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关于20世纪以来“《三国演义》研究”的研究。

20世纪以来的《三国演义》研究，与明清学者比附经史的传统观念以及感悟式、评点式的批评方式相比，在研究范式上完成了重大转型，从而走上了现代学术研究的轨道。国内外学术界在罗贯中的生平籍贯、《三国演义》的成书时间、版本整理和研究、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创作方法和艺术成就、应用研究、《三国志平话》和《花关索传》等相关文献、数字化工程、三国文化等方面，探讨甚勤，成果甚丰。有关百余年来《三国演义》研究的回顾、评价和展望，也成为近些年的重要课题。王丽娜《国外研究〈三国演义〉综述》，沈伯俊《建国以来〈三国演义〉研究综述》、《新的进展，新的突破——新时期〈三国演义〉研究述评》、《面向新世纪的〈三国演义〉研究》，梅新林和韩伟表《〈三国演义〉研究的百年回顾及前瞻》，王立和王惠丹《近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喻镇荣《〈三国演义〉应用性专著研究》，陆勇强《二十世纪罗贯中研究鸟瞰》，卫绍生《新世纪〈三国演义〉作者之争》，纪德君《百年来〈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沈伯俊和金文京《中国和日本：〈三国演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等论文，以及黄霖等《中国小说研究史》、齐裕焜和王子宽《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黄霖主编《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小说卷》、沈伯俊和谭良啸编著《〈三国演义〉大辞典》、郭素媛《〈三国演义〉诠释史论》等著作中的相关章节，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性成果。

这些论著全面梳理了20世纪以来海内外《三国演义》研究的历程，总结出若干成就和不足，对于《三国演义》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些学术史性质的论著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综述”意识、“范围”意识较多而“理论”意识、“问题”意识较少。具体表现为多做历时态的述评（划分出不同的学术时期），以及专题性质的分类（列举出若干版块），而较少从学术理念、范式、方法等角度进行探讨（当然这种状况的形成与前述论著的写作体例有关）。“综述”和“范围”的特点在于全面描述学术史脉络，具有“一览众山小”的优势，对于若干学术观点及论争的“内在理路”则不易把握。若要在《三国演义》“研究之研究”方面取得突破，需要突出“理论”意识、“问题”意识，从而“深入此山中”，与“一览众山小”相辅相成，方可全面而细致地把握《三国演义》的研究现状。

“误读”是一个突破口。有关《三国演义》现代学术历程的回顾，“误读”是一个层出不穷却尚未引起充分注意的“问题”。尽管在具体的文本解读和外围研究中有过不少争鸣，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集中从“误读”的角度梳理《三国演义》研究现状的论著。以“误读”为切入点，将视角扩展至《三国演义》诠释与接受中的若干理论问题，可以从一个较少为人所注意的角度反思《三国演义》的研究现状，进而加深对《三国演义》的理解。

需要辨析的问题是，何为“误读”？

不妨从关羽的封号说起。关羽斩了颜良，解了白马之围，曹操奏请朝廷封他为汉寿亭侯。事见《三国志·关羽传》。可是，这个封号里有个“汉”字，便引出后来的许多故事。宋代洪迈《容斋四笔》卷八《寿亭侯印》记有几枚“寿亭侯印”，被人当作文物供奉：

 

荆门玉泉关将军庙中，有寿亭侯印一钮，其上大环，径四寸，下连四环，皆系于印上。相传云：绍兴中，洞庭渔者得之，入于潭府，以为关云长封汉寿亭侯，此其故物也，故以归之庙中。南雄守黄兑见临川兴圣院僧惠通印图形，为作记。而复州宝相院又以建炎二年，因伐木，于三门大树下土中深四尺余，得此印，其环并背俱有文云：“汉建安二十年寿亭侯印。”今留于左藏库。邵州守黄沃叔启庆元二年复买一钮于郡人张氏，其文正同，只欠五系环耳。

 

洪迈说：这些都是假古董，因为“汉寿乃亭名，既以封云长，不应去汉字”。又，《明史》卷五〇《志第二六·礼四》“南京神庙”载：

 

关公庙，洪武二十七年建于鸡笼山之阳，称汉前将军寿亭侯。嘉靖十年订其误，改称汉前将军汉寿亭侯。

 

