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等奖（5篇）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代际支持与老龄健康：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朱　斌　毛　瑛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摘　要】　良好的代际关系对于老年人生活幸福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这不仅体现在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是老年父母生活层面的有力支撑，还体现在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理及心理层面的“健康效应”。但子女在代际支持中的作用并不相同，传统性别制度赋予子女不同的赡养责任，生理和心理的差异又给予子女不同的支持优势。本研究从这两个层面出发，探讨代际支持的性别差异和代际支持对老年父母健康状况影响中的“性别”效应，并使用CHARLS（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①传统性别制度的影响在农村依然存在，但女性在代际支持中的作用逐渐凸显。②城乡代际支持模式共性和差异性并存。③男性、女性的代际支持“健康效果”存在不同性别优势。

【关键词】　社会性别　代际支持　老年健康

Abstract　Goo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is essential to the happiness of life of the elderly.This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strong positive effect of children's economic support to elderly parents' living level，but also reflected in the positive effect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to old people's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effects.However，the role of sons and daughters i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s not the same，the traditional gender system give sons and daughters different support responsibility，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give males and females different support advantage.This study was aimed to explore the gender differences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the different effect of sons and daughters'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on the health status of the elderly parents.Cross-section data of CHARLS was conducted for empirical analysis.Results showed that:1）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gender system still exist in the countryside， but women's role i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s gradually highlighted 2）there are both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pattern 3） male and female own different advantages i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Key Words　Gender；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Health of ageing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及转变，中国社会步入快速老龄化，老年人口规模达到历史峰值。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止2015年末，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4386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10.5％。然而，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未富先老”的矛盾突出，社会养老资源相对匮乏，养老保障政策和服务体系仍不完善，以直系子女对父母代际支持为主要形式的家庭养老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如费孝通先生提到的“反哺”模式一样，父母为孩子提供教育、成长等资本，子女成年后又通过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回报养育之恩。

追本溯源，子女向父母提供代际支持与我国传承千年的传统价值伦理体系息息相关，子女对父母敬孝不仅是我国传统孝文化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也是写入法律规定需遵守的赡养义务。研究显示，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不仅是老年父母经济生活层面的有力支撑，还存在对老年人生理及心理层面的“健康效应”，如子女的代际支持显著作用于老年父母的自评身体健康、情绪健康、生活自理能力以及生活满意度。造成如此多重影响的原因在于代际支持的缺失不仅可能使父母的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还可能带来无助、失落的情绪反应并进一步作用于身心健康。因此，良好的代际关系对老年人的生活幸福程度和身体健康程度具有重要影响，相较而言，缺失部分或全部代际支持的留守老人和孤寡老人则面临着生存和健康状况恶化的双重压力。

时至今日，以孝文化为基础的传统价值伦理体系仍然在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中国老人的晚年生活。这一价值体系在引导子女孝敬父母的同时，也存在着对儿子、女儿的不同要求。父系血缘作为我国氏族传承的纽带，构成了传统性别制度的基石，这一制度不仅压抑女性，也强制规定了男性的经济赡养义务，“养儿防老”一词，正是对这一建立在父系社会中的代际支持模式的真实描述。而在传统性别制度下，女性由于其在婚姻居住模式、家庭财产继承制度中的不利地位，则被排斥在家庭养老主流体系之外，为父母提供较少的代际支持。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性别制度受到了一定的挑战，女性在代际支持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与女性社会地位、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居住距离影响的日渐缩小密切相关，但是子女提供代际经济支持的差异依然存在，且在家庭支持体系更为传统的农村地区更为显著。可见，子女因性别不同提供的代际支持数量很有可能不同。从子代性别出发测量男女代际支持的数量差异也一直是以往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随着社会和经济水平的迅速发展，我国代际支持模式仍不断变化之中，对儿子、女儿在家庭支持体系中作用的分析尤其是城乡代际支持模式的比较仍具有现实意义。

