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迫使人们重新审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经典的环境库兹涅茨假说认为，在低收入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会带来更多的环境污染，而在高收入国家则会导致环境污染水平降低，即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形的关系。但是倒“U”形曲线的转折点并不会自动发生，而是基于规模报酬递增的环境治理行为，因此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是推动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快速转折的重要途径。基于经典的庇古税法则，环境规制政策有效制定的主要依据是环境污染造成的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之间的差距，但是环境污染造成的社会成本是多方面的，如对居民健康的损害、对可持续增长的威胁、对劳动要素的影响等。已有研究考察了环境污染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但是并没有充分关注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正如Zivin等（2012）的观点，环境污染可以在不影响劳动供给的前提下对劳动生产率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本书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的基础上建立环境污染影响劳动生产率的理论分析模型，从中国的经济和环境发展现状来考察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具体影响，并讨论环境治理行为影响区域经济赶超的效应。

首先，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将环境污染作为生产活动副产品的观点，本书利用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将环境污染内生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并且通过环境污染影响厂商生产成本和环境污染损害居民健康人力资本等两个渠道来考察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其次，从环境污染对厂商成本的影响来看，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是直接的，包括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两个部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均表示环境污染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在经济发达地区，尽管替代效应依然为正，但是收入效应则表示环境污染将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环境污染损害健康人力资本的角度出发，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是间接的，包括健康成本效应和健康配置效应，其中健康成本效应在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都明显为正，而健康配置效应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为负，在经济发达地区则为正。最后，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并且会因环境规制强度、环境污染强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变化。

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本书构建了环境污染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实证模型，并利用中国省际层面的经验事实进行实证研究。在计量分析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传统的劳动生产率指标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粗劳动生产率指标，其并不能区分资本、技术等其他投入对产出的贡献。所以本书从边际劳动生产率的角度出发，利用距离函数来建立生产分析框架，然后在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下求解劳动生产率，并将效率损失考虑到劳动生产率的计算过程中，从而能够得到净的劳动生产率的测度。最后，从实证结果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环境污染对当期劳动生产率有显著的负效应，并且基于三种环境污染物的计量结果是稳健的。第二，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短期影响并不显著，但是长期影响则显著为负。第三，为了进一步考察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区间效应，运用Hansen（1999）发展而来的门槛面板模型的结果发现：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负效应随着环境污染规模的扩大而扩大；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负影响较弱，然而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负效应将会扩大；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负效应随着环境规制程度的增强呈现出典型的倒“U”形关系。

在获得环境污染影响劳动生产率的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的基础上，本书考察了环境污染作为外部因素对劳动生产率收敛性的影响。结合Barro等（1992）和Capozza等（2002）的观点构建了环境污染影响劳动生产率收敛性的模型，利用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省际劳动生产率存在显著的β绝对收敛，但是在2000年之前收敛特征更多地表现为东部地区领先背景下的有限收敛，而在2000年之后收敛特征才得以稳定；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收敛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当地区环境污染水平明显高于或者低于平均水平时，劳动生产率的收敛速度是较低的；当地区放松环境管制时，劳动生产率的收敛速度将会降低，并且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也将降低劳动生产率的收敛速度，即环境规制强度与劳动生产率的收敛速度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