从洪武二十七年到嘉靖十年，关羽稀里糊涂地做了一百三十多年的“寿亭侯”。

再看《三国演义》嘉靖元年本卷六《云长延津诛文丑》：

 

却说曹操为云长斩了颜良，倍加钦敬，表奏朝廷，封云长为寿亭侯，铸印送与关公。印文曰：“寿亭侯印”，使张辽赍去。关公看了，推辞不受。辽曰：“据兄之功，封侯何多？”公曰：“功微，不堪领此名爵。”再三辞却。辽赍印回见曹公，说云长推辞不受。操曰：“曾看印否？”辽曰：“云长见印来。”操曰：“吾失计较也。”遂教销印匠销去字，别铸印文六字“汉寿亭侯之印”，再使张辽送去。公视之，笑曰：“丞相知吾意也。”遂拜受之。

 

这一段定是罗贯中精心营构之笔。在他看来，“寿亭侯”前有没有那个表示大汉王朝的“汉”字，关系到关羽的品格，万不可等闲待之。后来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三国演义》，知道这是个误会，便将这段话全部删去。第二十六回回评说得很清楚：

 

今人见关公为汉寿亭侯，遂以“汉”为国号，而直称之曰“寿亭侯”，即博雅家亦时有此。此起于俗本演义之误也。俗本云：“曹瞒铸寿亭侯印贻公而不受，加以汉字而后受。”是齐东野人之语，读者不察，遂为所误。夫汉寿，地名也。亭侯，爵名也。汉有亭侯、乡侯、通侯之名，如孔愉为余不亭侯，钟繇为东武亭侯，玄德为宜城亭侯之类。《蜀志》:“大将军费祎会诸将于汉寿。”则汉寿亭侯犹言汉寿之亭侯耳，岂可去“汉”字而以“寿亭侯”为名耶？鸡笼山关庙内题主曰：“汉前将军汉寿亭侯之神。”本自了然。余则谓当于外额亦加一汉，曰“汉汉寿亭侯之祠”，则人人洞晓矣。俗本之误，今依古本校正。

 

“汉·寿亭侯”之类的笑话缘于对“汉寿”、“亭侯”的误读。《三国演义》中这样的误读远不止一处，如嘉靖本卷八《徐庶走荐诸葛亮》，徐庶对刘备说：“某本颍川徐庶，字元直，为因逃难，更名单福。”徐庶的这个化名有正史的依据吗？有。《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云：“庶先名福，本单家子。”可是，我们由此只知道徐庶原名福，后改名庶，却不能得出他曾姓单（音“善”）的结论。原来，是罗贯中误读了“单家子”。所谓单（音“丹”）家，意即孤寒人家，以别于豪门大姓。如《三国志·王肃传》注引《魏略》:“薛夏字宣声，天水人也。博学有才。天水旧有姜、阎、任、赵四姓，常推于郡中，而夏为单家，不为降屈。”这里的“单家”和徐庶“本单家子”的“单家”皆指孤寒之家。望文生义，很容易以为是“姓单的人家”。清代史家钱大昕《诸史拾遗》卷一曾举裴《注》其他四处称“单家”，及《后汉书·赵壹传》所称“单门”之例，证明“凡云单家者，犹言寒门，非郡之著姓耳……流俗读单为善，疑其本姓单，后改为徐，妄之甚矣”。《三国演义》嘉靖本的这一处误读，毛评本一仍其旧。也许，毛氏父子对“单家子”的理解和罗贯中一样。

据此可以说，“误读”就是错误的解读，与之相对应的是“正读”，即正确的解读。具体到上述数例，“汉·寿亭侯”是误读，“汉寿·亭侯”则是正读；“单（音 ‘善’）家子”是误读，“单（音 ‘丹’）家子”则是正读。对于此类知识性问题，确实有着非此即彼、正误对立的区别。作为批评术语，“误读”一词之被广泛使用，也主要立足与“正读”相反的意义。这种“误读”，或称为“反误”，其对立面是“正误”。

