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阿Q正传》：喜剧始，悲剧终，一个象征性的预言
“阿Q”这个名字
《阿Q正传》是鲁迅最有名的小说。《狂人日记》在思想上非常重要，但是从文学来讲，《阿Q正传》是更重要的作品。
“阿Q”这个名字，有几个解释。其实，我们叫“阿Q”，是不符合鲁迅的原意的。照鲁迅的原意，这个人叫“阿Quei”。小说的前言里说了，因为不知道他是不是生在中秋节，所以不能说“桂花”的“桂”；也不知道他的哥哥是不是叫“阿富”，所以也不能说是“宝贵”的“贵”。因为搞不清楚是哪个“Quei”，只好用拼音的第一个字母“Q”来概括他。
所以，“阿Q正传”应该是读作“阿Quei正传”。“Quei”在民国时是罗马音，用现在的拼音，应该说“阿Gui正传”。
周作人另外有一个解释。他说，鲁迅本意就是要用这个“Q”字，因为“觉得那Q字上边的小辫好玩”。鲁迅不是写“国民性”吗？国民性是麻木的，看人杀头也没表情，“吃瓜群众”只是看热闹，没有同情心。其实国民性就是圆圆的一张脸，没有嘴、没有眼睛、没有鼻子。“Q”字的尾巴就是清代留的辫子，汉人被清人统治近四百年，最大的耻辱就是要留这个辫子。反清最重要的两个标志，就是：男人割辫，女人放脚。所以，“Q”就是一张麻木的国民的脸，留了一个辫子。
“精神胜利法”的层次和界定
精神胜利法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情理不分”，这是生理/心理基础。另外，精神胜利法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变换角度，以获得心理快感。比如，这里有半瓶水，你可以说“只有半瓶水”，也可以说“还有半瓶水”。两个说的都是事实，但表述角度不同，对心理造成的影响也不一样。但精神胜利法，是选择从高兴的角度出发，去看待这个事实。
同样是事实，同学们来岭南大学，也是“半瓶水”。有的同学可能填了港大，也填了岭南，结果收到岭南的通知。这件事情有两种解读方法。前一种解读方法是：我会考成绩只差一点，怎么就到了岭南呢，应该去港大的；但也可以反过来讲：我住在屯门，离岭南这么近，何必跑去港大呢，而且岭南中文系本来就比港大要好。这都是事实。但是，这两种事实对你的心理影响很大。如果同学们觉得，去港大天天坐车那么远，很辛苦，还没有宿舍，哪有岭南宿舍漂亮啊。这就说明你们已经具备了阿Q的第一个条件了，进入了精神胜利法的入门阶段。就是说，同样是事实，你们会选择从高兴的点出发，去看这个事实。
第二个层次，虚拟事实，再转换角度，以获得心理快感。这也是阿Q一出场就带我们进入的一个层次。要自然而然地、不自觉地、潜意识地将被迫害的处境假想成善意、合理或者意外、偶然，然后弱势个体才能心理平衡。
还是“半瓶水”的例子。比如在爬山途中或在沙漠，应该为半瓶水庆幸还是懊恼呢？其实要看另外半瓶水是怎么没有的。如果另外半瓶水是自己不小心打翻或偶然事故，无可挽回，那还是庆幸留下半瓶比较正能量，心里比较好受。但如果是被不讲理的同伴或路人抢去喝了，甚至是无理取闹的人故意打翻，也是无可挽回，人家已经扬长而去，打架报警都已太迟，这时应该怎么调整心态呢？如何安慰自己？怎样再走下去？ “就当是不小心打翻的……”在这个关键时候，精神胜利法的初级阶段，便悄悄进入了第二个层次。
阿Q一出场就被人打了，痛、难过、丢脸。怎么办？“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这就不是简单换一个角度了，因为对方并不是他的儿子，他只是虚构了一个事实，让自己开心。可见，精神胜利法从一开始就和屈辱有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靠着这种层次的精神胜利法来维持的。
第三个层次，也是虚拟一个事实再变换角度，以获取心理快感或安慰；不同之处是，这个虚构是以自虐的方式产生的。这也是比较难的一个层次。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一个顶级的表现：他被人打了，人家又知道他的精神胜利法，知道他要说什么“儿子打老子”，所以就抓着他的辫子，逼他说“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于是他只能说：“打虫豸，好不好？”因为辫子在人家手里，痛。最后输得一塌糊涂，不仅皮肉痛楚，而且颜面全失。这时候，阿Q怎么让自己继续快乐地生存下去？他说，这个手是我的，这个脸是他的，然后他就啪啪打脸。痛了吧？求饶了吧？啪啪再打。求饶了吧？然后非常得意地擎着自己的手，感受着他人的脸，觉得胜利了。这是精神胜利法的高级阶段。这就是以自虐的行为，制造某种虚构的东西，来满足精神的胜利。
