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论题选择

研究历史，首要的是选择问题。就小范围说，是一篇专门论文题；放大些说，是研究范围，也可说就是第一篇所说的“面”。无论是一篇论文题或一个研究的广面，对于研究的成绩及其所发生的影响都有极大关系。关于此一问题，我想分下面几点来谈论。

（一）具体问题与抽象问题

历史上的某些方面某些问题比较具体，某些方面某些问题比较抽象；当然这很难作绝对划分，但无可否认，可作大体的划分。例如就大范围说，学术思想、文学艺术问题比较抽象，政治经济民族社会问题就比较具体。这其中也各有程度的不同，例如学术又比思想具体些，政制也比政事具体些。前辈学人中，如陈寅恪先生喜欢讲比较具体些的问题，少讲抽象问题，这在俞大维先生写的《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刊中研院史语所特刊之三《陈寅恪先生论文集》卷首）已明白讲到。综观陈先生的全部论著，诚然明显的有此倾向。再如陈援庵先生，更是如此，至于他的《中西回史日历》，不但具体，简直是一项机械工作，然而沾溉学林，其功不细！我个人也喜欢研究具体问题。我的主要工作涉及两大范围，一是政治制度史，二是历史人文地理，都是具体性，少涉抽象性。

我认为研究工作，为把稳起见，最好多做具体问题，少讲抽象问题。研究具体问题，用可靠史料，下深刻功夫，一定能获得可观的成绩，而且所获成绩比较容易站得住脚，不易被人否定，也就是说较易成为定论。但抽象问题，虽然同样用可靠史料，同样下深刻功夫，但所获成绩就不一定能站得住脚，也就不易成为大家都能接受的定论。因为具体问题的证据也比较具体，较易作客观的把握，需要主观判断的成份比较少；但抽象问题的证据往往也比较抽象，较难作客观的把握，需要主观判断的成份比较多。主观判断的成份比较多，在作者本身言，就比较容易走上主观意向，作错误的判断；在读者而言，在其他的研究者而言，也各参入主观成份，有不同的认识，作不同的判断，因此人各一是非，上焉者可成“一家之言”，但很难得到为大家都能承认的公论。然而一般人都比较喜欢讲抽象问题，尤其现在一般青年更似有此趋向。这或许是因为面对抽象问题，容易发议论，提意见，讲起来比较可以自由发挥想像力；甚至于仅获得少数资料，一知半解，也可以主观的贯串，痛快淋漓的发挥一番，满足自己丰富的发表欲；至于具体问题，总认为繁难，不易见功。但事实上，具体问题似难实易，而抽象问题似易实难。因为具体问题，可以肯定的说，一分耕耘，有一分收获；抽象问题，虽然原则上也是如此，但未必如此，也许自己辛苦经营，以为发千古之覆，心满意足，但他人看来可能付之一笑！

然则大家都搁置抽象问题不去研究吗？我实并无此意。不过就一般常人而言，并以矫正时敝而已！若是对于抽象问题实有浓厚兴趣，又自信天分极高，能透视常人所不能窥视，自亦可以从事抽象问题的研究，不过要特别警觉，谨慎从事！天分高，功夫深又能谨慎，所得成果，纵不能得到公论的承认，但若能真正成一家之言，也就是一项成就！

（二）问题的实用性

从事文史学科的研究，本不应谈实用问题；不过假若你想你的工作对于别的研究者有较大用处，甚至对于一般人也有用，换言之，希望有较大影响力，那就不能不考虑实用问题。论著本身成就的高低是一回事，对于别人是否有用又是一回事，这两方面往往不能兼顾，但也可以兼顾，关键是在问题方面的选择。当然实用性，对于他人是否有用，也往往因为时代不同而有异。这是关乎时代学风的转变，在前一个时期，某类问题很热门，研究的创获对于他人可发生很大影响力；时代一过，若再研究此类问题，纵然成就很高，也可能无人去看，自然就谈不上有多大影响力了！所以就实用观点说，也很难有绝对的标准。不过就目前一般观点言，国家大计、社会动态、人民生活、思想潮流是最为大家所关注的问题，在这些方面有了重要的贡献，较易为大家所注意所看重，可发生较大的影响力。