“误读”还有另外的含义。

清人凌廷堪曾有一段关于“实事”与“虚理”的感慨：“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义理之学是也。”在他看来，“实事求是”之学（朴学）比较可靠，而“义理之学”（理学）太过玄虚，极易陷入“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尴尬境地。推而言之，不只是“义理之学”，在很多情境中，“误读”和“正读”皆非简单的二元对立。

即以历史事实而论，传统史学认为，历史学家的使命就是从文字、实物等一大堆材料中还原和再现历史真实。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就是信史、良史，也即“正读”，否则便可以说是“误读”。但是，那个真实的历史存在吗？怀有这个疑问的代不乏人，尤其是西方的新历史主义兴起以来，历史的客观性、稳定性、连续性不断被重新审视。在新历史主义看来，所谓客观事实是不可靠的，历史总是以“表述”的形式出现。历史学家不能宣称他的研究是客观的和超然的，他也只是按照他的理解去建构文本或话语。“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是对这一批评理论的生动概括。所谓“文本的历史性”，指一切文本（包括文字的文本和广义的社会大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文化性和社会性；所谓“历史的文本性”则包括两层意思：一指如果没有保存下来的文本，我们就无法了解一个社会的真正的、完整的过去；二指这些文本在转变成“文献”、成为历史学家撰写历史的基础的时候，它们本身将再次充当文本阐释的媒介。作为一种“后现代”的历史观，新历史主义有其自身的局限，但其理论意义却是不容否定的。至少它凸显了一个事实：有关历史，“正读”和“误读”并非泾渭分明。

“客观”的历史（传统意义上的）尚且如此，“主观”的文学作品（一般意义上的）更不易区分“正读”和“误读”。关于读者接受与理解的多种可能性，下面的言论是我们所熟悉的：

 

《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

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

（《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他如“善学者要不为文字所梏，故文义虽解错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 “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 “古人之言，包含无尽，后人读之，随其性情，浅深高下，各有会心”, “作诗者以诗传，说诗者以说传。传者传其说之是，而不必尽合于作者也”云云，皆可见中国传统文论对于读者诠释空间的认同。

当代学者对此也有很多论述。如钱钟书先生《管锥编》引黄庭坚“人得交游是风月，天开图画即江山”句，谓“庭坚句言山水乃天然图画，公望断章取义，言云族有如 ‘天’空上展 ‘开’山水 ‘画’本”, “虽乖庭坚诗旨，而自具心得，堪称 ‘创造性之误解’，不妨 ‘杜撰受用’”。叶嘉莹先生则从文本潜能和读者诠释的双向角度予以阐发：

 

可以笼统地说，凡是好的作品、大家的作品，其文本中必然蕴涵有丰富的potential effect，从而能够使读者产生丰富的联想，作出不同的诠释。但形成potential effect的那个原因、因素是不同的，而读者诠释的方法和态度也是不同的。首先，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最传统的讲文学批评的人，都是在文本中推寻作者的原意（original mean-ing）。当西方一些新学派，如读者反应论、接受美学等等兴起后，就有人提出，一切艺术品在未经读者或欣赏者再创造以前，都只不过是一种艺术成品（artefact），它一定要经过读者或欣赏者的再创造，才能成为一种美学的客体（aesthetic object）。但读者的背景不同，天性不同，生长环境也不同，所以他们做出的诠释自然也不相同。于是，诠释学提出了“诠释的循环”（hermeneutics circle）这一术语。所谓“诠释的循环”有两种解释，一是说在诠释时部分与全体互相连络相关：懂得了整体，才能懂得部分；反之，懂得了部分，才能进一步理解整体，跟鸡生蛋蛋生鸡一样。另一种解释是说诠释者对于追寻“原意”所做的分析和解说，势必都染有诠释者自己所在的文化时空的色彩，就如同盲人摸象一样，他们总是不能摸到大象的全体，因而也不能得到整体性的认识。因为每个读者的具体情况不同，所以读者的诠释最终又回到读者本身，而不是作者的本意（the author's original meaning）”。

 