鲁迅也举过一个自我安慰的例子。有一次，北洋政府的某种纸币突然宣布作废，大家在懊丧中过了两天后，银行又宣布纸币可以兑换银元，两块换一块。于是人们纷纷排队去银行。鲁迅也去了，捧着一袋银元幸福地离开。回家路上突然想到，我本来有二百元，现在只有一百元了，为什么还这么高兴呢？显然，鲁迅是看到了自己心里的阿Q之后，才看到了人们心里的阿Q。但是，在人人想做赵家人的时候，能看到并承认自己是阿Q，其实也就是“狂人”了。
今天有些地方，明明没有很高的GDP，怎么办？阿Q精神的第一个阶段：我没有这么高的GDP，但比旁边的省要高，比去年要高。阿Q精神的第二个阶段：虽然GDP没有这么高，但我把一些不应该报的东西也报进去，本来可以不报的东西也报进去，搞一个虚的数目，搞得GDP也很高。我们每年有统计，比方说国家统计是一万亿，但每个省又有一个统计，各个省的统计最后加起来是一万一千亿，多出来的一千亿哪里来的？还有阿Q精神的第三个阶段：为了虚造GDP，搞有毒的土地，搞假药，害自己本省的人，来取得一个数据上的胜利。这样一种虚妄而且自虐的精神胜利法，到底是阶级固化秩序当中的弱者生存策略，还是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或者是一种普遍的人性特点？
精神胜利法有三种不同的界定。
第一种，说这是弱势群体心理，尤其是阶级固化的弱势群体心理。鲁迅自己在《阿Q正传》的俄文版序中提出来，他说中国过去人分十等，自己的手还看不起自己的脚。阿Q为什么老是要“精神胜利”？因为他老受气，总被人看不起，他又看不起别人。所以，精神胜利法的要害，是欺软怕硬、自欺欺人。
第二种，说这是中国的民族性，这也是鲁迅的说法。鲁迅说，国人在过去几千年里习惯了在不合理的统治下幸福生活，就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只要有口饭吃，生活还不错，不杀我，就可以。这是国民性。虽然也曾被另外一种文明长期地统治，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是很强的。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比较少见。
我做过简单的课堂调查，关于精神胜利法，在香港的大学里，大多数学生认为是普遍人性；在上海、北京的大学里，大多数学生认为是国民性；而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讨论课上，更多学生认为是阶级固化秩序当中的弱者的生存之道。不同国家、地域、语境对阿Q精神的不同理解很有意思，值得思考。
第三种，说这不是中国人的问题，全世界的人都有。欺软怕硬、自欺欺人，是普遍的人性。
阿Q精神有很大的坏处，不承认失败。如果一个人从不失败，当然就没法真正地胜利。好处就是自杀率低。我们相对来说自杀率低。碰到了再大的难处，中国人的说法是“没有过不去的坎”， “好死不如赖活着”。日本的国花是樱花，很漂亮，很绚丽，但一过季节就没了。日本武士崇尚剖腹，要么做英雄，要么就自杀。中国人喜欢什么花？梅花，冬天再冷都不死，生命力顽强。中国人不喜欢樱花，生命时间太短。民族性也体现在一些共同的审美符号里面。
对革命的象征性预言
阿Q的评论史，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的发展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冯雪峰、何其芳等名家都为之头痛：阿Q明明是农民（理应勤劳、勇敢、善良），阿Q精神却是欺软怕硬、自欺欺人。怎么解释呢？于是有人说阿Q属于“落后农民”，有人（李希凡）说阿Q精神是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毒害，等等。
关于阿Q的解读，可参看《“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第一集。
《阿Q正传》最初是一个“搞笑”的小说，编辑孙伏园在北京《晨报副刊》设了一个专栏叫“开心话”，约鲁迅写稿，鲁迅就写了。《阿Q正传》的开始是很“搞笑”的。
