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可能是由于日本教区上长们的强烈反对，范礼安雄心勃勃的计划最终未能成为现实，然而，巡视员神父的这些尝试与努力，却在无形中导致中国教区与澳门神学院的关系发生了某些难以察觉的微妙变化。

如前所述，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多种原因，中日两国教区的发展极不平衡，由于相对开放的文化传统以及因为诸侯割据形成的政治环境，耶稣会士在日本传教工作也较为顺利，其迅速发展的规模与成就均可与葡属东印度的其他教区相比拟。可以说，在16世纪后半期到17世纪前半期的近百年中，日本教区一直是远东耶稣会最为自豪的明星和传教重点。因此，将澳门神学院划归日本准管区（一译传教副省），再将尚不成气候的中国教区置于神学院的管辖之下，应当是合乎逻辑的自然结果。然而，由于地理及多种因素，澳门修院及神学院与日本教区的关系却总是若即若离，虽然在许多规则中对此有言之凿凿的明文规定，但远在大海彼岸的日本上长们通常只是将葡萄牙远东航线上的澳门及其神学院作为它的后勤基地，很少实际参与神学院的具体工作，至于千里之外的中国教区，他们就更是知之甚少，鞭长莫及。在这种情况下，名义上属于日本教区、再由澳门圣保禄神学院进行管理的中国教区，实际上处于一种半独立的特殊状态。

同样，由于日常事务的性质差异，澳门圣保禄神学院与中国教区的上下级隶属关系也多半徒有虚名。无论孟三德、李玛诺或者后来的卡瓦略等人，神学院的院长们似乎是在管理学院事务之余，兼顾中国教区的后勤支持，而很少像其他教区上长那样对辖区内的具体教务发号施令。在绝大多数时候，神学院院长更像是一个下情上传、上情下达的中间人。基于这一现实，深入中国内地的利玛窦等人或者不得不见机行事，便宜行事，或者干脆直接联络巡视员甚至总会长这样的教会高层，寻求重大问题的指示或裁决。

在上述特殊的历史情境中，范礼安与中国教区的关系被清楚地凸显出来。尽管范礼安此前从未定居澳门，多是在往返日本教区时因等候船期而暂住于此，但颇为巧合的是，每逢范礼安抵达或暂往澳门，都是中国教区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而范礼安也总是做出重大决断，从而使得中国教区的局面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当然，这一逻辑上的因果顺序也可以倒过来理解：即正因为范礼安的临机决断及其长远影响，才使得他暂往澳门的时间点成为中国教区历史上的关键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教区实际上是当时耶稣会远东教区最高上长直接管辖的特别教区。

或许是因为如此，实际上处于半退休状态的范礼安对于中国教区的关注似乎更胜以往。作为困守于澳门并曾经少年得志、叱咤风云的巡视员，这位意大利人也许会酝酿出这样的情绪，即希望自己亲手缔造的中国教区能够后来居上，超越日本管区和其他教区，成为远东耶稣会士传教事业的新亮点。如果这一梦想得以实现，那将不仅可以证明自己一贯主张但一再遭受卡布拉尔等保守派非议的传教策略的正确性，而且会给单调孤寂的晚年生活带来些许安慰。

关于这一点，作为范礼安的学生、亲信和同胞并深知其内心曲隐之处的利玛窦神父并未讳言，他告诉我们说：

耶稣会的巡视员范礼安神父感到自己年事已高，想在他的工作结束之前看到中国传教团是建立在尽可能巩固的基础之上。在他多年的经验中，他养成一种在异教徒中建立和管理传教团的非凡能力。他当前的计划是到中国各地出巡一次，访问各个传教中心，亲自看看他从收到的信中所读到的一切。他认为这个问题和别的问题一样，如果从很远的距离判断事物，我们的眼睛很容易出差错。

