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少年失学闯社会

1932年我高小毕业。因为家乡是低洼盐碱地，那几年连年闹水灾，粮食颗粒无收，父亲被逼无奈卖地还债，所以就不让我继续上学了，准备把我送到清风店镇当店员学买卖。我死也不肯，而是一心想要上学，就托人给父亲说情，最后父亲勉强答应我去考乡师（该校学费最少，但教学水平也低），我却跟其他同学相约到保定去考二师（那里是有名的共产党组织活动较多的学校，学费也较低）。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时学习写字都用毛笔，我在考场上由于心情紧张把考卷弄脏了，这是绝对不能被录取的，因而失学了。

回家后我拼命练干农活，力求缓解家庭的困境。但骨子里还是不甘于此，一心想的是离家出走闯社会，有一番作为。家中劳动力少，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苦练，腰酸腿痛消失了，两手上的血泡逐渐变成了厚茧，胳膊、脊背脱了皮，变黑了，镰刀砍在脚上的口子至今还留有伤疤。各种农活虽说不上精，也都会做了。可是这并没有使我安心在家，而老是想到社会上去干点什么，却没有门路。当兵吗？年岁小，又是军阀混战的年月，“好男不当兵”是当时群众的口头语，当兵也没有多大意义。那么到社会上去能干点什么呢？自己也不知道，于是就产生了冒险闯社会的想法，心想，先走出去，能找到什么事就干什么，反正不怕吃苦，总会有办法的。此时我想到了一个线索，村里有一个在天津卫当老妈子（佣人）的老奶奶，能不能先到她那里去找个落脚点，然后再想办法找事做？可是她在谁家干活，住在什么街，门牌几号，都不知道，这些又不敢去问别人，因为怕叫家里人知道了就走不了了。于是我就在一个初夏的夜晚，悄悄换上原来的校服，拿了父亲的四块银洋偷着离家出走了。

家里的老人们常说“近怕鬼远怕水”，我摸黑在夜蒙蒙的路上紧步往前走，不料道旁有一口水井，慌乱中一脚踏到井沿上，如果再走半步，必掉进井中淹死无疑，惊得我出了一身冷汗。走到保定城关已是第二天下午四五点钟了，在河岸的小摊上吃了点饭就决然上了去天津的小客船（第二天开船）。当夜大雨滂沱、河水猛涨，在人们的睡梦中，小船被冲走了很远，一直随洪水漂到安新县十二连桥才被撑住，幸而没被水浪打翻，惊醒了乘客，船主也吓坏了。第二天船到霸县站时被当地驻军拦截检查，检查的看我穿着校服又不是和别的大人同行，就硬说我是逃兵，要带我到兵营去。我就坚持说我家在天津，是从农村老家回天津的，直到快要开船了才把我放了。第三天下午到了天津，下船走到大街一看，天津卫的大洋楼一幢接一幢，街上来往的人群是挤挤撞撞，汽车、洋车（人力车）来回穿梭，真是令人眼花缭乱。我盲目地看着、走着、想着，心说如果找不到老乡只好在大街上待一宿了。这时我又想起了好像有人说过，那个老乡在什么大马路、二马路，好吧，就打听这个地方，到那儿去碰碰运气。当从大马路拐进二马路不远时，啊呀！奶奶！我惊叫了一声，这不正是我要找的那个老乡奶奶。她正端着土簸箕出来倒土，她一抬头惊叫道：“呀！这不是小山子吗！你怎么到这里来啦？是跑出来的吧？不要走啦，到我这儿来。”我说：“可看见您啦，不然我就到东北去了。”她热情地把我带到屋里，简单地问了问情况，马上拿了条棉被把我送到附近一个小客店里住下了，还说要帮我找点事做。这小店里能坐不能立的二阁楼大通道屋子价钱最便宜，我就住下了，只是太脏，臭虫又多，住的都是无业贫民，晚上根本睡不好觉。但我觉着还算幸运，毕竟到了天津，很顺利地就见到了想找的人。在等着找事做的日子里，我又见到了另一位老乡，也是当女佣人的，叫黄毛奶奶（她老伴名黄毛），也很热情。当时她正为主人做饭，还偷着给我主人家的包子吃。在这闲住的日子里，我既没事干，又不敢花身上带的那几块钱，每天到一个小吃摊上喝两碗杂面汤，很难吃饱，真是心急火燎。走到大街上看到的是灯红酒绿，到偏僻处既有病饿而死的人，也有一些吸毒扎吗啡的人蜷缩在一个肮脏的角落里，奄奄待毙，也碰见过流氓恶棍拿着明晃晃的刀棍械斗仇杀。一个乡下的孩子看到这些，真难以说清心里是什么滋味。

等了约半个月的时间，同乡大娘终于给我找了个糊口的地方，介绍我到一个姓邱的赋闲军人家里当佣人。他家人不多，加上老婆孩子本来是4口人，但有时只他一人。我的工作是打水、擦地、买菜、做饭及其他零活，什么都干，就是光吃饭没工钱。时间长了，他看我老实肯干，高兴时也给我几角钱赏钱，闲的时候也随便和我聊聊天。他说他是山东人，弟兄十个，他本人排行第十，人称十爷，原是某军阀部队的一个军长，后来失势不干了，现在以给报社写文章维持生活。到阴历年底，他搬家了，搬到一个饭馆楼上的一个房间，让我睡在地下，他在楼下包饭吃，也不管我怎么办。虽然他还没和我说明，但我看出来他是不想用我了，我只好在大年初一那天主动辞工了。失业后，我搬回到原来住过的那个小客店，后来由第二个老乡托人介绍到一个小地毯厂当徒工。数九寒天，我们两个小徒工在一个阴冷而潮湿的小屋里纺毛线。因为我小时候跟妈妈学过纺棉线，所以比那小徒工纺得好些，老板还夸奖了我。可是那个小徒工倒霉了，光挨骂。我俩干的第二种活儿是用辘轳打水，供厂子里各种用水。大冬天井台上早已结了厚厚的冰，很滑，有一次我挑起两桶水没站稳给滑倒了，差点被摔到井里去，水也洒了一地，被老板大骂了一顿。我害怕了，又托人介绍到一个杂货铺里学买卖（当店员），但不是站柜台而是站门边（不得靠门框）迎客人，一站就是半天。到中午就去学做饭，有时也拉小车到外边送货。每天早上4点起床，先给老板做饭、倒尿壶，而后拉小车跟大师兄到大菜市场去买货，晚上十二点以后才能关门，先把老板侍候完了才能睡觉。他让我们三个人睡在他屋里小阁楼上，我们一动也不敢动，一翻身他就吼。在这里最难的是扛大米，老板叫我们扛起200斤重的大麻袋登梯子往上摞，我哪能扛得上去呢？好在大师兄比我大几岁，有力气，照顾我不让我扛麻袋上梯子，但老板看到了还是骂，只得受气过日子。总之，在两年的时间里，不管到哪里都是只管饭没工钱。家里知道我在天津以后，父亲来找过我一趟，说要我回家结婚，我以老板不答应为托词，没跟他走，但后来他还是几次写信要我回去，我这才辞掉小店员的差事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