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儒学教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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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

本书将借鉴社会史方法。对于“社会史”,至今在史学界并无得到普遍认同的定义,反倒是其作为一种“新的史学范式”的观念而被普遍接受(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社会史)》,《历史研究》编辑部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其着眼点一般为“力图透过短时段、中时段去探索隐藏其间的社会深层结构——长时段”(王家范:《中国社会史学科建设刍议》,同上书,第62页);其史料来源十分广泛,“一切文字的或非文字的史料对它都十分有用,社会史对史料的渴求只有嫌少而不可能烦多。不仅野史、笔记、书信、谱牒、诗歌、民谣及各种金石文契和各种历史实物可引以为研究资料,从‘正史’与大量的方志中也可以发掘出新的蕴藏”(常宗虎:《社会史浅论》,同上书,第125页)。具体研究成果甚多,兹不详列。教化研究是近十几年来教育史研究、思想史研究、社会史研究等领域中出现的新领域,它尽力将注意力从宏大叙事中移开,转为关注社会生活中的日常事件;固然尊重“精英”,但无疑更重视普通百姓,试图从他们身上来看教育观念是怎样从上层逐步下沉而成为他们的思想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从宏大叙事来看,所谓“历史”(教育史、思想史、社会史等),就是某些所谓的“重要”人物的思想及其活动的历史;人们所认为的“历史”,就是他们这些人的“活动”记录,他们就代表了历史。然而,随着重视大众、重视民间的“新史学”理论的兴起,如美国新史学派代表人物鲁滨逊和贝克尔等人所强调的,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之中,都处于创造历史的过程之中,而历史又在每个人的生活和创造中体现出来;所以,历史不仅是每个人的历史的扩大,而且是社会大众重写他们自己历史的过程,这种重写的历史应该包括所有过去和现在的社会大众。见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84—485页。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当然也是教育学的)的教育史研究也亦应随之发生一定程度的转向。当研究者的目光转向处于社会低层的平凡人物身上时,就会发现一些更为生动的、具有连续性的、直到今日仍在起作用的一些东西。

综观现代的教育史研究,在这样的史学转向中似乎显得有些迟疑,主要体现在人们仍习惯于将目光停留在上层、精英,而对下层社会、大众文化关注不够。虽然产生了一些成果,如丁钢教授在中国近世经济生活与宗族教育丁钢:《近世中国经济生活与宗族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另在丁钢所主编的《历史与现实之间:中国教育传统的理论探索》(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有相当篇幅论及“中国民间社会的教育心理传统”和“中国教育传统的非正式制度”,应是上述这种转向的代表性成果,可参见。,黄书光教授在儒学社会教化黄书光:《中国社会教化的传统与变革》,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杜成宪教授对古代童谣与教育杜成宪:《从儿童歌谣游戏和绘画透视中国传统儿童观》,《教育史研究》2001年第2期。,以及王伦信教授在信息载体的变化对教育的影响王伦信:《从纸的发明看媒介演进对教育的影响——技术向度的中国教育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07年第1期;《从印刷术的应用看媒介演进对教育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08年第12期。等方面都有精当的论述,但从总体来看,史学转向对教育史整个学科尚未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结合本书需要,笔者试图在对研究对象进行总体把握的前提下,也将目光转移到民间,转移到他们的日常生活,探究形成于两宋的理学思想是如何、通过怎样的途径成为元朝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对他们产生影响,从而变为他们的思想、行动的一部分的。因此,笔者作了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尽可能将居于主体地位的儒士的教化观念与实践梳理清楚,二是努力挖掘出对其教化实践的社会效应,弄清社会上的普通民众是怎样接受了儒学观念并改变了自己的精神和行为的。

同时,笔者采用实证性研究等研究方法。实证性研究,是指努力发掘相关文献资料,在占有大量一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分析元代理学教化的特点,弄清元代理学是怎样对普通民众的思想行为产生影响的,既不空发议论,更不刻意用某种理论范式来建构所谓的历史图景。然而,为避免实证性研究所带来的不足,笔者还采用形式化分析与动态化考察以及个案等方法来作为实证性研究的补充。所谓形式化分析,就是指笔者在对元代理学获得教化主导地位从而成为教化民众的主要内容进行实证性研究的同时,还对元代社会多元文化的特点进行分析,以说明元代理学教化所产生的具体背景;所谓动态性考察,则是指始终把握元代理学是如何获得教化权力的主导地位而对普通民众的日常思想行为产生影响的轨迹进行考察,反映出这段历史的动态感。以上三种研究方法相结合,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力图从理学教化问题入手,反映出中国教育史上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历史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