代的纪念品。

哈萨普罗对基督徒出于一种神圣信心而争夺神的奴仆（殉教者）的种种遗物非常生气，他下令护卫官员用棍棒殴打，将他们驱回长崎。但在他回家之后，又有很多人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为扯下殉教者衣服的一部分而使得挂在十字架上的人衣不遮体，9名修道士也不例外。因此，慈善院的厨师用几块布作为衣服的替代，遮盖了他们的身体。

同样，出于对遗体的信仰，有数量很多的基督徒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哈萨普罗增加了两倍的监视人强行排除他们。而且还命令监视士兵不准运走挂在十字架上的遗体，如果违反，就要判处死刑。虽然这一命令极为严厉，但无法抑制基督徒的信仰，因为很多人出于对神的奴仆的遗体的崇拜，想尽办法改道前往山丘，表达崇敬之情。

考虑到作者的身份和耶稣会年报的一贯写作风格，读者或许会认为弗洛伊斯的描述含有宗教宣传的夸张成分，但令人意外的是，日本文献亦对这些基督徒表现出来的宗教狂热有极为相近的描述。川北喜右卫门《原城纪事》（1846年）卷之四记曰：

伴天连六人，伊流满（修道士）八人，其他党类车载轮之。伊流满以下，大抵无赖僧，利伴天连（神父）赈济。入其门者，至此号呼乞救于天，祈天主之来迎，其愚如此。磔死之后，长崎民敛其骨殖，成竞削其磔架，颁之同好，以为护身符。至定价争鬻。

按照喜右卫门的记述，日本信徒的宗教狂热几乎达到不可思议的疯狂程度：他们将受难者的遗骨削成十架，分给信仰者，甚至将其作为护身符，并达到“定价争鬻”程度，日本信徒如此疯狂的上述举动，的确让人深感震惊，尽管我们还不清楚丰臣秀吉和他手下的官吏们会对此做何感想，但对崇尚圣遗物的天主教徒而言，这一切是极为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