因是连载，鲁迅也是写一段发一段。连载小说是影响文学生产的重要形式，比如张恨水、金庸的连载小说。连载的过程，也是创作的过程。可是，鲁迅不是让连载形式影响、改变小说的结构内容，而是反过来了。鲁迅连载两次以后，编辑孙伏园就看出这个小说的严肃性了，他的报纸让步了，把它搬到文艺版去，以报纸迁就作家。这是文化工业和作家之间的一个经典性的协调。那时的报纸跟现在不一样。所以，《阿Q正传》开始是喜剧，到后来是悲剧。
喜剧始，悲剧终，其实就是鲁迅一直讲的有关革命的故事。《阿Q正传》不只写精神胜利法，还提前预告了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尤其是六七十年代的革命。鲁迅自己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话，一九二七年，鲁迅说：“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作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这是写于《小杂感》的一段话。今天重读“文革”的历史，会发现鲁迅已经把这些事情都写在前面了。
陈丹燕采访过上海的老黄包车夫，你们当初拉人力车是不是被欺负？那些老人说，是被欺负，坐在后面的洋人都不跟我们说话。要右转也不说“turn right”，只拿一个手杖，在我的右肩一敲，我就得往右转，在左肩一敲，我就得往左转。这个故事很有阶级压迫的内容，作家就继续挖掘，那你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是不是想推翻这些有钱人，然后大家平等，建立新的社会？老车夫说，我当时是真的想，我立下志气，一定要改变命运。那你做什么？我要坐在车上，让别人拉我。这就是阿Q的革命。他的革命不是要平等，而是要享受成果。
我考查了不少文学作品里的红卫兵、造反派，发现鲁迅在《阿Q正传》里都写了，就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的基本命运。阿Q的革命动机，既有很合理的一面，也有很合理的另一面。这话有点绕口，但不难明白。首先，动机合理，就是要平等。不许姓赵，被人欺负，在村里没有地位，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他要翻身。这是正当的，是所有革命的动力。但阿Q的翻身，不仅是为了天下太平、平等、自由，他的翻身，是最好能睡地主的小老婆。一讲到革命，他就已经把村里那些女人的样子想了一遍了，觉得革命以后他都可以占有。在阿Q这里，革命的动力，一方面是争取平等，一方面是掠夺有钱人的东西。
革命有两种，一种叫“平民革命”，一种叫“贫民革命”，一字之差，天壤之别。“平民革命”就是法国革命，追求自由、平等。“贫民革命”，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抢东西，睡地主的老婆，把有钱人的东西都拿来享受。阿Q是第二种。所以，人追求理性是合理，无限追求快乐也是人性。“文革”时的造反派，打着很神圣的旗帜，或许也有各种各样的动机，比如读书成绩不好，在班上被有钱人或干部子弟欺负，被女生看不起，等等。
《阿Q正传》里更妙的地方，就是写出革命当中的阿Q，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状态。一方面，他造反，胆子很大，去城里去抢人家的东西，回到村里很神气，赵家的人叫他“老Q”。另一方面，后来阿Q被人一抓，前面来了一个人，很高大，好像很有威严的样子，阿Q就不自觉地扑通跪下去了，奴性十足。在“文革”里，也能看到很多这样的人。不论是早期保卫红色江山的红卫兵，还是不满社会固化秩序的造反派，都可以真心拥抱理想，充满革命激情，挑战反抗权贵。然而只要一听到上面有什么精神，有什么表态，却又可以马上泄气，像阿Q般不自觉地扑通跪下（甚至还不清楚眼前是谁）。今天的网络上，是不是还常见这样有奴才血统的革命战士呢？（注意，是奴才，而不是奴隶，这两个概念在鲁迅笔下有重大区别。）而且，革命也要争资格。为了争取一个革命的资格，是比革命本身更大的问题，如果这个资格没争到，就只能是牺牲品。除了精神胜利法，《阿Q正传》还是一个有关中国革命的象征性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