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唐人与茶道
《唐人对“茶道”的理解》
喝茶喝到现代，喝出“茶文化热”了。人们发现因对“茶道”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言人人殊，难免“岐路亡羊”。
今人对茶道理解的分歧，追根溯源，源于唐人对“茶道”见解的不同。
“茶道”一词最早见于唐代皎然和封演的文章。
皎然（约720—贞元末），俗姓谢，字昼，又字清昼。湖州长城县（今湖州长兴市）北杨桥人。“茶道”一词初见于他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皎然的“茶道”是“三饮论”：“一饮涤昏昧”，“再饮清我神”，“三饮便得道”，全诗收煞时画龙点睛：“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皎然将茶事与“道”连在了一起。他对“茶道”的理解已触及到饮茶文化的深层次，即饮茶的义理、灵魂。他是有学问的茶僧，由“禅”入“茶”，引“禅”入“茶”，故能高人一筹，深入到饮茶的精神层面。这是陆羽及同时代的茶人所不可企及的。迄今尚无新的文字资料说明有谁比皎然更早一些使用“茶道”一词。
封演是唐玄宗天宝(742—756)末年进士，著《封氏闻见记》10卷，内云：“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封演的“茶道”是指“饮茶”，包括茶的制作、烹煮及茶具，未言及茶理。他对茶道的理解是“形而下”，所言“茶道”与“茶艺”、“茶技”并无区别。
宋人林洪《山家清供》云：“古人嗜茶者，无如玉川子。”玉川子即中唐诗人卢仝（约775—约835），他继承了皎然的茶道思想，引“道”入“茶”，发展成为“七碗论”。此人会煎茶，会品茗，深悟茶趣。他写了一首《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全诗31句，行文洒脱，一气呵成，算得上古今最好的一首茶诗，诗中说饮茶的效果是：“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虽无“茶道”二字却紧贴“茶道”。晚唐刘贞亮概括茶有“十德”，内有“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刘贞亮没明确提出“茶道”，而以“茶德”代之，“以茶可行道”仅是其一。他的“茶德”包括茶功、茶礼、茶情、茶理。刘贞亮的“茶德”诠释了“茶道”的思想要素，着眼于“形而上”，不包括“形而下”的“茶艺”或“茶技”。
无论皎然、封演，还是刘贞亮，都没说清“茶道”的含义。陆羽虽尊为茶神，《茶经》7000言中却无“茶道”二字。
唐人对“茶道”并无统一的的理解。千余年里为啥无人去界说“茶道”？这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做学问多是直觉思维，悟而后得，不习惯于下定义并运用概念术语进行逻辑推理；另一方面，只要挂上“道”，中国古代的学者们就难免心慌气短、噤若寒蝉，连伟大的老子也说“道可道，非常道”，谁还敢造次！古人认为，“道”是总规律，是最高的真理，也是最真实的存在。正因为这样，便不可能用任何有限的概念、语言来界定“道”、表达“道”和说明“道”。一落言筌，便成有限，便不是那个无限整体和绝对真理了。（李泽厚十年集《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不仅不敢去界说大“道”，即就茶中小“道”也不敢去界说，因为“道”无论大小都是“无限整体和绝对真理”，决不能落言筌。──当然，“道”不能分大小，一分大小便不是“无限”的“绝对”的了。这种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原本存在，但无人去推敲。
检索今人对“茶道”的不同见解，大体说来也是如此：或者是“茶艺”加“道”，或者等于“茶艺”，或者等于“茶德”。
《唐茶道的形成》
茶道是一门以饮茶为内容的文化艺能，是茶事与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是社交礼仪、修身养性和道德教化的手段。
“茶道”自然是茶文化，但它是茶文化的核心，是更深层的文化。如同一枚成熟的桃子，香艳可口的果肉包着果核，它储存了桃的全部遗传信息并具有再生能力，让桃再轮回一次。
因此我们不能把某种茶或饮某种茶或以某种方式饮茶称之为“某茶道”。以唐代而言，有几种不同的茶道流派，但茶道具有惟一性。
在初唐，茶由药用、食用向饮用过渡，由精放式煮饮向真正的茶艺过渡，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约一个世纪，即从高祖李渊到睿宗李旦，历八帝。这段时期有日渐发展的茶文化，而尚无雏形已具的茶道。大唐自陆羽出，自《茶经》问世，方有茶道。时间自中唐始。
大唐茶文化自中唐后有哪些显著变化呢？
其一，制茶、煎茶已非一般操作技艺，成为一门文化艺能。也就是说操作过程成为了艺术品制作、鉴定和欣赏过程，简单的劳动已变成复杂的艺术创作。如制茶，历采、蒸、捣、拍、焙、穿、封等工序，《茶经》称之“七经目”，其中的采茶、鉴茶、作饼、包装极富文化色彩。陆羽研究的煎茶法，如三沸判定、沫饽观赏、酌茶之规、看火技术、品水之法、茶具选用等等方面，要求操作者具一定民族文化素养，有一定艺术鉴赏能力，煎出可口的茶便如同书家在白纸上写黑字，画家在帛上作画，乐师奏出美妙的音乐。茶人的愉悦不仅仅由于茶汤入肚，更重要的是精神方面获得的享受。茶人对美的追求看重结果更看重过程，即操作时给人的审美愉悦；
