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为什么要寻找异质性

本书考察中国现代电影中的女性情节剧类型，所考察的历史阶段是1930年代初至全民抗战爆发，即1930～1937年。在这一时期，女性情节剧作为一种重要的电影类型发展起来，其主要内容是讲述女性故事。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情节剧电影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多元政治话语有着密切关系。这意味着，情节剧电影中的女性故事不仅关乎女人，也关乎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它们同时寄托于这一特殊的电影类型，创造了新的艺术化和通俗化的语言方式。

许多研究已经注意到意识形态话语与1930年代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密切关系。研究者们探讨了这一时期电影中有关性别和叙事的关系，进而揭示了其中的历史文化根源。毫无疑问，这一时期的大量情节剧同样是男性导演的作品，但是，本书的重点不是继续分析男性话语对女性形象的影响和控制，而是这一情节剧电影类型的矛盾性及其类型特点所带来的主题、形象，是否能够拥有反抗话语管控的能力。换言之，笔者希望探讨的是情节剧及女性形象的能动性，即在表述现代想象时，情节剧电影类型及其中的女性角色[1]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笔者认为，从这个角度出发重新回顾这段电影历史，有可能建立起对1930年代女性情节剧更多元和复杂的认识。具体来说，笔者关心的问题包括：在这一时期的情节剧中，不同的女性形象和女性故事如何形成了多样化的主题故事？这些主题故事构成的情节剧亚类型又如何将不同的男性话语引入电影？影片中的女性形象如何参与调和了各种男性政治话语，为看似铁板一块的政治诉求添加了异议？还有，以女性为主要角色的情节剧是否存在不稳定的叙事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女性形象所具有的多元意义如何超越了男性电影制作者的预设？

1990年代至今，在有关中国现代电影的研究中，出现了两种重要倾向。其中，代表第一种倾向的研究者关注早期通俗电影的民主潜力。这类研究以米连姆·汉森（Miriam Hansen）、张真、彭丽君和马宁、包卫红等为代表。他们强调早期电影的通俗美学特点，肯定了这一特点在推进现代性、民族国家和启蒙民主建构时起到的作用。他们的研究是对此前电影史书写中存在的一系列二元对立论述的反拨，这些二元对立的范畴包括：30年代的/20年代的、进步的/落后的、精英的/大众的、西方的/中国的、左翼的/右翼的、理性的/情感的、电影之外的意识形态竞争（男性政治话语）/电影之内的角色（女性角色再现）等。这些研究启发我们思考，上述二元对立的体系并非是一些本质化的、非此即彼的结构；恰恰相反，组成这些二元结构的每一极之间都可能是含混不清的连续体，它们甚至可能相互转化。

代表第二种倾向的研究者从性别研究或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的立场出发，重新发掘了早期电影中的女性角色谱系。他们还探讨了这些女性角色与男性政治话语之间的关系。这类研究以戴锦华、张英进等为代表。他们认为，不同的男性政治话语决定了电影中女性角色的流变；反之，女性角色作为符号，既代表男性欲望，又被其所操控，她们再现了不同的男性政治话语竞争。

上述两类研究重新思考了30年代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第一类研究所包含的解构主义思考方式，提醒研究者对既定历史叙述保持反思。这类研究提出具有颠覆性的历史认识。而第二类研究则在中国现代电影研究中建立了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的本土化论述，研究者们考察了父权政治话语与女性形象之间建构与被建构的关系，这种关系与欧美电影有类似性，却也存在显著的区别。尽管如此，在探讨女性与中国现代电影的关系上，上述两类研究因侧重点不同，也存在一些有待补充的地方。比如，第一类研究的目标是绘制另类电影史图景；其中，研究者所关注的性别立场仅仅只是一个具有参考性的维度。因此，这些研究往往不太关注情节剧类型框架中的女性形象，因而也没有形成系统性的评价。第二类研究虽然注重性别立场，但在某种程度上，也陷入了二元化的困境，把女性角色看成男性精英话语的附庸。笔者认为，仅仅从性别批评的研究立场出发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反二元化的、解构主义的思考，这能够激发我们更积极地阅读。那么，有没有可能在上述两种研究思路间建立联系呢？笔者认为，情节剧恰好能够成为一个领域，它的类型特征及模糊不清的边界使我们可以去颠覆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并提出进一步的问题：情节剧的女性形象如何代表了这种模糊性和含混的边界，而这种含混不清具有何种表现力？

从这里出发，笔者还希望探寻的问题是：女性，或者说被传统文化认定为女性气质的情感宣泄，对通俗情节剧意味着什么？如果说，女性及其情感与情节剧类型密不可分，那么考虑到情节剧所具有的民主潜力，比如它的大众性和通俗性，我们需要去重新思考、阅读其中的女性角色。也就是说，如果不想将女性角色仅仅看作是服从于男性政治话语的被动角色，那么，我们就必须考察，在当时，情节剧这一电影类型与性别为什么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怎样提出性别的议题，而影片中有关性别的指涉为女性解放带来了什么契机？还有，如果说，情节剧重视情感，其程度甚至达到煽情的程度，那么这种重情的取向与彼时强调理性的意识形态话语结成了怎样的张力？也就是说，尽管这些电影暗中传达了某种意识形态倾向，但它作为类型片的特点是否也可能对这种倾向造成改写或松动。就此而言，电影中的女性角色是否也可能超越男性化的政治话语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