二十年前，我在哈佛访问，参加一次野餐会，大家谈起中国学问，杨联陞兄说，假若列举一百个研究中国学问的学者，日本人要占五十个或以上。意谓中国人对于中国学术的研究成就远不如日本学人。当时我和李定一、周法高两兄听了都不免有些反感。不过我后来仔细分析此一问题，觉得联陞的话也不无道理。就深度言，日本学人诚然比不上中国学人；但在成绩表现方面，中国学人就显得比日本学人要落后。例如史学家，像陈寅恪、陈援庵先生与宾四师的造诣，在日本学人中诚然找不到；但次一级成就的学人，成绩表现很显著为人所重视，在日本实在比中国人多！我想这不关乎学问的深浅与程度的高低，而关乎研究方向。中国人做学问喜欢随兴之所之，不管问题是否重要，不管对别人是否有用，只就个人癖好去做，有时所涉问题与历史大势毫不相干，而一字一句的去钻牛角尖，用功极大，效果极小，自得其乐，而别人从大处看历史，就根本用不上。这类论文在中国人著作中占相当大的比例，自然就被埋没，不为人所重视，在国际上更得不到一席之位了！反观日本学人的研究，大体上都就中国历史上国计民生方面的重大问题下细密功夫。最显著的成绩，如经济史、佛教史、边疆史等，中国人在这些方面：经济史在较早期只有一位全汉昇兄可与他们相抗衡，现在才慢慢有些人跟上；佛教史尽管有一位汤用彤先生，成就之高，非日本学人所能比肩，但毕竟太少，我们要想对于中国佛教史有个概括性观念，还得要看日本著作；至于边疆史更瞠乎其后，说来岂不惭愧！日本学人的工作，主要是肯下功夫，就其成就而言，不但境界不高，而且往往有很多错误，甚至很有名的学者，引用材料，断句有误，也有根本不懂那条材料的意义而加以引用，闹出笑话。我最近看到一位研究唐宋史的日本名家，引用李白《系寻阳上崔相涣》诗“邯郸四十万，一日陷长平”，作为唐代邯郸县人口殷盛的证据。不知此句是用战国时代秦赵长平之战，秦大胜坑赵卒四十二万的典故。我相信一位中国学者，尤其像作者那样有很高学术地位的学者，断不会闹出这样大的笑话，而在日本学人中就常常见到，并不出奇！然而这不能深责异国学人；因为语言文字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他们读中国古书，在速度上，在了解深度上，究竟赶不上中国人读自己的书。假若易地而处，我们更当惭愧万分！

日本学人研究中国史，虽然境界不高，常常出错，但他们的工作成果仍有很好价值，能引起人注意，供大家参考利用，进而在国际上居有很高地位，原因是他们研究的多是关涉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专搞琐细不相干问题的比较少。国际学术界所以重视日本学人的成绩，固然因为日本是亚洲的先进强国，西方人学日文远在学中文之前，他们多半是通过日本人的著作来了解中国学问，所以看重日本人的成就；但日本人研究方面的实用性也有绝大关系，不能一味说是西方人有偏见！就如我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文地理，牵涉到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宗教、文化种种问题，将来写作，参考近代人的著作，取用日本人的成绩，可能不比中国学人的成绩为少，如果日文好，取用的地方可能更多，这总不能说我也有偏见！

