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现代西方经济学庸俗理论体系批判

上一节从经济思想史分期的角度讨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向庸俗经济学演变过程，讨论了学术界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分期的认识。从分析中可以得出的基本判断是，不论是从萨伊、马尔萨斯到约翰·穆勒的古典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还是从凯恩斯到萨缪尔森、再到现代西方经济学思想史学者的现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它们的资产阶级辩护性、庸俗性和反动性始终是不变的。下面对当代西方经济学分微观和宏观，对它们的体系特征、非科学性及其批判性借鉴意义做系统分析。

一 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微观理论批判

现代西方微观经济学以马歇尔的均衡分析为基本框架，以斯密的“经济人”或“合乎理性”为假设前提，以实现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生产者利润最大化的边际分析和市场的均衡分析作为理论体系的两大基本支柱，来分析经济过程。下面将对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及其非科学性展开分析。

1．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微观经济学以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作为考察对象，包括各个消费者、单个生产者和单个市场等。微观经济学对个体经济单位的考察，是在三个层次上逐步深入展开。第一层次是分析市场行为主体即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个体经济行为；第二层次是分析单个市场的供求量和均衡价格的决定问题；第三层次是分析所有市场的均衡量和均衡价格的决定问题。其内容可用图2-1来表示。

图2-1把家庭和企业连接起来的生产要素市场是为了从个量的角度具体说明企业对每一种生产要素的引致需求和每一种生产要素对企业的供给。同样连接家庭和企业的产品市场是为了从个量角度说明消费者对每一种产品和劳务的需求以及企业对每一种产品和劳务的供给。

在要素市场中，每一种生产要素都有来自厂商的需求曲线（B）和来自家庭的供给曲线（H）。为了获取最大利润，企业作为生产要素使用者，从生产要素市场雇佣和购买各种生产要素。家庭作为生产要素所有者，为了获得最优的报酬，向生产要素市场提供劳动、土地、资产等生产要素。要素市场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交点决定每一种生产要素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

在产品市场中，每一种产品或劳务都有来自家庭的需求曲线（B）和来自厂方的供给曲线（H）。家庭作为消费者，为了取得最大效用，向产品市场购买面包、咖啡、衬衣、戏票等产品和劳务。作为生产者的企业，为了取得最大利润，向产品市场供给各种产品和劳务。产品市场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交点决定每一种产品和劳务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

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认为，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中，每一种产品或生产要素都有供给和需求，而每一种产品和要素的市场都能单独处于供求相等的均衡状况。一般均衡论进一步证明，均衡不但可以存在于单个市场，而且可以在所有的市场中同时存在。这种一般均衡体系被福利经济学证明是使资源配置最优的帕累托状态。

西方经济学承认由于垄断等因素的存在使资本主义经济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它又宣称实行反垄断法等微观经济政策就能使这种经济的缺陷得到矫正，这样，最大的效用和选择自由、最优的资源配置和最公平的收入分配等仍然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微观经济所能达到的目标。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马歇尔均衡价格论。

2．微观经济学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在整体上我们必须对它持否定态度

既然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所以，对微观经济学的基本评价就取决于均衡价格论的理论真伪。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是新旧庸俗价值论和价格论的综合，因此，它的错误也是这些庸俗理论的重复和发展。

首先，在需求分析方面，马歇尔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来说明需求的变动，并且把它具体化为以货币为表现的“需求价格”，这是企图逃避对决定需求变动的真正原因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认为“调节需求原则的东西，本质上是由不同阶级的相互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例如，工人阶级的需求完全取决于工资水平。工人阶级需求的限制并不由于效用而由于购买力，所以需求的变动不决定于人们的主观效用而决定于社会条件、阶级关系。为了保卫资产阶级的利益，马歇尔及以后的资产阶级学者故意回避这些决定资本主义制度下需求运动的最重要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是与阶级结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由此派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趋势与广大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等问题相联系的。

其次，在供给分析方面，马歇尔更是以主观心理现象来代替客观的社会生产过程的分析。把劳动说成“反效用”，把劳动变为不可衡量的心理范畴。这样，就无法区别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从而也就模糊了剩余价值的起源，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真相。马歇尔还通过把劳动的“反作用”和资本家的“等待”解释为同一范畴，竭力使人们相信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建立在工人和资本家共同作出牺牲，共同合作基础上。在这种手法下，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也就被掩盖起来了。