在接受美学的理论中，“误读”是被允许，甚至是被鼓励的。18世纪英国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说：“要真正尊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最好是友好地把理解对半分给作者和读者，给两者留下供想象驰骋的天地。就我来说，我总是赞扬这样的读者，尽我最大的努力让读者像我一样尽情地施展其想象力。”而美国文艺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误读”理论，更具有广泛的影响，论者谓“一本薄薄的书震动了所有人的神经”。下面这段话是经常被引用的：

 

诗的影响——当它涉及两位强者诗人、两位真正的诗人时——总是以对前一位诗人的误读而进行的。这种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实际上必然是一种误译。一部成果斐然的“诗的影响”的历史——亦即从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诗歌的主要传统——乃是一部焦虑和自我拯救的漫画的历史，是歪曲和误解的历史，是反常和随心所欲的修正的历史，而没有所有这一切，现代诗歌本身是根本不可能生存的。

 

解构主义语境中的“误读”是有意识的创造性解读。布鲁姆等耶鲁学派的学者们“强调从文本不起眼的小地方或矛盾、含混的地方去翻掘在既定话语掩盖下的潜在意义，进而使不同意义自由竞争，在阻绝传统批评总要从多种意义、多种解释中突出一种意义、一种解释的道路时，坚持意义的不确定性和自由性，使文本意义解读活动成为一种 ‘自由游戏’，使一种意义主宰一切让位于多种意义并置或互相对立”。“误读”内涵的重新建构，对于消解正/误、优/劣的二元对立范式，宣扬多元共生，具有积极意义。它与接受美学皆以颠覆作者和文本的中心地位，突出阐释者的主体性为要务，但二者仍有本质区别：接受美学所谓的阐释是“主体生产出一种书写或口头的陈述，解释或印证先在的文本的意义。因而阐释便被认为是派生的、寄生的或介乎二者之间的”。“相反，‘后现代派’的批评家们否认这种文本与注解之间的共同的接受关系。在这种参照框架中，批评并没像创造某物一样卷入一种阐释活动。这里强调的不是阐释的次级方面，而是新的文本的产生”。

综上可知，“误读”既有与“正读”相反的含义，在接受美学理论和解构主义语境中，又有“创造性”的积极意义。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陈述“误读”的多重含义，旨在表明一个基本立场：对于《三国演义》的理解，同一话题往往有诸多不同的意见，如果有的意见乃“此中人语”，那么与之不同甚至相反的意见很可能就是“外行话”。但事情还有另一面，“外行话”，只要不是哗众取宠、故弄玄虚，只要是理性思考或感性体悟的产物，就必然有它自圆其说之处——当然也有“漏洞”和“缺口”。“我们要打破那种历史有 ‘定评’的迷信，承认自己的看法，哪怕是自己以为非常高明的看法，也只是许多种看法之一种，而且一定会带着时代的和个人的局限性。这样，我们的历史研究的态度也就可能会客观一些，谦虚一些了。”文学研究同样如此。在这个意义上，“外行话”也可以是“创造性”的误读。本书的目标之一，就是探寻诸多不同的意见之间的“岔路口”。譬如，刘备、关羽、张飞“桃园结义”，其誓词有“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之语。有人说，这体现了刘备兄弟结义的“崇高”；也有人说，这只不过是“套话”而已，不可当真。其间的“岔路口”，在于《三国演义》的“对外宣传”与“衷心底蕴”是否一致；进而言之，“拥刘反曹”说、“明反曹，暗反刘”说、“反讽”说，三者之间的“岔路口”也在于此，这关系到罗贯中的“主体性”强弱问题。

本书还有另外一个目标。有学者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解读《三国演义》，举例说：“三国戏中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讲赤壁之战时周瑜和诸葛亮一块研究用什么办法攻曹操，他俩互相摸底，各自伸出手掌心来一看，不约而同都写着一个 ‘火’字，两人会心地开怀大笑。然而，文学解读中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却不是这样，作者写一个 ‘火’，应该允许读者读成 ‘大’、‘太’或 ‘犬’，即使被读成水火不相容的 ‘水’字，也用不着大惊小怪。”这个形象化的说法，固然表明了文学文本“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它带给读者的是开放性”，但应该强调的是，读者把“火”读成“火”，仍是诸种读法中最重要的一种读法。因而本书的另一个目标，也是主要的目标，仍然是试图把“大”、“太”、“犬”、“水”等读法，还原为“火”。在这个层面上，“误读”的含义乃与“正读”相对而言。