再以我个人的成绩而论，我已出的两部书《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与《唐仆尚丞郎表》，都是四册百万字的篇幅，也都是我中年时代的精心结构。然而无论在国内或国际学术界，《制度史》所获得的反应都远比《仆尚丞郎表》为热烈，发生相当大的影响。而《仆尚丞郎表》，除了极少数的专家备用之外，恐怕很少人去看，影响自然也就很小！其实就我自己评量，《仆尚丞郎表》的功力之深实远在《制度史》之上。《制度史》一书诚然有许多具体的明显的创获，但功力并非极深，只是能看出重要问题而勤于彻底的搜集史料加以条理化而已！我常告诉青年朋友说，只要能如我一般肯花时间，肯用心思，肯用笨方法，不取巧，不贪快，任何中人之资的研究生五六年或六七年之内都可写得出来。但《仆尚丞郎表》的内容往往因为材料冲突与记载失误，而须转弯抹角辨析入微，这些处就非学力较浅的人所能办得到，甚至非缺乏耐性的人所能看得懂！自清代中叶以来，研究唐代人物的著作不下两十家，论规模，论精密，自信我这部书都远过前人，然而却影响不大！这不能怪人家不欣赏，而是对于人家没有多大用处。因为综合性的讲唐代人物的风气已过，只有在人家讲到唐代某一人物某一制度时偶一参考取用而已。这是我自己所亲身感受的例证。讲学问诚然不应有功利主义，也不必理会对人是否有用，但若是希望辛勤的著作能获取学术界较大的反应，就不能不考虑选择论题的重要性！

（三）大问题与小问题

前一个时期，前辈学人中往往谈到研究问题的大小。有些人认为要小题大做，才能深入，有所发现，使学术向前推进一步。这大抵是主张专精一派，目的只在求“真”，不涉其他，所以认为一条笔记往往比一篇皇皇大文有价值。但又有些人则认为要选择大问题作研究，才有意义，纵稍疏漏，也无关紧要；鸡零狗碎的小问题不值得研究，纵然做得非常精审，却无大意义！这大抵是主张通识一派。照我的看法，这两派意见，都很正确，但若各走极端，也都有很大毛病。前者走到极端，势必走上钻牛角尖一途，发生瞎子摸象、见树不见林的毛病。后者若走极端，又很容易走上束书不观，有的自逞臆说，没有踏实根据，有的攀附理论（不论是宗派主义的理论或社会科学的理论），毫无实际内容；这是肤浅浮薄的一途，弊病更大！

我想讲大问题是应该的，尤其要重视我前文所说的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但也要用做小问题的方法去做。选做小问题也可以，但要注意到这个小问题是否对于某一重大问题极有关系，或是其一部分；或者也可说着手研究的是个小问题，而心目所注视的是某些大问题；那末问题虽小，但可供他人将来研究大问题之用，这也是一项积极意义，但这种意义因去大问题的关系愈远而愈消失！至于究应做重要的大问题或与大问题有关的小问题，则要视各人的才性、兴趣、环境等等之不同而各异，不能一概而论；而且偶尔作些不相干的小问题，作为自己娱乐的小玩艺，也无不可。

此外我还有个想法，青年时代，应做小问题，但要小题大做；中年时代，要做大问题，并且要大题大做；老年时代，应做大问题，但不得已可大题小做。因为青年时代，学力尚浅，但精力充沛，小问题牵涉的范围较小，易可控制，不出大毛病，但也要全副精神去大做特做。这样可以磨练深入研究的方法，养成深入研究的工作精神，为将来大展鸿图作准备。若走上来就做大问题，大问题要写成长篇大论并不难，但要精采则极难。自己学力未充时就做大问题，结果往往大而无当，并无实际成就，久而久之，习以为常，终至永远浮薄，不入门径！中年时代，自己见闻已博，学力渐深，或可说已入成熟阶段，而精神体力也正健旺未衰。换言之，已有做大问题的基本素养，又有大规模辛勤工作的体力与精神，这是一位学人的黄金时代，所以他可选择重大问题，做大规模的深入的研究工作，到达既博大又精深的境界，为学术界提出他可能做的最大贡献。人到老年，学力深厚，就他本人言，可谓学识已达最高阶段，但体力精神却渐衰退，很难支持大规模而且精密的繁重工作，所以只能小规模的做工作，写札记式的论文，最为切当。因为他学力深厚，不妨就各种大小问题提出他个人的看法，是否有当也不必认真提出实证。我常常奉劝老年学人，不必写繁重的研究性论文，只作语录式的笔记，最为轻松，而可把他一生数十年中对于各种问题的想法写出来，留待将来研究者作参考，纵不能代为作进一步证明，也或许有启发作用。薪火相传，成功不必在己！