可能是由于是事后多年撰写的回忆录，也可能是计划一直未能最后确定，利玛窦没有讲清范礼安准备在哪一年“到中国各地出巡一次”，又如何“访问各个传教中心，亲自看看他从收到的信中所读到的一切”，但所谓“年事已高”和“在他的工作结束之前”等语，或许是在暗示我们，这可能是范礼安在生命末期的最后愿望。

作为上述猜测的另一个证据，我们找到了范礼安在1606年1月17日即去世前三天留下的最后记录，在这份题为“在非常的痛苦之中，衰弱得已面临生命尽头危机的、中国与日本巡视员神父完成的记录”中，忏悔后的范礼安不无担忧地写道：

……我想基于该中国与日本管区的、长年积累的深刻经验，记述如下事情：即该（管区的）耶稣会和基督教会，完全是在异教徒领主的土地上，他们会在欲望的驱使下为所欲为，反复无常。他们的欲望无法满足，任何人都不能制止。此外，由于该管区拥有的种种特质，它的统辖是非常危险的，为此，总会长应尽可能地将该管区全体的统辖交给非常有德而行为慎重、并能够充分控制自己的感情，不固执于自己习惯且并不过于自信的人。

……如果我主为让中国改宗而向耶稣会施以恩惠、更大地打开门户，该管区的统辖或许会更加困难。如果要视察该澳门神学院和中国的各个会馆，日本管区长或准管区长神父绝对不可能为了巡察澳门的神学院和中国的各个会馆而脱离它（澳门神学院的）统治和（中国的）各个修院，因为他无法拥有关于中国国民和国民性的必要知识。我想总会长绝对会认为当地应当拥有巡视员，以便花费相当的时间，视察日本的各个会馆、中国的该神学院和各个会馆。他必须将伙伴们从这里分派并送往到这一切地方。正如总会长恐怕也要获得神的特别光芒，在过去几年间给予它的指示那样。如果没有这些指示，我认为该管区会面临非常巨大的困难与危险。

范礼安随即写道：

该准管区需要大量的经费，拥有大量的修院和需要养活的大批人员，但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确实而稳定的固定资产，所以全体上长都必须为保持该管区所剩不多的资产而处心积虑，因为可以想象，如果它们被消费，陷入危险是极为确定而明显的。在过去的11月，我已经制成了该准管区所拥有的、驻中国当地的管区代表管理的所有资产的会计报告。日本的会计报告和该神学院与中国各会院的会计报告，如果我主想拯救它（神学院）。此外还有该管区代表事务所通常的开销和临时开销（也包含其中）。在这些会计报告中，一切都有个别记载，它们的部分抄件就在我的桌子上，还有一部分在我的管区代表手中。通过它们可以了解这些不同部署所拥有的全部资产。为此，我除了恳求该管区上长为维持该管区利益在所有方面基于我给予的命令之外，不再多言。

我留下命令，为维持神学院而每年给予应当给予的东西，直到该神学院的基金得以确立；并下令对中国的各会馆进行补给，直到其基金确定并能够进行补给。我要求上长们遵守这一命令。此外，即使该神学院和中国各会馆的基金得以确立，神学院和前述各会馆也要拥有管区代表管理的自己的资产。这些基金必须在马六甲或者印度征收，由于支付状况通常十分糟糕，所以如果一切还像以前那样进行，如果不能拥有上述资产并以此进行援助，就会产生极大的不足，陷入穷困之中。

今年从日本来的船到达后，立即给中国送去1300～1400两（银子），即其中的600～700（两银子）是给在北京的会馆，因为要返还购买房产而借钱的债务，让他们在今年用这些钱养活自己。此外剩下的（700两银子）分配给各修院，就像早已决定的那样，给予不同的俸禄。还有几位朋友曾承诺要援助中国的各个修院，（这笔钱）每年都应努力征收。