社会性别对于代际支持的影响并不限于此，生理和心理的先天差异赋予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劳动能力和劳动优势，这些差异逐渐作用于劳动者的劳动内容、职业选择并促使社会上形成了完整的劳动性别分工体系，在这一劳动分工体系的作用下，男性和女性又分别培育出了不同的劳动优势。劳动性别分工对家庭支持的作用则主要体现在女性情感及照料劳动的高效特征对父母健康的影响。现有研究显示，在家庭中的代际支持已体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女儿给父母提供更多的情感支持；二是父母更倾向于接受女儿的日常生活照料，并且将女儿作为主要的倾诉对象。这意味着，儿子、女儿同样作为代际支持的提供者，等量支持带来的健康产出也可能因性别而异。

因此社会性别带给家庭养老体系的差异可能存在于两个层面：一是传统性别制度带来的男性、女性在赡养责任上的不同；二是劳动性别分工带来的情感及照料劳动支持效率的差异。本研究将从这两个角度出发，探究代际支持的“性别”差异及代际支持对老年父母健康状况影响中的“性别”效应。

二、理论假设的提出

代际支持包含经济支持和非经济支持，非经济支持根据内容的不同又可分为日常照料和精神慰藉。虽然在家庭层面子女代际支持内容的差异可能具有较强的关联性，但儿子和女儿在不同代际支持内容上承担的赡养责任和赡养效果是并不相同的，本部分结合传统性别制度及劳动性别分工对代际支持内容、数量及效果中的性别差异提出五个假设，如图1所示，具体的分析过程如下。

（一）传统性别制度与代际支持

我国农村传统的代际支持模型可以用Lee和RJ Willis总结的权利模型和互惠模型来解释，传承千年的伦理价值体系赋予了父辈至高无上的权利，这种身份可以使得他们无条件获得后代的支持，与此同时，父子之间的“父慈子孝”互惠式交换也随“孝文化”传承至今。正是这一以男性继承制为基础的传统社会性别制度导致了女儿养老的边缘地位：①传统从夫居的居住方式对女儿养老的排斥仍然存在，这直接降低了女儿承担照料功能的可能性。②经济依附或经济能力较弱对女儿养老的限制，直接导致女儿养老缺乏经济决策权。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1a　男性比女性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和照料支持。

传统的代际支持是单向度的，强调子女对老年父母的赡养，但在当代中国，来自成年子女的支持在相对减少，依照子女和父母之间经济净支持的流动方向，可以将代际支持分为四类：子女流向父母的供养型，父母流向子女的抚养型，流动均等的互惠型以及没有代际支持的游离型。城市老年人与子女的经济交流关系以游离型为主，农村老年人与子女的经济交流以供养型为主，这表明，城市在家庭支持体系的转变中走在了前列，而农村地区的家庭支持体系更为传统。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1b　农村代际经济支持“男性为主”的特点更为突出。

（二）性别制度挑战与代际支持

引言中已经提到，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农村的家庭结构也逐渐“核心化”。虽然男性在农村老年父母赡养中仍占主要地位，但女性在家庭养老中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劳动力流动加快的背景下，农村妇女外出打工对其家庭领域中的传统性别伦理规范有所削弱，女儿赡养自己父母的能力和意愿都有所增强，加之现代通信方式的改进也方便了女性承担赡养义务，在居住方式未改变的情况下通过通信设备与父母联络感情，提供关怀。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2　女性比男性提供更多的精神慰藉，即更多地联系父母。

（三）社会性别与代际支持的“健康效应”

女性在代际支持中的不利地位并不仅限于居住方式和经济能力，还体现在父母对女儿养老的排斥，具体有两个方面的原因：①男性继承制对女儿地位的排挤，这表现在父母从心理层面对男性后代的亲近；②角色期待对女儿养老的影响。在传统社会性别制度下，女性出嫁后和父母关系相对疏远，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女子的生命史和男子有很大的差别，她们一生有两个时期，一是从父时期，一是从夫时期。”因此，对于出嫁后的妇女，传统观念更多地强调她们在家庭内的作用，即对夫家双亲的义务，具体而言，出嫁的女儿并没有赡养的义务。因此，较为传统的父母在接受来自子女的代际支持时存在性别偏好，他们总是期待收到来自儿子的支持。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3a　男性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带来更多的健康产出。

