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困难的成因及其破解办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不仅在于它作为精神纽带具有凝神聚气的功能，而且更关系社会的稳定以及党和国家的安危。
一、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困难成因分析
我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出现了某种程度弱化的现象，不仅表现为越来越疏离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而且表现为有些人公然对主流意识形态提出挑战。问题不在于主流意识形态受到质疑，因为这种质疑任何时候都存在，而在于这种质疑本身受到社会公众的质疑越来越少，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许多人的“鼓励”，从而成为某些人“叫座”的原因。意识形态的困难就在这里：越是挑战主流意识形态就越是“叫座”。困难的形成，不是单纯的政策缺失问题，更不是个人差错。意识形态困难是当代中国历史、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各种复杂原因的综合所致。
当前意识形态的困难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当前的问题是民族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双重自卑情节的交织仍然在起作用，影响着人们的意识。首先，近代西方文明的崛起，与中国的相对衰落造成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落差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西方世界借助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实现文化现代性转型，从而走上工业革命道路，并且取得对整个世界的支配地位。最近几百年时间，西方从一种地域概念变成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范式”；评估所有文明都以西方的范式作为标尺。随着西学东渐，中国当代学术、教育主要以西方哲学范式为基础。我们作为“学生”，难免产生心理和文化上的自卑情节，这种自卑也许是无意识的，却持续起作用。其次，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的自卑。这因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得到一定程度的清理，中国人民借助社会主义的制度“先进性”，唤起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希望。但是，文化的自卑心理仍然若隐若现地存在着，不仅人们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即使在大跃进的狂热中我们也是做着“赶美超英”的梦想。——我们仍然以别人的范式作为衡量自己历史进程的尺度。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些被动，西方世界很多人弹冠相庆，福山提出了所谓“历史终结论”，许多观察家认为西方已经“不战而胜”，成为冷战的赢家。面对这种局面，世界范围内左派似乎一蹶不振，我们的政治意识形态显得处在被动状态。
意识形态工作出现困难，也有现实的社会原因。首先，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需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以西方为师造成了我们对西方仰视的心理定势和自卑情节。其次，工业化和市场经济本身也给意识形态带来新的境遇。“虽然工业革命及其引发的工业技术社会的兴起减少了产品和服务上的匮乏，但还是忽视了对生活质量和人文关怀的影响。当人类的物质生活变得更为安逸的时候，大工业技术的崛起却带来了人们精神上的焦虑。”另外，“大众社会和崇尚技术的文化的增长，加重了人们的冷漠情绪。”再次，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巨大变化，社会分化、利益多元化和思想的多样化，这种空前的多元状态使我们的精神世界一时难以自安。最后，市场经济和新媒体的相互作用：公共领域的形成造成公民自主意识的提高，意识形态工作却在很多方面没有赶上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变化。
当前意识形态的困难也有着微妙的文化及文化变迁的原因，对这个原因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以适合的文化方式解决困难。首先，辩证法告诉我们，物极必反，文化现象亦是如此。“文革”对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神圣化和绝对化，必然在逻辑上引来对绝对和神圣的解构。以“文革”为代表的泛意识形态化的极端现象，使革命的“镜像”脱离了现实的基础，时间一久必定不可避免地造成人们对意识形态的疏离心理。其次，方兴未艾的知识经济对创新的需要，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批判性思维。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按单照收所有的社会劝诫和教导，这必然给思想理论宣传工作带来新的困难。第三，许多社会问题和道德失范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许多突破底线的道德失范使道德规范显得更加虚弱，失去了应有的规范和教化力量。第四，在思想理论宣传和价值观建设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譬如，缺乏文化上的自信心和价值体系的制高点，甚至在很长时间内拒绝“价值”这个概念，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开始逐渐接受并研究价值问题。正如格拉特·哈丁（Gerath Harding）指出的，“价值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将国家和民众凝聚在一起。它们帮助定义一个社会所支持和所反对的东西。”西方人说他们的价值观是“普世价值”，而我们只愿说自己的文化特色、民族特色，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的世界意义缺乏论证和阐释。文化只有先进才有软实力，价值只有先进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才能让人民为之骄傲，才能对他人有吸引力。