在古典小说名著的传播、接受和学术研究当中，“误读”是一个普遍现象。《三国演义》之容易被误读，又有其独特的原因，大略有三个方面。

其一，《三国演义》是历史题材，“历史是由众多的偶然和必然复杂地交织而成的，是一种混沌不清的存在。”胡适先生就曾告诫罗尔纲先生：“凡治史学，一切太整齐的系统，都是形迹可疑的，因为人事从来不会如此容易被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里去。”而《三国演义》讲史，其叙事线索、情感倾向、因果关系却是简单而明晰的。因为这一层缘故，人们或用《三国志》等史书的记载来评判《三国演义》，以“真”、“实”非议“假”、“虚”，或批评《三国演义》过于拘守历史，创造力太薄弱，从而在真假虚实等问题上纠缠不清。

其二，《三国演义》的文本意义具有不确定性。譬如，小说将曹操定性为“奸雄”，却在很多地方写他讲礼重义，知人善任；总是称道刘备“仁义”，却又不时揭示他的不仁不义。从发生学的角度讲，《三国演义》属于世代累积型的作品，历史学家、民间艺人、小说家先后参与了成书过程，因而作品的成分复杂，内容多有抵牾之处；而若将作品视为一个自足的“话语体系”，可以说，内容的抵牾表明这是一部具有解构性质的文本。

其三，对于中国社会，《三国演义》具有特别大的影响力，因而有关《三国演义》的讨论，往往不仅仅属于历史和文学的范畴。无论是将该书视为中国古代的“精神宝库”，从而彰扬它的文化意义和实用价值；还是从书中读出与现代文明相悖的价值取向，从而担心它的消极影响，对它保持高度的警惕：其立足点皆在于当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三国演义》的现代接受与诠释，正可以作为克罗齐的这句名言的注脚。

以上三个方面，可概括为“历史·文本·社会”，这也是本书探讨《三国演义》误读现象的主要切入点。在我们看来，作为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不仅有“史笔”，还有“诗心”，前人在真假虚实等问题上的纠缠不清，往往缘于忽略小说的“诗心”；视《三国演义》为历史学、社会学的样本，借以探究历史的“真相”或社会的“本质”，确有深刻之处，但这种深刻，往往属于“历史”或“社会”，而不属于《三国演义》，某些“应用研究”、“谋略研究”便是典型；批判《三国演义》的“前现代”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着向“五四”传统的回归，其目的是借助于重估名著，为“再造文明”提供契机。只是，由于语境的差异，现代立场、现代意识、现代眼光，等等，在架设了审视古人的制高点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陷阱，稍不留神，就会陷入其中，将原著的复杂内涵简单化。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误读现象。例如：一部小说便是一个自足“话语体系”，人为地区分其中的所谓“精华”和“糟粕”，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封建迷信”等概念对号入座，实是瓦解了原有的“话语体系”，也许可以留下“精华”，去掉“糟粕”，但作品的灵气也因此走漏精光；误读有其内在理路，也有其外围因素，前者涉及“作者之宗旨”与“作品之成效”是否一致、作品是否“表里如一”、阐释者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后者涉及阅读的经验判断、心理暗示以及阐释的语言运用、“影响的焦虑”，等等。这些方面，可概括为“作者·文本（小说）·读者”。因“文本（小说）”与前述“历史·文本·社会”多有联系和重合，为行文方便并考虑到章节的大致平衡，本书三章，分别以“历史·小说”、“文本·社会”、“作者·文本·读者”为关键词展开论述。

讨论“《三国演义》的现代误读”，一个可行的论述方式是“学案体”，即以具有代表性的现当代学者及其论著为线索，回顾和反思《三国演义》的研究历程。这种论述方式的优势在于学术史的思路非常清晰，但学者们关于同一论题的分歧不便集中讨论；同时，普通读者的误读——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却易被忽略的领域——也难以容纳进去。本书尝试以历史、文本、社会、读者等要素为切入点，以分歧和论争为主要话题展开讨论，以期对误读的深层原因，以及与之相关的《三国演义》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有较为集中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