女性在代际支持中的优势与劳动的性别分工密切相关。劳动的性别分工是人类最早的劳动分工方式，表现为男性和女性劳动内容的差异，即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男性和女性分别按照社会对不同性别的规范和期望来承担相对不同的活动。在农业社会时期，劳动性别分工主要由男女生理结构的差异决定，生产劳动的“重体力”性质使得妇女的位置被设定在家庭之中。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女性越来越多地走出家庭从事有偿活动，但其劳动仍包含大量“类家务”劳动以及情感劳动，主要体现在女性更多从事护士、教师等职业。

究其原因，这其中蕴含前工业时期性别分工方式及传统固化观念的延续，也受女性自身特点的影响。社会学之父Auguste Comte认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不是个人而是家庭，他将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力量归结于物质力量、睿智力量和情感力量，并将女性作为情感力量的代表。Erikson则认为是女性从生理到心理的“同一化”特点将女性的照顾角色本质化，这赋予了女性在照料和情感支撑中天然的优势。相较于儿子，来自女儿的照顾更为细腻和妥帖，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3b　女性为父母提供照料及情感支持带来更多的健康产出。

即在相同的支持数量下，女性为父母提供的照料及情感支持可以为父母带来更好的健康状况。

三、数据、变量和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2011年和2013年开展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CHARLS首创了电子绘图软件技术，采用多阶段抽样和电子绘图软件技术确定村级抽样框，2011年CHARLS团队开展了覆盖全国150个县（区）中1.7万人的基线调查，2013年对调查对象再次进行追踪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家庭结构和经济支持，健康状况，收入等。本研究选取60岁以上老年人从父母角度对其收到的代际支持情况进行考察，剔除部分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得到父亲样本1514个，母亲样本1202个，每位被调查老人平均有1.72个儿子和1.58个女儿。

（二）变量（健康和代际支持）

1.健康指标

反映个体健康水平的指标有很多，一方面，可以根据被调查者自身对健康状况的感知作为反映健康状况的主观指标，从身体、心理的角度又可将其分为自评身体健康和自评心理健康。本研究分别使用两个有序多分类变量（自评身体健康和自评情绪低落频次）代表这两个指标。

另一方面，根据Mushkin S J提出的健康资本理论，健康是与教育并列在人力资本下的孪生概念，健康可以投资，也可以被消费，人在中老年阶段，健康资本的逐步损失需要医疗服务的介入来进行补充。因此，医疗服务利用的使用概率及使用水平同样可以反映个体的健康层次。与此同时，高血压病、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也是影响居民健康的主要问题。综上，本研究将医疗服务利用情况和是否患有慢性病共同作为反映健康状况的客观指标。

2.代际支持

针对于代际支持的三个层次（经济支持、日常照料和精神慰藉），本研究将经济支持进一步细分为现金支持及实物支持，并以子女对父母的看望频次作为日常照料的代表变量，以子女与父母的联系频次作为精神慰藉的代表变量。为使得分性别代际支持的测量更为简便，本研究对儿子和女儿代际支持的数量分别进行了加总。考虑到居住方式对老年人口健康及代际支持数量的影响，本研究将是否与子女同住也引入自变量。

3.控制变量

个体层面的代际支持水平及健康状况受年龄、性别等个人特质的影响，也与居住地、生活水平、工作类型的社会环境因素相关。因此我们将健康状况的控制变量分为两类：个人特质和社会环境。个人特质包含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社会环境包括户口类型、工作类型、医疗保险以及生活水平等。对代际支持和健康状况分析时，我们分别从个人特质和社会环境两类变量中选取相关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考虑到CHARLS调查范围较广，各地收入水平和物价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本研究以个体主观感知的生活水平代替实际收入。

