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书以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发展历程为线索，从晚清认知、参与、举办博览会，到民国参加与举办博览会，把博览会事业的典型个案和综合活动结合起来，把博览会活动与观念结合起来，立足于“民族主义”，从“中国的博览会事业”出发，分六大部分，即晚清社会对博览会的体认、晚清参加博览会之活动、1910年南洋劝业会、1915年赴赛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1929年西湖博览会、民国时期的国货展览会，既在在说明了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蕴含了丰富的民族主义，又细致深度分析了这一民族主义的动因、内涵、演进历程及其背后的实用主义心态、特征，以及影响它的时势因素和其所面临的困境，等等。基本观点如下：

博览会事业中的民族主义因“西方”而起。一方面，中西之间事实上发展程度不平等，西方“先进”对落后中国产生榜样效应，催动中国奋进图强；另一方面，先进西方羞辱、欺凌、侵略中国，促使中国奋发而起，维护国格国权。面对博览会上“先进西方”的催动与刺激，时人在惊羡、佩服西方先进之时，表达出了对中国落后的忧虑之情，随之反省中国为何落后，并迸发出竞争意识和发展观念，希望中国积极谋求改良，追求发展，实现民族国家之富强。从晚清到民国，无论认知博览会，还是参加、举办博览会，都有着很强的实用主义目的，从“中国本位”出发，认为博览会有益于联交睦谊、奖才励能、兴发格致之学，力求通过兴办博览会事业，兴发商利，开展商战，挽回利权，劝兴实业，振兴民族经济，实现民族国家的平等、独立与富强。从“商利”到“商权”，再到“经济主权”，“利权观”贯穿始终，并与“民族国家观”相随，落脚于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富强。

博览会事业中的民族主义是一种追赶型、内向型、开放型的较为理性的民族主义，具有价值理性，其价值追求是中国的平等、独立与富强，以及工具理性，希望以开放心态，通过“苦练内功”，实现价值追求，不具有排他性、扩张性，不以损害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代价。但缺乏方法思维理性，分不清解决问题的根本和主次，有些“过急”，急于“发展”以“救亡”，甚至有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得“过激”，因而难以真正实现其价值追求，同时易受时势影响，从洋务运动、民国肇建，到国民党党化训政，再到抗日救国，都影响到了它，使其成为时势运作的一种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