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农民喊话的现实情怀
对农民问题研究专家张英洪来说，1993年1月14日是一个重要日子。苦于县城书太少，他专门坐火车去省城长沙袁家岭书店买书。就在那里，他与《世界人权约法总览》相遇。多年以后，他还记得在那个大雪之日怀抱那本书时的温暖和满足。10年之后，他的第一本文集《给农民以宪法关怀》悄然面世。又经过近10年的厚积，2012年9月，他的力作《农民公民权研究》以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创新意识横空出世，因开启公民权研究新时代而获评《新京报》2012年“年度社科图书”大奖。张英洪也因此成为和于建嵘等一线学者比肩的学术新星。日前，本刊邀请张英洪和另一位“三农”研究权威人士、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以对话《农民公民权研究》为契机，共议“三农”研究新趋势。
为“三农”研究开辟新视野
《出版人》：张老师，您在《农民公民权研究》中构建了一个怎样的理论体系？您的主要发现是什么？
张英洪：这本书是在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农民、公民权与国家》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初稿件完成于2008年4月，此后的1年，我又进行了补充调研，定稿于2009年4月。《农民公民权研究》可以说是我致力于研究中国农民问题20多年的思考结晶。
这本书试图以我的家乡湖南溆浦县为主要考察对象，以土地制度的演变和农民身份的变化为主线，以公民权理论为分析框架，考察和分析1949～2009年中国农民公民权的演进逻辑。我的研究发现，伴随1949年以来中国农民身份从阶级化、结构化、社会化到公民化的变迁，最大的问题是：农民权利的缺失是农民问题的根本原因。因此，我的结论是：要真正解决农民问题，必须正视和解决农民权利问题，而这一切最终取决于现代民主和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
我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村是农民居住的地方，农业是农民从事的职业，其中的核心主体是农民。农民问题涉及面较广，我最关心是农民权利问题。因此，基于对中国农民的生产特点和“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制度的认识，我在《农民公民权研究》中的思维进路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解决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实质是解决农民权利问题，而解决农民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作为职业农民的土地产权问题和作为身份农民的平等权利问题，其他各项基本权利问题都可以从这两个基本方面延伸和推导出来。简言之，农民的土地产权和平等权利问题可以被归结为农民的公民权。
朱启臻：“三农”问题包括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过去，我们的研究和政策常把这三个问题割裂开来，而它们其实是不可分的。粮食不够吃的时候，我们提出来“以粮为纲”，甚至毁林开荒、围湖造田，不惜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这就是见物不见人的思维方式。张英洪的理论框架特点就是使“三农”研究回归农民本位研究。无论发展农业生产，还是建设新农村，都要以农民为本，“三农”问题在根本上是农民问题。
《出版人》: 《农民公民权研究》以公民权利理论为分析视角，在中国“三农”研究谱系中的突破性何在？
张英洪：在中国“三农”研究领域，几乎没有从权利视角来系统分析农民问题的。我想，这可能是受意识形态影响，把“权利”敏感化的结果。“三农”研究领域的一个问题是学科分割比较严重。比如，研究农业经济的更侧身技术层面，而研究宪法的很少把农民纳入视野。而我的研究就是试图突破学科界限，开拓中国农民研究的新领域。
朱启臻：中国“三农”研究中“就事论事”的研究比较多，“哪儿出了问题，哪儿想办法摆平”，没有触及根源问题。张英洪从农民权利角度找到这些问题的根本所在。一些人没有相关知识背景，看不到问题的本质；一些人虽然看到，但是不敢去说。所以，这一领域的研究一直处于空白状态。因此，张英洪的著作的价值在于：第一次对过去大家回避的真问题进行系统研究。
发现“真问题”源于深入实践
《出版人》：张老师，您是如何进入“三农”问题研究领域的？《农民公民权研究》在您生命中占有何种位置？
张英洪：其实，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发现农村的现实与理想存在差距。20世纪80年代末上大学期间，我接触到《国际人权公约》，眼前一亮，在心里种下“权利”的种子。1990年大学毕业后的10年间，我在家乡溆浦县从事经济调研和政策研究工作，越来越发现农民问题已经非常尖锐。但是，这些事在公开媒体中很少看到。我长着一双“权利”的眼睛，我渐渐醒悟到这是在剥夺农民的权利。
那时候没有网络，我就感觉很不过瘾，想深造。我2000年考入省委党校，成为党史专业研究生，但是主要还是研究农民问题。2001年，我发表了一篇研究农民问题的文章，此后几年又陆续撰写了几十篇文章，2003年结集为《给农民以宪法关怀》出版。这是我农民问题研究的“序曲”，其更多是对农民权利的感性思考，不太系统。于是，我决心进行系统学习和研究。2005年，我辞去稳定的工作，考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其间，我制订了一个农民权利研究“三部曲”计划，2007年6月，我出版了《农民权利论》，试图打破学科界限，将《国际人权公约》引入农民问题研究领域，在横向层面讨论和分析农民应有的基本权利状况。2008年，我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农民、公民权和国家》，这项研究也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定位于从纵向层面讨论和分析中国农民公民权的演变逻辑。2008年7月，我来到北京，继续从事农民问题研究。2011年9月，我出版了《认真对待农民权利》，着重研究在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权利的具体实现方式。