以上变量具体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见表1。

（三）实证方法

1.分析方法

本研究分析过程共分为两部分：一是代际支持的“性别”差异测量；二是代际支持对老年父母健康状况影响中的“性别”效应检验。

对于代际支持的“性别”差异测量，由于因变量均为连续性数值变量，采用t检验方法对儿子、女儿提供的不同代际支持数量进行假设检验，并使用OLS回归进行分析：

对于不同性别代际支持的“健康效应”。根据因变量种类选取不同的分析方法。对于自评身体健康、自评情绪健康及是否慢性病，其因变量均为有序多分类变量和有序多分类，因此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或二元Logistic回归：

对于门诊服务利用和住院服务利用的分析，由于医疗服务费用数据含有大量的缺失值并且严重右偏，本部分借鉴两部模型法，综合使用Logit模型和OLS进行分析。因变量Y3代表门诊或住院服务的使用概率，为二分类变量，因此同样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

因变量MEDi为对数调整后的门诊或住院费用，为连续变量，因此使用OLS回归：

2.变量内生性分析策略

代际支持与健康产出关系的分析难点在于代际经济支持与父母健康状况之间并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较差的代际支持导致了健康状况的恶化，而恶化后的健康状况又可能导致代际支持量的增加。

为此，本研究选择使用针对两期数据构建的交互因果模型，即同时使用基期和现期的调查数据消除因变量至自变量的反向效应，并保留自变量至因变量的作用，该模型已被用于解决代际支持与健康产出的内生性问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其中Y1和X1均为基期变量健康状况及代际支持，在本研究中对应CHARLS Wave 2011调查数据；Y2和Zi为现期变量健康状况及其他控制变量，在本研究对应CHARLS Wave 2013调查数据。

四、结果与分析

（一）社会性别与代际支持

表2为后代为父母提供代际支持总量的性别差异情况及t检验结果。本部分不考虑子女数量，仅依据后代性别对代际支持内容分类统计。总体来看，经济支持层面，儿子提供的现金支持显著高于女儿且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女儿提供的实物支出显著高于男性。从看望频次来看，儿子对老年父母的看望频次显著高于女性，这可能与老年父母的居住位置往往靠近儿子有关。从联系频次来看，女儿的联系频次要显著高于男性。总体来看，虽然儿子在现金支持和看望频次上仍然高于女儿，但以“男性为主”的代际支持模式已逐渐远去，女儿在代际支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实物支持价值和联系频次层面已经超越儿子。分城乡来看，城市中女儿提供的代际现金支持、实物支持、联系频次均显著男性，男性仅在看望频次上略高于女性。在农村，儿子在现金支持上占据主要地位，其他方面则与城市地区类似。

注：*、**、***分别代表在90％、95％、99％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下表同。

表3为男女代际支持差异的OLS回归结果，未考虑后代个体代际支持的性别差异，本部分将子女数量加入自变量。从数据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子女的数量以及是否与子女同住是影响代际支持的显著变量。经济支持层面，儿子数量的增加带来的现金支持增长量略高于女儿，但女儿数量的增加带来的实物支持增长量显著高于儿子。具体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儿子的数量每增加一个单位，现金支持数量增加218.8元（女性为200.8元），实物支持的金额增加55.1元（女性为90.0元）。日常照料层面，儿子数量增加一个单位可以显著提高每月照料频次6.399次（女性为2.548次）。精神慰藉层面，儿子数量增加一个单位可以显著提高每月联系频次1.728次（女性为2.006次）。

与子女共同居住这一变量在研究中已被看作重要的和特殊的测量指标，数据结果显示，与儿子和女儿同住会降低全部或部分代际支持数量。但由于这样的居住方式会使得部分代际支持隐化，如子女与老人同吃同住可能会减少子女的直接现金支持。

（二）代际支持的“性别效应”