就我个人的工作而言，凡略识我治学方式的人，皆知我是走专精一路；但若能就我的论著作深一层体察，又当了解我并非走狭仄的小路。我自少年读书时代就喜欢把任何问题都条理化系统化，这也许和我的才性有关。我的记忆力极差，几乎毫无背书的本领；但理解力还过得去。为了应付考试，任何课程的教科书，我只极仔细的看一遍，而加以条理系统化的题识或笔录，以后复习只看题识、笔录，很少再看全书，所以花的功夫不太多，也能获得相当高分。喜欢条理系统化，自然不会专走太仄的小路，而注意较大的问题；不过对付较大问题，我却用做小问题所用的方法，下细密功夫。记得二十几年前有一位大我好多岁、很有成就的朋友很坦白的说，他很佩服我，一做就是一大篇文章，一大部书，而他自己却苦于没有什么好题目可做。我想这和我的选题与工作方式有关。我的选题方向与工作方式配合起来，自然就会有丰富的文章可写，不愁没有工作可做。例如我想做《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这个论题自然关乎当时国家大政，论范围，不算很小，但也不算很大，若照一般人工作方式，写一篇长文章就完了；而用我的方式，都督区与都督府制度、佐吏制度、北魏军镇制度、护军制度等等都各为一重要专题，写出来了，各有相当创获性的贡献，因为前人未曾如此深入的探索过。再例如我研究“唐代交通”问题。这是1946至1947年开始的，也是我真正步入唐史研究领域的初期。在开始注意此问题之前，因为知道陈远元写过一篇《唐代驿制考》（刊《史学年报》第五期）颇有名，但我尚未看到。询之劳贞一先生，据他说陈氏该文写得不够好，还可再做一番功夫，若花半年或一年时间，相信可做一篇很好的文章。因此我就决定以交通问题为研究唐史中心目标之一。但用我的工作方式，一两年时间就决不会能完成。到1966年已录集资料好几万条，开始撰写，至今十四年，写了五十几篇论文，一百二三十万字，但还有至少五分之一的论题待续写。也许有人认为唐代交通诚然是一重要问题，但像我这样做，未免花费的功夫太大，仍是值不得。甚至有一位很有才气的朋友坦率的对我说：“我很看得起你，是因为多次与你谈话，觉得很有见识。至于你的文章，老实说，没有价值！”大约即指我近几年写的这类文章而言。我想这项工作在目前潮流中，诚然显得有些过分细致，而且一般搞历史的人缺乏地理素养，看到这许多古地名，更加一层隔膜，对于辩论入微之处，更是如坠五里雾中，不能欣赏；加以目前在撰写过程中，一条路一条路的发表，好像多无关大体；不过等到全部完成，作出总结论，绘出唐代全国交通图，将来人研究唐代问题，不论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乃至唐人散文诗篇等各方面，都会有参考价值，因为这些国家大事、社会人民生活，无不与当时的交通情形有关；尤其军事进行、政治控制、经济流通、文化传播，更以交通路线为基本影响因素。不但唐代，研究唐以前或以后的问题，也有参考价值，因为中古时代交通路线先后变化不大。所以唐代交通不能说不是一项大的重要问题。我之所以要彻底解决此一问题，目的在此。别人对于我的研究过程，尽管无兴趣看，或者看不懂，但我相信他们对于我的结论与图绘定能放心的利用。这也许就是我对中国史学界的点滴贡献。诚然我已是六十多岁的人，时间已不太充裕，而这个问题之外，还有更重大的两项计划要完成，看来可能就为唐代交通所拖累，不能完成，自很可惜。然而也不能贪图更大的成就而放松工作精神，更不能做一项工作而虎头蛇尾，那不是一个科学工作者！