在我的所有成果中，《农民公民权研究》是用力最多、思考最深的作品。我写这本书，一不是为评职称，二不是为找工作，而且还有一定风险，原因就在于自己对农民的深厚感情，没有这种感情，这件事是挺不住的。
朱启臻：《农民公民权研究》可以说是张英洪的学术高峰。他用了几十年时间深度思考这个问题，研读了大量专业图书，理论准备十分充分，又有丰富而扎实的基层工作经历，可以说，他是把工作经历和生活体验全部熔铸在这本专著之中。更为可贵的是，他是倾注了心血、带着感情写作的。
在我接触的各式各样学者中，张英洪是让人最感动的。其实，以他现在的位置，生活可以非常舒服，而他继续进行农民问题研究。这个活儿，我深有体会，是最辛苦的事情。做这件事要有信仰和追求来支撑。中国其实最缺的就是这种人。一个人的力量可能是微薄的，但是，如果这种人多了，社会慢慢就会有所改变。
《出版人》：关于“三农”问题的研究办法，你们两位以带来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为业界所重。那么，如何才能发现“三农”问题中的真问题呢？
张英洪：我的经历表明，要发现真问题，第一，要深入现实之中进行调查研究，特别是要直面现实中的矛盾。第二，要有一种说出来的勇气。有时候，追求真理还是有风险的。第三，要有悟性，悟性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朱启臻：我大学时读的农学专业，主攻园艺，但是，毕业后改行，进修社会学、心理学等，后来因为创办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而开始研究“三农”问题。我在研究中发现，一些农业政策和实际效果之间的落差很大，过去一些政策的问题是由对农业本质理解错误造成的。农业的本质是公共产品，这也是发达国家依然要给农业支付高额补贴的根本原因。我是2002年最早提出这一理论的，渐渐被有关方面接受。
要想发现真问题，知识结构非常重要。更为重要的是，“真问题”绝不是从书斋里来的，而是从实践中来的。老百姓遇到了实实在在的问题，我们在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对比、归纳各种各样的解决措施的成败得失，会发现真问题。
做有价值关怀的学问
《出版人》：我注意到，在《农民公民权研究》中，一个个案一用到底，即把将湘西溆浦县为考察对象。这种选择自己家乡作为考察对象的方法，被学术界称为“家乡化研究”。近年来，以于建嵘的《岳村政治》、熊培云的《一个人的村庄》、梁鸿的《梁庄在中国》为代表的家乡化研究成为一股新浪潮。你们对“家乡化研究”如何评价？
张英洪：实证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在《农民公民权研究》中，我尝试将这种微观实证与宏观叙述相结合，构建一种新的文体。其中，我选择自己的家乡溆浦作为调查和研究的主要对象。
选择家乡，主要是出于充分利用自己的生活经验之故。我出生和成长在溆浦农村。1990～2000年，我在溆浦县委和县政府机关工作期间经常深入全县所有乡镇调研，收集了大量文献资料。2004年以后，我又利用多次机会进行调研。选择溆浦县，还因为它具有足够的代表性。与以村为单位进行的研究不同，我的起点较高，以整个县为个案。我认为，一个村的文献和历史比较狭窄，不一定能反映大面积的现实。而一个县就更加完整，它的发展可以说基本反映了整个中国政策的主要趋势。
当然，农村研究的家乡化方法利弊并存。有利之处在于现场进入成本较低，且具有切实的生活体验。这对于认识和理解乡村社会和农民问题极为重要。其不利之处则在于有可能掉入所谓“家乡化研究陷阱”。有的学人也提出，家乡化研究中存在感情先入为主，使研究成果在不自觉中发生偏向。老实讲，这种情况客观来说是存在的。但是，专业人士经过训练达到一定层次后，就可能克服这一点。
朱启臻：我不反对对家乡研究。我的学生如果没有实习的地方，我往往就把他们发到我的老家去。但是，同时，我也主张对陌生地研究。陌生人到一个新环境中可以发现本地人司空见惯、不以为然的事物，也可能其中蕴含着某种真理。相反，在进行家乡化研究时，也不要省去任何研究环节，最大的陷阱就是“这些事我都知道”，你知道的不一定是真的。一定要用客观方法去研究它，不要想当然，最怕的就是“想当然”。
《出版人》：您两位都是农民出身，也都是带着感情从事“三农”研究。但是，如何在价值中立和社会关怀之间保持平衡？
张英洪：我认为，学术研究中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并不意味着学者可以泯灭社会良知或丧失人类关怀。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促进社会进步就是一个大的价值取向，但是，其中的研究方法一定要是科学的，数据要准确，分析要科学。我甚至认为，没有公平和正义的学术理念，就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学者。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能陷入民粹主义。我为作为一个阶层的农民喊话是因为“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没有完全享受平等权利。我认为，国家要保证每一位公民的基本权利，我是一个为社会正义说话的人，如果农民侵犯了他人权利，也是我谴责的对象。
朱启臻：一般而言，所有的社会科学在选题阶段便要受到研究者价值观的支配。如果在选题阶段都要保持价值中立，做一些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选题，那么这种理念的现实意义便不存在。什么是有价值的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关注现实，解决社会问题。那种认为“离现实越远，价值越中立、学术性越强”的观点是对价值中立的误解，所谓“价值中立”应该是体现在研究过程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