表4为代际支持对健康状况的“性别效应”检验结果。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生活水平及养老保险类型均为部分健康状况指标的显著影响指标，这在以往学者的研究中都有所提及，因此本研究不做赘述。

从代际支持效果的差异来看，儿子代际支持的优势在于，儿子向父母提供的实物支持可以显著提高父母的自评身体健康状况，这可能体现在男性给予父母的实物支持更能促进父辈和子代良好的代际关系。女儿代际支持的优势则体现在，女儿实物支持数量的增加可以显著提升老年父母的自评情绪健康，降低慢性病患病率。与此同时，女儿看望频次的增加可以显著提升老年父母的自评身体健康和情绪健康，甚至有效降低住院患者的住院费用。有趣的是，男女在实物支持上分别对医疗服务的费用有正向和反向的显著效果，这可能与男女实物支持的物品差异有关。

五、讨论与建议

（一）讨论

本研究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从支持数量和单位支持的健康产出两方面对比男女在代际支持中的差异。根据t检验结果和模型结果来探讨前述假设的检验情况，具体结果见表5。假设1a和假设2均得到完全通过，男性和女性在代际支持的不同层次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假设1b的检验结果表示农村地区男性在代际经济支持中作用更为重要。假设3a部分通过的原因在于男性代际支持对父母健康产出的优势仅体现在实物支持层面，而未体现在现金支持层面。假设3b部分通过的原因在于仅发现女性照料支持可以带来更多的健康产出。

根据假设检验的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传统性别制度的影响在农村依然存在，但女儿在代际支持中作用逐渐凸显

研究结果显示，虽然男性在直接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层面仍占据主要地位，但“优势”已不绝对，相比之下，女性在实物层面和精神慰藉层面的支持显著多于男性。这表明，女儿在代际支持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学术界对于男女代际支持数量的不同一直存在争议，原因一方面在于选取样本的不同，另一方面可能在于传统性别制度受到挑战加之劳动力外流的现实背景使得我国的代际支持模式也在进行着演化。

（2）城乡代际支持模式共性和差异性并存

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乡的代际支持模式存在特异性。本研究仅考虑子女流向父母的维度，结果显示，从社会性别出发的城乡之间代际支持模式共性和差异性共存。主要性别差异在于代际直接经济支持的数量。在农村地区，男性后代在代际直接经济支持中仍占据主要地位，而传统的“养儿防老”式代际支持模式不再普遍适用于我国城市家庭，在城市地区，女性后代在对于父母的直接经济支持中更为关键。城乡之间的共性在于女性代际支持数量在实物支持、精神慰藉多于男性，但男性在日常照料层次占据更主要的地位。

（3）儿子、女儿的代际支持在不同层面存在“性别优势”

以往学者的研究多着眼于儿子、女儿在代际支持数量的差异。本研究结果显示，男女在代际支持方面不仅存在量的差异，还存在质的区别。正如男女在工作、生活中拥有各自的优势一样，儿子、女儿在代际支持中也存在“性别优势”，这一方面可能与父母对代际支持的男性偏好带来的心理优势有关，另一方面，可能关乎于女性在照料、情感方面的天然优势。

（二）政策建议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推行，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国家固然要强调社会和市场对家庭养老体系的补充，但也更应注重加强家庭建设，教育引导人们自觉承担家庭责任、树立良好家风，从而更好地发挥家庭养老的作用。结合具体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1）给予60岁以上父母的子女一定陪护和照料便利

2016年5月27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率先提出给予独生子女每年累计不超过20日的独生子女父母年老住院护理假。在总和生育率的降低和劳动力外流的现实背景下，为更好地巩固家庭养老的基础地位，从政府层面引导就业机构给予员工一定的陪护和照料便利刻不容缓，原因在于，自己子女的生活照料更是一种精神慰藉，这一福利不应仅仅局限于独生子女家庭，也可逐步放宽至双子家庭甚至全部劳动人口。

（2）应更好地发挥子女在代际支持中的不同优势

老年父母有多层次的需求，而不是仅仅局限在经济层次，从代际支持的不同层面来看，物质与经济支持是基础，生活照料是关键，感情沟通与精神慰藉才是核心。子女在代际支持中充当不同的角色，各有优势，子女的共同参与对于父母的晚年生活质量与幸福指数至关重要，因此，应积极引导子女共同参与家庭养老，打破传统性别养老伦理约束，促进女儿与父母的家庭代际良性互动，这对于支持体系更为传统的农村地区更为关键。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熊波，石人炳.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类型的再分析——基于对湖北省两个地区的调查［J］.人口与发展，2014，20（3）：59-64.