尽管问题的实质都是内在的，但外部原因也不可忽视。首先，西方国家仍然心存冷战心态，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围剿，对非西方文化贬低，力求让我们的青年人对自己的制度、文化、传统失去信心，从而达到不战而胜的目标。尼克松说过：西方要“致力于……削弱共产主义口号的政治吸引力”。实际上，当有一天中国的年轻人不再相信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的时候，那就是西方不战而胜的时候。中国已经成为西方眼中的绝对“另类”。众所周知，斯诺登事件的曝光说明，美国情报部门与英语国家组成的五只眼，不仅监视非西方国家，甚至连不讲英语的德国、法国、日本也成为他们监视的对象。中国不仅不属于西方文化的范畴，甚至还属于由共产党领导的走自己道路的国家。正如英国《金融时报》2014年8月13日刊登的克里斯托弗·莱恩的文章所说的，中国道路的成功令西方极度不安，“原因是它挑战了美国模式的自由主义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的所谓普适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已经成为最让西方恐惧的“他者”。其次，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在舆论上掌握着主导权，而且在价值观操作上有丰富的经验，掌握话语主导权和议题设置权。西方不仅有价值观的宣传，而且非常重视价值观的宣传；美国不仅在国内进行价值观教育，而且公开在全世界推广其价值观。实际上，被视为“普世性”的西方价值观往往是西方的偏见，而“许多西方偏见基于西方的历史性政治和军事霸权”。最后，全球范围内宗教的复兴和原教旨主义的影响，也成为与我们争夺人心的力量。
二、意识形态工作的环境和方式出现根本性变化
在当今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冷战的结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国际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密切。19世纪，列强靠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门户，可是20世纪末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并且在21世纪初主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去，我们可以关起门来自说自话，现在我们再也不能这样了。我们的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吸引力，是否能够赢得群众，需要在与其他文化和观念的竞争中加以检验。不过，正因为在全球化进程之中，作为意识形态内在灵魂的价值观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保持精神独立的关键。我们必须构建基于民族文化传统、符合时代特征的核心价值体系，占领价值体系和道德的制高点。在某种意义上，过去我们可以有什么讲什么，而现在我们除了自己有什么之外，还必须看别人在讲什么。我们必须在话语权的竞争中讲述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大多仍然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下，尽管以生产队为基础，但生产队经济仍然以地缘为纽带组织生产；在城市，大家往往都是“单位人”，生老病死的问题都依靠单位。现在，自然经济已经让位于市场经济，社会分工越来越多，利益越来越分化。一方面，社会的分化撕裂了人们的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日益复杂化；另一方面，单位人明显弱化，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依靠合同、契约，单位的教育功能也随之弱化。过去，在大家利益基本一致的情况下更容易讲公共利益和共同理想；现在，必须在利益差异的背景下阐明人们的共同利益和价值共识。
信息技术革命对信息传播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这大大改变了思想理论宣传工作的媒介和途径。过去我们的信息传播是由单一中心向外传播，而互联网和移动端的出现让信息传播去中心化，而且人人都通过手机成为记者，自媒体现象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过去，更容易通过编辑选择信息以及信息的传播时机，而互联网、移动电话等自媒体发布的只是经过任何个人筛选的信息，具有很大的任意性和随意性。另外，在差异性剧增和信息爆炸的环境下，人们越来越乐于接受新生事物，这有利于创新文化的形成，但也容易出现文化的断裂和碎片化现象。所以，过去用报纸、广播、电视集中传播，或者用召集单位成员集体学习的办法就可以解决的思想理论宣传和意识形态统合的方式已经不那么有效了。我们必须以多中心的、网络式的、互动的微传播来适应这样一个变化。
三、关于改进意识形态工作的思考
新的形势要求我们不断改进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反复强调理想信念问题。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首先必须重建自信心，这就是为什么要“坚定理想信念”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广大人民群众在内心深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一是必须有历史比较视角。我们必须历史地加以说明，才能知道现实从何处来，往何处去。既然在全球化时代不能也不应该关起门来自说自话，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把中国的东西与西方或其他国家作比较。必须把中国的历史、现实、发展目标说清楚，才能了解我们走到现在经历了多少艰辛，取得的成绩并非轻而易举。如果抛开历史，拿我们的现实与西方作简单比较，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肯定有许多不足之处。在一定范围内，这样的比较也有积极意义，它可以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奋起直追。但是，如果没有历史的视角，就容易让一些年青人觉得处处不如人，从而丧失信心，而“一个对自己的理想丧失了信心的国家不能使其理想对他人有吸引力”。
二是理论必须彻底。在舆论竞争环境下，要做到真正的自信，在理论上就必须彻底，理论必须经得起审视和讨论。阐释我们的主张时，要进行彻底的理论研究和说明，不能半遮半掩，否则就容易失去公信力。如果理论上不彻底，就会出现“文笔日繁，其政日乱”的现象。譬如，某些地方我们还没有达到别人的标准，要勇于承认。在人均财富排名还很低的情况下，我们的保障标准就不可能同发达国家相比。如果别有用心的人拿西方发达国家也没有完全实现的价值作为标准，来衡量发展阶段和文化传统不同的中国，就更具有破坏性了。