为统治前述各会馆，基于由那里寄给我的希望，我制定了几个命令和规则。为能够尽善尽美地制作它们，我打算像我们之间已经决定的那样，亲自进入中国国内，巡视前述各会馆。利玛窦神父是前述各会馆中全体的上长，但他不能离开北京。此外，鉴于政厅（原意不明，恐指兼有行政领导功能的北京修院。译注）的信用与名声，以及他所拥有的经验，他在未来几年间拥有监督权是重要的。为此，我决定在他之外，任命其他神父（李玛诺）担任其他三所会馆（南昌、南京、韶州）的院长，以便更方便地、没有障碍地巡察并统治它们。我认为，在确定随着时间推移及其经验积累而必须采取其他措施之前，必须坚持（这种统辖体制）。

必须始终关心在神学院中的上长们、教师及其职务和圣务所必需的其他助手，但只要不损害该神学院，就要鼓励完成学业后生活在该神学院的人们前往日本与中国传教。……

如前所述，我决定与卡塔内奥（Cattaneo, Lazzaro，郭居静）神父一起进入中国国内，他应当作为我的同伴前往。从那里回来后，我决定再派遣洛佩斯（Lopes, Francisco）神父和乌尔西斯（Ursis, Sabatino de，熊三拔）神父前往中国传教，他们是为了这一传教而被唤来，我认为他们具备了可以服务于我主的资质。我想神对我下了其他的决定，所以我要求（澳门神学院）院长神父在方便的时候将他们两人派遣至那里（中国）传教。

在这份档的最后部分，范礼安声称：

在我的桌子里有许多档，其中包括写给总会长和其他人书信的抄本，为中国会馆、该神学院以及日本管区代表之职、修院、会馆制作的命令（抄本）。我现在已不能再看并分捡这些文书，为此，我要求院长神父和（管区代表）神父卡斯珀尔诵读前述所有文书，有关中国会馆的文书另外处理，保存在该神学院中，此外关于该神学院和管区代表职务的规定也做同样处理。但我要说明的是，这些文书内的某些尚在订正之中，还是草稿，极为潦草，关于管理中国的诸多事项是迪亚斯（李玛诺）神父来到当地后制作的。应当保管最近的文书。

所有关于中国、本神学院以及管区代表职务的这些文书与规则，可在该管区代表事务所以及神学院规则中制成一册。在为中国会馆制作的新规则中，有许多事项进行了修改，所有根据该规则修改的事项应从（神学院规则）中进行删除，关于日本的其他文书，在加封送给准管区长神父，与此同时，现在我书房中桌子里所有的东西，作为礼物也送到他那里。只有该神父以及我的顾问和其他神父们认为必须加以保管或必须送往中国的物品另当别论。我要求准管区长神父以及若阿·罗德里格斯（Joao Rodrigues, Tcuzu，陆若汉）神父，将迪亚哥（Vasconcelos, Dom Diogo de）定期船送来我处的其他所有物品为（中国）传教而加以保存，对于被痛苦和疲惫袭击的我，这都是我主以其慈悲给予我的神恩、忍耐与坚。这份记录的抄本可通过船送往总会长阁下和准客区长神父。本日，（1）606年1月17日。

在几天（签署日期为1月18日）之后的另一份文件中，病体虚弱到已经不得不让人代为签名的范礼安神父又如同交代后事般地说道：

在中国国内，我想现在没有进行其他更替的必要，因为有全体的上长（利玛窦）、三个会馆（南昌、南京、韶州）的特别院长（李玛诺）。如果利玛窦神父去世，在准管区长神父下达他认为最合适的命令之前，配备全面继承其足迹的另一位上长并非神的愿望。如果李玛诺神父去世了，利玛窦神父可以任命别的院长。

……在这份记录和由我自己署名的第一份记录，我论述了适合该管区事务的措施。我不知道我能否在这记录上署名，所以决定让（院长）卡瓦略（Carvalho, Valentin de）神父和（管区代表）卡斯珀尔（Manoel Gaspar）神父署名。本日，1606年1月18日。

