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性质

（一）环境污染情况备受关注

从工业革命开始，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并且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来自安格斯·麦迪森所著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数据表明世界经济总量从1820年的6944亿国际元增长到1998年的337260亿国际元，并且人均GDP也增长了7.5倍。在物质财富快速增加的同时，自然环境却逐渐陷入了“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Carson, 1962）：来自IPCC（2002）的数据表明，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浓度从18世纪中叶的270ppm增长到现在的368ppm，甲烷浓度也从700ppm左右增长到1750ppm，这些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并引起海平面上升、病虫害增加、自然灾害频发等严重危及人类生存的问题。因而，环境问题成为人类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马尔萨斯在1798年出版的《人口学原理》中认为如果人口得不到有效的抑制，那么自然界提供的粮食产量将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人类社会最终将走到崩溃的境地；米都斯（Dennis L. Meadows）等人提出的“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为人类社会描绘了一幅黯淡的图景，即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会激化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并且会使人类社会遭受自然的强烈报复（Meadows et al. , 1972）; Grossman和Krueger（1991, 1995）在分析特定的制度变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中发现环境污染会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并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 EKC）；在《斯特恩报告》中，尼古拉斯·斯特恩教授指出如果温室气体排放得不到有效的遏制，那么温室效应将会严重阻碍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面前，人类愈发认识到环境规制的重要性，然而环境规制的政策制定并未得到一致共识，环境规制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二）环境规制问题扑朔迷离

尽管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 EKC）表明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污染物的排放会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但是EKC的转折点并不会自动到来（Grossman和Krueger,1991, 1995），因此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采取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路径。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环境污染引致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并且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不应该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产生较大的冲击。

从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来看：一方面，环境规制政策的引入会明显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削弱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Dension,1981; Gray,1987）；另一方面，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可以对被规制企业产生有效的激励，促进其通过改善资源配置和提高技术水平来增强竞争力，因此能够减弱环境规制给被规制企业带来的“额外成本”，并进一步提高其生产率（Porter et al. ,1991,1995）。从环境规制对收入的影响来看，一方面，环境税的征收推升的生产成本会导致商品价格提高，降低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导致劳动供给水平下降；另一方面，环境税的征收可以用来降低所得税水平，从而抵消商品价格上涨对劳动者收入水平的影响（Tullock,1967; Bovenberg and Nooij,1994, 1997）。从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有效改善地区的环境质量，但是会迫使部分污染型产业转移，从而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而宽松的环境规制政策尽管会使地区陷入“污染避难所”（Lenord,1984），但是产业发展和产业转移则会带来明显的经济增长效应。因此关于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问题是扑朔迷离的：Pigou（1928）认为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的负外部性，因此在完全竞争市场环境条件下，最优的环境税应该等于污染造成的边际社会损害（即“庇古税”）；基于环境税的“双重红利”（Double Dividend）假说，Tullock（1967）、Kneese和Bower（1968）等则认为由于环境税具备双重红利，因此环境税水平应该高于庇古税；而Bovenberg和Mooij（1994）则认为环境税会产生扭曲效应，因此最优的环境税应该低于庇古税；后续的研究从环境税的“双重红利”假说和“税收扭曲”效应出发进一步讨论了最优环境税的制定，但是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Greiner and Hanusch, 1998; Fullerton and Kim, 2006；司言武，2008）。

已有的研究通过对环境污染与企业创新、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环境污染与居民收入，和环境污染与劳动供给等角度出发来探讨最优环境规制措施的制定，然而正如Graff Zivin和Neidell（2012）所说的，“环境污染可以在不影响劳动供给的条件下对劳动生产率产生重要的影响”，并且已有研究表明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有着显著的影响（Graff Zivin and Neidell, 2012；杨俊、盛鹏飞，2012）。因此，深入分析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将有助于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措施。

（三）中国的现实问题

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变迁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其中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472881.6亿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高达9.8%。然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非来自技术提高，世界银行经济学家Louis（2009）的估算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从1978年到1994年间的46.9%降低到2005年到2009年间的31.8%，并且其预计2010～2015年，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将会进一步降低到28.0%，而资本劳动比的贡献在三个时期分别为45.3%、64.7%和65.9%。单纯依赖物质资本投入的增加并不能保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蔡昉，2013），健康、教育、职业培训等人力资本积累的增加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资源压力和环境压力也逐年增加：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能源自给率在1992年首次降低到100%以下，成为能源净进口国，并且其能源自给率从1992年到2010年逐年下降，到2010年中国的能源自给率仅为91.4%，并且作为国家战略资源的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在2010年已经超过52.6%；来自英国丁铎尔气候变化中心的《全球碳计划2012》的成果显示中国2011年的碳排放量为99.68亿吨，占全球碳排放的28%，是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来自《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报告》的结果显示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只有不到1%的城市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空气质量标准，并且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有7个在中国。资源压力和环境压力的日益严峻也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来自《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报告2009》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的环境退化成本和生态破坏成本合计为13916.2亿元，占当年GDP的3.8%；《OECD中国环境绩效评估》报告指出到2020年在中国城市地区约有60万人会因为环境污染而过早死亡，平均每年有2000万人患上呼吸道疾病和550万人患上慢性支气管炎，环境污染对中国居民的健康造成的损失将会占其GDP的13%。

在资源压力、环境压力和增长压力等面前，中国必须走一条“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道路，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优势，使经济增长由粗放式发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的增长模式（蔡昉，2013）。最后，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正确处理好环境污染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制定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