第三，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归根到底还是庸俗的供求论，尽管他企图以调和效用论和成本论来充实他的供求论，但这并不能改变供求决定价值的根本谬误。马克思认为：“要理解供求之间的不平衡，以及由此引起的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的偏离，是再容易不过的了。真正的困难在于确定，供求一致究竟是指什么。”如果供求一致，那么，这两种相反力量的作用就会互相抵消。这样，我们便无法用供求去说明一个价格为什么恰好表现为这样一个货币额而不表现为另一个货币额。只有劳动价值论才能对此作出科学的解释。

总之，包括马歇尔在内的一切供求论者，都不了解供给和需求所反映的经济关系的本质。用供求一般偷换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供求关系。实际上，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供求不仅以单纯的买者和卖者为前提，而且“还以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存在为前提，这些阶级和阶层在自己中间分配社会总收入，把它当作收入来消费，因此形成那种由收入形成的需求；另一方面，为了理解那种由生产者自身互相形成的供求，就要弄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全貌”。由此可见，不从劳动价值论出发，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总过程，不研究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供求关系的研究必然流于形式。

既然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而均衡价格论又不过是传统庸俗经济学的继续和发展，所以我们必须从总体上对西方微观经济学持否定态度。

二 现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宏观理论批判

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学部分或者其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及其所建立的模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宏观经济中某些现象关系，对宏观经济运行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就其理论内核来说，囿于其固有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局限，难以胜任解决经济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就其整体来看是庸俗和错误的。

1．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宏观经济思想的谬误及其继承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最早可追溯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那里。他从整个社会出发考察总生产问题。在配第之后，爱尔兰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问题作了初次尝试性分析。在《商业性质概论》中，坎蒂隆分析了总产品在土地所有者、租地农场主和手工业者三大社会集团之间的流通，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将其称作“三角交换”关系，这构成了魁奈《经济表》的重要思想来源。

（1）魁奈的宏观分析理论及其缺陷

魁奈的《经济表》是古典经济学家宏观经济分析的第一次天才尝试，马克思给以高度评价：“这个尝试是在18世纪30至60年代政治经济学幼年时期做出的，这是一个极有天才的思想，毫无疑问是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魁奈《经济表》的创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魁奈对再生产过程进行抽象分析所假定的若干前提条件，撇开了一些具体而复杂的外在联系，使分析能反映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内在联系和本质，这是他在分析方法上的独创。

第二，《经济表》的出发点是每年从土地上生产的总产品，正确分析了简单再生产的基础。

第三，魁奈把资本的整个生产过程看成是再生产过程，流通只是再生产过程的形式，货币流通只是资本流的要素，是为再生产过程服务的，受生产制约。

第四，魁奈将社会生产分为农业和工业，具有科学意义，研究社会再生产问题，实际是考察社会生产各部门包括农业和工业之间的相互关系。

魁奈在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问题的分析中闪现出了许多有益的科学思想，是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一个重要思想来源。马克思曾经把自己所创立的科学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称作“经济表”，并明确表示是用来“代替魁奈的表”的，并且也同样把自己的理论用类似魁奈的《经济表》的形式表述出来。然而，囿于其所处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魁奈的《经济表》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的缺陷。这种缺陷表现在：

第一，由于魁奈没有科学的价值理论，他只是把资本划分为“原预付”和“年预付”，而没有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划分，因此他不仅不能科学地分析剩余价值的来源，而且也无法对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构成（C+V+M）进行科学的分析从而也就不能从价值补偿方面说明社会总产品的实现。

第二，由于魁奈只是把社会生产划分为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两大部门而没有划分为两大部类，即没有把社会生产划分为生产资料生产部类和消费资料生产部类，因而不能从实物补偿方面说明社会总产品的实现。

第三，由于魁奈把农业作为唯一的生产部门而轻视工业部门，由此就产生了很多矛盾和错误。

（2）亚当·斯密的宏观经济分析

首先，斯密教条阻塞了亚当·斯密宏观经济分析的道路。亚当·斯密在宏观经济分析道路上比其前辈退步的地方主要表现在：第一，在某些方面亚当·斯密重犯了重农学派的错误。例如，为了证明租地农场主比任何其他资本家生产出了更大的价值，亚当·斯密把牲畜、自然的劳动与人类劳动相提并论，进而把地租归结为农业家使用自然力的产物；第二，亚当·斯密将魁奈的“原预付”和“年预付”加工成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这里进步之处在于“资本”这个名词，他使资本概念普遍化，摆脱了重农学派把资本局限于农业生产领域的情况。退步之处在于他把“固定”和“流动”理解为决定性的区别，进而混淆了固定资本、流动资本与生产资本、流通资本的界限。