三是要立足理论创新。要树立自信心，就必须立足于理论创新，在先进性上下功夫，着力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理论创新必须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着力解释时代性的重大实践问题；理论创新必须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着力激发中华民族思想和文化的创造力，通过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造性拓展，创造更加灿烂的新文化；理论创新也必须基于人类历史未来发展的前进方向，着力引领时代发展，这样才能真正站在历史发展的前列，起引领作用；理论创新还必须基于价值观竞争的话语权，着力占领价值观竞争的道德制高点。必须让人民群众相信，历史和未来站在我们一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站在历史的一边，即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站在价值体系的制高点。价值观的竞争是理想观念感召力、吸引力的竞争，只有站在制高点上才能赢得群众、赢得未来、赢得历史的主动权。因此，我们的价值观不仅要讲特色，而且必须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
四是引入批判思维。在以发展和创新为标志的时代，要增强我们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就要把批判性思维引入意识形态本身。必须重申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批判的武器，必须认识到批判性思维对民族活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性。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必须把批判性思维引导到建设性批判上，而不是导致破坏性批判。要做到建设性的批判，就必须对现实采取历史的态度，既要看到历史的继承性，也要看到历史的发展性，历史发展就是继承与超越的辩证法。要做到建设性的批判，不仅必须对他者进行批判，而且必须对自己也采取反思的、批判的态度。我们过去往往只批判别人，而对自己的不足遮遮掩掩，这不仅使我们的理论丧失了解决问题的穿透力，而且也使我们逐渐失去公信力。实际上，只有以自我批判的态度，才能真正重建建设性批判，才能避免破坏性的外在批判。现实之所以是现实，就是因为它不是理想的，我们必须以批判的力量引导现实朝理想的方向发展。正如R·贾基（Rahel Jaeggi）所说的，“内在批判也是有改变能力的。与其说它试图复活现存秩序或现行规范与理想，不如说它试图变革现存秩序或现行规范与理想。”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次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反思和自我完善的历史运动。
五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中，这样才能为价值观自信奠定坚实的基础。世界各国都比较关注法规、政策对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的支持作用。例如，1995年新加坡国会通过《赡养父母法令》并且出台多项房屋政策，鼓励青年人与父母同住，即使结婚后买房如果与父母住得近，也会得到政府补贴。反观我们，一些政策的出台与价值观的方向背离，如前几年就出现了相关购房政策一出即造成因购房而排队离婚的现象，而许多单位子女住在父母处就无法得到某些补贴，等于鼓励孩子远离父母。
六是要学会以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必须以法治思维解决意识形态的争论，使意识形态的讨论控制在法治和秩序的框架内。在这方面可以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他们有比较严密的法律规定和文化规范，使人们在法治的框架下讨论问题。譬如，西方国家对网络上的言行有很多限制，可是他们却要求中国在网络空间完全放弃自己的管理权。这显然是双重标准。彻底的办法是把西方国家对网络空间监控和管理的规则告诉我们的人民。斯诺登揭露的事情应该唤醒我们的人民，不要听信西方的蛊惑。西方明确规定，不能有鼓吹暴力和推翻现行制度的言论，让人们的言论保持在“合法的”形态下；另外，还有保护个人隐私的法律，因而“人肉搜索”就受到约束。既然西方可以通过法治来约束，那我们也可尽快完善有关法律并以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
七是变革和完善意识形态话语方式。在话语权竞争的背景下，要增强意识形态的竞争力，就要变革和完善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应该如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我们认为，要通过润物无声的方式，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像盐和调味品一样，渗透在作品、课堂和各种活动中，烹饪出丰富多样的美味佳肴来。我们要学会基于价值观讲故事，而不是让人天天直接吃盐或调味品，那样必然让人倒胃口。实际上，真理也需要良好的表达形式，钢铁般的逻辑也需要诗一样的语言。良药不一定苦口，我们可以给其加上糖衣，让其更顺畅地发挥功能。讲故事一定要基于阐发人性的光辉。
八是必须完善思想理论宣传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是做人心的工作，必须得法，以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吸引力。要加强工作，但如果加强的方法不对路，就可能是南辕北辙、事倍功半。做意识形态工作，软性渗透比生硬地直接灌输效果好，自我认同比强制接受效果好，平等对话比居高临下效果好。在马克思看来，理想的社会应该是“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批评了将教育看成是少数杰出人物对大众的启蒙的观点，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思想理论和德育工作，不是一部分人教育另外一部分人，而是人民之间的相互教育。另外，其他学科知识和技能可以有比普通人懂得多的专家，但在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平上，谁也不能自视比别人高。因此，思想理论和道德教育是一个自我教育和相互教育的过程。意识形态不只是用来说的，它应该是行动的方向和指南，因此通过实践行动体验内化比单纯的言说效果好。我们应该多开展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活动。要实现这一点，就应该扩大人民群众的公共参与，通过公共参与达成人民群众自我教育和相互教育的目的。这样，更多的民主参与才能熔铸共同的生活方式，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及其对价值观的共同理解，才能达成更加广泛的意识形态共识。意识形态认同与共识就是建立在共同生活方式之上的“我们感”。
〔作者韩震，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本文刊发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责任编辑毛殊凡。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思想政治教育》2015年第10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