其二，茶文化已非那种外在的浮光掠影的软文化，如同茶杯表现的纹饰，业已成为一门实实在在的学问。不敢称之“著作大备”，但茶文化学框架已成。具体说来，有经典性的《茶经》，有品水专著《煎茶水记》，有论煎茶的《十六汤品》，有研究辨茶、烹茶的《采茶录》，见于茶诗的茶论更是丰富多彩，还有见于《封氏闻见记》、《唐国史补》、《膳夫经手录》等书的茶论……如此种种，论及茶事的方方面面，大大地丰富了中国茶文化，成为民族文化宝库中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
其三，唐代茶文化吸收了唐代多种文化。如本土的儒家文化、道教文化，外来的佛教文化，茶事体现了大唐“三教合一”的宗教政策，融汇了三教文化。无论是佛教的出世、中观、禅理，道教的延世、天人合一、敬天畏神，儒教的入世、中庸、修身，诸如此类观点，在大唐茶文化中都有突出的表现。再如官文化、民俗文化、市井文化、瓷文化、水文化、鬼文化、神秘文化……诸如此类的正宗文化或亚文化，都在茶事中有所反映。一个“茶”竟如一面镜子照见了大唐文化的全局，显示史书所称的“盛唐气象”；
其四，茶事已成“道”的载体。当茶被异化为精神的茶、文化的茶时，人们便在茶事中注入自己的精神追求。如皇帝饮茶必毕其仪、美其器，将帝王的权势向茶事延伸，以求得“圣寿万春，圣枝万叶，八荒来服，四海无波”；僧人饮茶为坐禅，努力寻觅茶理和佛理相通之处，“茶佛一味”便是他们努力的结果；道家在茶事中寻觅生之乐趣，实现向自然的回归；儒家在茶事中推行“中庸之道”，借茶修身，以达至真、至善、至美，以茶悦志，搜得文字五千卷。总之，不同阶层、不同教派、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都饮茶，在茶事中各有各的追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以茶载道；
其五，饮茶已成修养教化的手段。皇帝提倡饮茶是为了移风易俗，使饮茶成为盛世之清尚，社会少些麻烦，统治便更为巩固；僧人提倡饮茶是为了造就好和尚，守戒规，能静虑，做到六根清净，见性成佛，以证菩提；士子饮茶旨在以茶修德，和谐中庸。诸如茶会、茶祭、赐茶、寄茶、茶禅……无不是为修持而设，修身、修德、联谊、和敬。
由以上五点可以得出结论：中唐之后，大唐茶文化已得到空前的大发展，进到一个新阶段，形成了唐茶道。
《陆羽与“中国茶道”》
说陆羽创建了中国茶道评价太高。实事求是地讲，陆羽只是整合了大唐茶道，从而为中国茶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唐代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最灿烂夺目的篇章。唐代的文化大背景为中国茶道的创立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唐代的税收（榷茶制度）、商贸和贡茶制为中国茶道的创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唐宫茶风的形成为中国茶道的创立提供了政治基础，——这三点十分重要。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茶与三教间的单向结合，分别产生了儒教茶、道教茶、佛教茶。这三种茶文化呈现不同的格局：儒教茶重礼法、重功利、重现实人生，故以茶正纲常、序人伦、行教化、图享乐，并以内省为境；道教茶重自然、重养生、重无为，故以茶载道、延生、逃世，以悟为境；佛教茶重道德、重清规、重茶艺，以饮茶为出世之途、和尚家风，故以禅为境。（丁文《茶乘》）大唐三教并用的国策促使三教茶靠拢，并逐渐融合为统一的“大唐茶道”。
毫无疑义，“大唐茶道”的源头基因是儒、道、佛三教文化，三教合流的推动者是大唐士子——一个特殊阶层。茶文化发展的态势在呼唤一个杰出人物集其大成。这一历史重担经历史的挑选而落在陆羽的肩上。而陆羽的出身和经历决定了他能担当此任。
陆羽广交朋友，有官吏，有士子，有僧道，一块品茶，一块吟诗，相互唱和，相互提携，完全是一种以三教文化为指归的文化氛围；他喜游历寺院道观，品尝僧道茶；他躬身实践，与茶打了60余年交道，研究和考察宗教茶的方方面面。从而形成了他“精行俭德”的茶道思想。陆羽作为儒生亦不弃释道，他是半个僧人，又是道士、女冠的密友。他所创立的茶道以“中和”为本。体现中国释、道、儒各家优秀文化思想的集结。广德二年（764），陆羽设计的风炉，型制以均衡为美，从各方面表现“中和”这一理想境界的追求，有明显的推行“茶道”的意图。式样古朴典雅，有情趣，给茶人以美的愉悦。更重要的是富有中国先秦文化的内涵，又具“当代”（指唐代）特征。
陆羽虽将“精行俭德”写入《茶经》，但陆羽的重点是总结中国的茶科技，在“道”的方面并无透彻的说明，甚至《茶经》洋洋洒洒7000字竟对“茶道”二字不曾提及，倒是皎然先生将“茶道”二字写入他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
陆羽从事茶事考察数十年更多关注的是茶叶产业本身，即茶经济、茶科技、生活茶艺，他的代表作《茶经》亦不以义理的阐述为主，而侧重茶叶的种植和产出，茶叶的制作和煎饮“操作程序”，茶叶的历史资料。所以我认为：《茶经》是部划时代的农书，而不是“中国茶道”的发轫之作；陆羽的功劳是整合“大唐茶道”，而不是创立“中国茶道”。要论对“中国茶道”陆羽的理解还很肤浅，其贡献还在皎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