（四）自己能力与材料情况

选择论题，首先要考虑到自己的能力范围，与关涉此一问题的材料情况。

先讲自己能力。每个人的能力，各有长短，也各有所偏，选择论题，自然要先度量自己的长处何在，千万不能盲目的看到好题目就做，也不管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是否可以胜任！就我而言，在汉唐时代，边疆问题很明显的是响亮的好问题，但我绝不插手，除非研究其他问题时牵涉到边疆，不能不去搞一下！因为我对于边疆民族语言一窍不通，西方语文知识也极贫乏，谈不上利用他们的资料，若真讲边疆问题，一定要闹笑话。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方面，我也不讲，尤其思想问题，绝不插手，因为自觉天分不高，而又太客观，太谨慎，不敢讲无把握的话。我想以我这样个性与工作方式，若讲这些难以捉摸的问题，势必被材料困住，作茧自缚，钻不出来；纵然能讲一点东西出来，仍不会能自信其必定正确，更不能自我满足，这不是自寻烦恼吗？有些人自信心极强，不管讲得是否正确，自己写来总是兴致淋漓，自得其乐，这也是一种福气！

当然研究一个问题，并不能说自己具备一切相关知识才去动手；也可能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缺乏某些辅助知识，那就不免要临时抱佛脚，自我去补习，尤其是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技术。例如我研究政治制度，就不能不读一些政治学行政学的书，对于经济史有兴趣，就不能不读一些经济学财政学的书，为计量的需要，就不能不看一些统计学的书，为绘图的方便，也不能不稍稍学一点粗浅的地图绘制技术。何炳棣兄曾经告诉我，为了要写《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不知临时恶补看了多少书，请教过多少专门行家。我想这是绝对必要的。不过临时补习，只限于辅助的知识；主要的知识基础与材料，一定要在自己固有的范围中。

次论材料情况。一个论题是否能写得好，有贡献，除了自己能力之外，材料是最基本的因素。选择一个论题，先当留意关于这一论题的材料是否充分到足以圆满的解决问题，得到成果。不但如此，而且也要预先想到，自己是否有力量控制这些材料。例如有些有意义的好问题，材料也很丰富，但散在世界各地，自己不可能搜看得到，这就不能勉强，费时失事，不可能得到满意的成果。所以选择论题，首先要觉得此一问题的材料够用，自己又能搜求得到；但若材料太分散，需要看的书太多，那虽然不碍工作的进行，但势必要花很长时间，费很大气力；若是题目很重要，材料很丰富，这些材料不但自己能搜录得到，而且很集中在某些少数的书中，那更是个上上的好论题，研究起来必能事半功倍！不过这种便宜的事不会太多，不能存心侥幸。在我的著作中，若以一篇论文为单位而言，我想三十几年前所写的《北魏尚书制度考》（刊《史语所集刊》第十八本）可谓最有贡献。因为自东汉以下，中央政府的行政中枢是尚书制度，所以历代正史对于此一制度都记载得比较详细，只有魏收所写《魏书》的《官氏志》，体裁特殊，致将尚书制度写得出乎想像的简略。但实际上，北魏尚书制度之演变即为拓跋氏华化进程的指标，孝文时代尚书台的规制且为隋唐尚书省制度的蓝图，其重要性可以想见。竟然正史不书，到《唐六典》撰作时代已云不详。若能把这一大漏洞补起来，自是一项显著的贡献。我当时抓住这一好题目，但《官氏志》既不书，其他列传也很少谈到其组织职权，照一般研究制度的方法，是不可能得出丰富成果的。所幸《北魏书》记各人官历甚详，枯燥琐碎，有如家谱，看来毫无意义；我不惮烦，运用最笨拙的方法，把各人官任各部尚书、各曹郎中的年世、迁徙途径及其在任的工作，如拾荒货一般，逐一搜录起来，然后因时代先后，分部分曹，加以排列，结果整理出一个头绪，获得大出我意料之外的成果，北魏前期尚书制度的演变历历在目，且与汉化的进程完全契合，而孝文帝建制六部三十六曹，所无考者只有两曹郎中而已。北魏一代的重大制度于此大明，当然至感快慰。然而所用的材料十之七八出于魏收一书，参取其他正史与《六典》、《通典》、碑刻等并不甚多，得不谓之事半功倍！不过我这篇文章发表时只是长篇，字逾十万，久欲抽暇删简，尚未如愿，不免常耿耿于怀！