在阅读这两份可算是遗书的最后文件时，我们难免会有些许伤感，这位35岁就奉命前往耶稣会远东教区的巡视员，曾拥有巨大权力，并意气风发地统领着幅员辽阔的耶稣会东印度教区，即从印度到日本的所有葡萄牙属地。在长达32年的时间内，范礼安大刀阔斧地整顿远东教务，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甚至大胆地以商业活动来筹集传教资金，在日本和中国获得了很大成功。作为天主教东传以及东西方文化交往中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他因此受到教会历史学家的大力赞誉，称之为“集亚历山大雄心和汉尼拔铁腕于一身”的人物。

无论是从天主教东传史还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角度看，范礼安研究的核心问题都在于他大力推行的“文化适应政策”（accommodatio）。由于本文的主旨，我们无法在此展开具体的个案分析，但必须认识到，这种将信仰原则与文化变通熔铸一体的行为方式，不能简单视之为权宜之计的策略性考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西方传教士在400多年前探索不同文明体系间关系的伟大尝试，虽然这一策略的前提与终结目标仍在于改变异教徒的宗教信仰，并最终因此失败，但它确实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范礼安去世之后，利玛窦可能是耶稣会远东教区中最为哀伤之人，在写给总会长阿桂委瓦的信中，他难以掩饰内心的悲恸。其曰：

今年如往年一样，除遭受一般磨难外，最大的痛苦是“中国传教区之父”范礼安神父的去世（1606年正月初六日），因此我们变成了孤儿，不知您将派何人代替他的职位。

关于中国教区因范礼安的去世而“变成了孤儿”一语，我们通常的解读是，它意味着范礼安作为“中国传教区之父”的特殊贡献。但如果从本文的主题来看，它可能还隐含着不为外人所知的另一种含义，即范礼安的去世不仅使利玛窦等人失去了一位可以依赖的上长，而且还可能因此丧失他们所能期待的更多援助与支持。正因为如此，利玛窦才会忐忑不安地揣测谁会是范礼安的断任者。

不知是何原因，在范礼安去世之后，总会没有立即任命新的巡视员，直到利玛窦本人在1610年5月在北京去世之后，罗马才在1611年任命弗朗西斯科·帕什科（Francisco Pasio）为新任耶稣会远东教区的巡视员。然而，帕什科的任期极短，大约一年之后，几乎无所作为的他就离开了这一职务。大约又过了三年，在日本传教多年的葡萄牙人弗朗西斯科·维埃拉（Francisco Vieyra）出任这一职务。他是第一位担任巡视员职务的葡萄牙人。然而，时过境迁，此时的巡视员一职已无法与范礼安的时代相提并论。客观地说，随着范礼安与利玛窦等老一辈耶稣会士的离去，充满冒险与激情的历史大剧已经无法挽回地落幕了。

在此后的历史时期中，远东教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德川家康成为江户幕府统治者，一度岌岌可危的日本耶稣会获得了暂时的喘息时机，由于幕府将军对于金钱的强烈渴望，耶稣会士有了回旋余地，他们采取了更为明确的策略，即用现世的经济利益换取专制统治下的生存空间。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当利玛窦在1610年去世之后，中国教区的耶稣会士们无法在风雨飘摇的明王朝中取得真正的进展。在此消彼长的风云变幻下，教区行政体制的变革脚步变得缓慢而迟疑，直到日本耶稣会士被江户幕府的禁教与锁国政策彻底逐出日本之后，中国传教区才在1619年出人头地，作为准管区与耶稣会日本管区正式分离。

关于中日两国教区间在行政关系变化上的内幕隐情以及与之相关的微妙细节，我们还需要专门文章加以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但颇为巧合的是，作为那个传奇时代的真实印迹，罗马耶稣会总部档案馆至今仍将来自两国教区的相关文书放在编号为Jap－Sin（Japonico－Sinica）的统一文档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