［3］Yean-Ju Lee，William L.Parish and Robert J.Willis.Sons，Daughters，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 Taiwan［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4，99（4）：1010-1041

［4］王萍，李树茁.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生活自理能力的纵向影响［J］.人口与经济，2011（2）：13-17.

［5］Chen X，Silverstein M.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Support and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Older Parents in China［J］.Research on Aging，2000，22（1）：43-65.

［6］Liang J，Zhang P，Zhu X，et al.Effect of intergenerational and intragenerational support on perceived health of older adults:a population-based analysis in rural China.［J］.Family Practice，2014，31（2）：164-171.

［7］张文娟，李树茁.代际支持对高龄老人身心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4（S1）.

［8］王萍，李树茁.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纵向分析［J］.人口研究，2011（1）：44-52.

［9］Chang H，Dong X Y，Macphail F.Labor Migration and Time Use Patterns of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Elderly in Rural China［J］.World Development，2011，39（12）：2199-2210.

［10］Wu B，Yue Y，Silverstein N M，et al.Are contributory behaviors related to culture?Comparison of the oldest old in the United Statesandin China［J］.Ageing International，2005，30（3）：296-323.

［11］Sun R.Old Age Support i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 from Both Parents' and Children's Perspectives［J］.Research on Aging，2002，24（3）：337-359.

［12］杨国才，杨金东.社会性别视角下女儿养老研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0（1）：55-62.

［13］Xie Y，Zhu H.Do Sons or Daughters Give More Money to Parents in Urban China?［J］.Journal of Marriage &Family，2009，71（1）：174-186.

［14］谢桂华.老人的居住模式与赡养行为［J］.社会，2009，（5）：149-167.

［15］陈皆明.投资与赡养——关于城市居民代际交换的因果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1998，（6）：131-145.

［16］姚远.非正式支持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市老龄问题应对方式的再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17］Lee Y J，Willis R J.Sons，Daughters，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 Taiwan［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4，99（4）：1010-1041.

［18］陈功，郭志刚.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流动类型的分析［J］.人口与社会，1998（1）.

［19］郑丹丹，易杨忱子.养儿还能防老吗——当代中国城市家庭代际支持研究［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25-130.

［20］Dong-Ling M A.Emotional Labor:New Perspective in the Studies of Genderbased Division of Labor［J］.Collection of Women Studies，2010.

［21］Comte Auguste，Martineau H.The Positive Philosophy（I）［M］.McMaster University Archive for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1974.

［22］Erikson E H.Identity:youth，and crisis［J］.Clinical Pediatrics，1968，8（3）：559-562.

［23］Mushkin S J.Health as an Investment［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2，70（S5）：129-129.

［24］Beaglehole R，Ebrahim S，Reddy S，et al.Prevention of chronic diseases:a call to action［J］.Lancet，2008，370（9605）：2152-2157.

［25］Wang D.The Impact of Living Arrangement and Health Care on the Change Pattern of Functional Status among the Chinese Elders［J］.Statistical Research，2008.

［26］Yunzhu JIA，Yunzhu JIA.Widowhood，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Support and Living Arrangement Among Older Adults in China:Based on Gender LENS［C］.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2014.

［27］CRAGG J G.Some statistical models for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s with application to the demand for durable goods［J］.Econometrica: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1971:829-844.

［28］刘西国.代际经济支持健康效应检验［J］.西北人口，2016（1）：4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