（五）检查论著目录

选择论题当注意的几点已略述如上。此外再就一般人所已留意到的一项问题，略提一点意见。现在人研究问题，例必先查目录一类的工具书，看看自己所感兴趣的论题是否已有他人做过？成绩如何？同时也查一查别人所做与此有关的问题，先看一下。当然这些都是必要的步骤，但不必费太大功夫在这些上面。我看到有些青年，对于某一问题有兴趣，而查工具书所列论文目录，看到有同题论文一篇或数篇，因而趦趄不前，嗒然若失。或者论题已定，而在着手搜集基本材料之前，先查看他人所作相关问题，往往列出百十篇卡片，遍找该等论文，花费很大气力。其实也都不必。在理论上讲，别人已下过功夫而且做得很好，自己是不必再做了，别人所做相关问题的成果，对于我的工作有些帮助，应该要看。然而事实上，这都是次要的事。别人已做过的问题，做得好到什么程度？已做过相关问题的成绩对于我的工作能帮助到什么程度？这都有问题。若是做个小题目，前人已有很好成绩，诚然不必再做，枉费功夫；若是做大问题，或寻求一个广面的解决，那就不必费心，多方面去找。大问题得到解决，那应该已是相当有名的论著，稍知学术行情的人，当能知晓，不必去找了；否则，你只管放心，单刀直入，向基本材料上下细密深入功夫，保证会有突出前人的成就。纵然你所做的范围内有某些小问题，别人已经解决得很好了，也无损于你所做工作的价值。我大抵就是如此做法，问题决定之前，当然对于别人研究此类问题的情况已有相当认识，不过我并不认真的去查目录之类的工具书；纵然查到同类论文题，也不在乎。因为我平时已注意论著出版，平时不知，只在工具书中才查到，相信不是下过大功夫的作品，用我的工作方式去做，在这一论题上必能突过前人。我这种自信，可谓迄今尚未失败过。只有在我搜集史料过程中，他人新出少数论文是我研究范围的一部分，成绩很好，使我那一两章成绩的价值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例如《北魏领民酋长制度》，在我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中列为《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即第四册）的第十四章。我在进中研院之前已着手研究南北朝地方制，也注意到领民酋长，后来周一良在《史语所集刊》第二十本上卷发表了《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一文，材料所得几与我完全一样，所以当我写到这一章时，只得说就周文加以改作。因为别人文章发表在前，后来写作，要说所搜资料与之相同，也就没有必要了。不过周文写得颇为散漫，欠条理，分析也嫌不够，读者比看两文自知；但创始之功，仍当归之周文。又如我普遍搜录唐代交通史料，时间已久，有些已录，但已忘记。我来香港之前，姚从吾先生托人自日本购得向觉明先生的《蛮书校注》，我借来阅读一过，深佩其功力，剑南通云南两道，也写得不错。我一方面感到自己在这两道上所用功夫可能白费，一方面也想偷懒，以为将来写《唐代交通图考》时，这两道只就向文略加增订即可。后来我写剑南地区交通时，就所录材料加以检查分类，发现所积资料远过向文，且多可纠向文之处。所以功夫虽未白费，偷懒也不可能了；但草创之功也当归之向文！不过上举两例都在我研究过程中发生的，不是我在事前失之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