阻碍亚当·斯密在宏观经济分析道路上前进的是斯密教条。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篇第六章中说：“无论什么产品的全部价格，最后必由那三个部分或其中一个部分构成。”“分开来说，每一件产品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由那三个部分全数或其中之一构成；合起来说，构成一国全部劳动年产物的一切商品价格，必然由那三个部分构成，而且作为劳动工资、土地地租或资本利润，在国内不同居民间分配。”亚当·斯密关于社会商品价值由V+M构成的这一理论称为“斯密教条”。亚当·斯密以谷物价格为例进行说明。谷物价格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付给地主的地租；另一部分是付给生产上雇佣的劳动者的工资及耕畜的维持费；第三部分是付给农业家的利润。那么，为什么没有作为不变资本的耕畜和农具等消耗的补偿呢？亚当·斯密解释道，“也许有人认为，农业家资本的补充，即耕畜或他种农具消耗的补充，应当作为第四个组成部分。但农业上一切用具的价格，本身就由上述那三个部分构成。就耕马说，就是饲马土地的地租，牧马劳动的工资，再加上农业家垫付地租和工资的资本的利润。因此在谷物价格中，虽必须以一部分支付耕马的代价及其维持费，但其全部价格仍直接或最后由地租、劳动及利润这三部分组成”。我们看到，亚当·斯密在论证谷物价格由V+M构成时，他没有直接以要论证的结论为前提，而是承认谷物价格不仅由V+M构成，而且还由生产谷物时的生产资料的耗费来构成。但是，他在考察谷物的生产资料例如耕马的价格时，却武断地假定耕马的价格由V+M构成。事实上，耕马价格为什么仅由V+M构成，而不包括生产耕马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格与谷物的价格，为什么仅由V+M构成，而不包括生产谷物所消耗的生产资料如耕马的价格，是同一个需要亚当·斯密证明的命题。难怪马克思说亚当·斯密是用从本丢推给彼拉多的方法重复同一个命题。

亚当·斯密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所犯的上述错误来源于他微观经济分析基础。在微观经济分析中，亚当·斯密由于没有劳动二重性学说，使他不能科学地说明旧价值转移和新价值创造是怎样在生产过程中完成的。他是用雇佣工人加入劳动对象中去的劳动量来决定商品价值的。这一微观经济分析中的错误反映在宏观经济分析上，他混淆了年产品价值和年价值产品。

斯密教条使亚当·斯密看不到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严重地阻碍了他宏观经济分析的道路。亚当·斯密在宏观经济分析方面任何成就的获得都是以他自觉不自觉地抛弃他自己的教条为前提的。

其次，亚当·斯密突破了自己的教条在宏观经济分析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斯密教条将社会年产品价值分解为三种收入，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收入显然是要用于个人消费的，因此，全部年产品都要被消费掉。这是由斯密教条所推导出的一个必然结论。这一结论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亚当·斯密拒绝这一结论。为了回避矛盾，亚当·斯密又不得不通过划分总收入和纯收入，把“第四个组成部分”引了进来。他说：“一个大国全体居民的总收入，包含他们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物。在总收入中减去维持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费用，其余留供居民自由使用的便是纯收入。换言之，所谓纯收入，乃是以不侵蚀资本为条件，留供居民享用的资财。这种资财，或留供目前的消费，或用来购置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娱乐品，等等。”因为纯收入是以不侵蚀资本为条件，留供居民享用的资财，所以，个人的产品从而社会年产品，都有一个价值部分既不分解为工资、也不分解为利润和地租，而只分解为资本。这里亚当·斯密已经不自觉地放弃了自己的教条。正因为亚当·斯密放弃了自己的教条，因而在宏观经济分析上才取得了新的进展。

在谈到固定资本再生产时，亚当·斯密说：“很明显，补充固定资本的费用，决不能算在社会纯收入之内。……这种修茸所必要的材料，以及把这种种材料制为成品所需要的劳动产品，也都不能算作社会上的纯收入。固然，这种劳动的价格，也许会成为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因为从事此种劳动的工人，可能要把工资的全部价值作为留供目前消费的资财。但就别种劳动说，那就不仅劳动的价格归入这种资财，而且劳动的产品，也归入这种资财。”在这里，亚当·斯密碰上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区别，即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人和直接生产消费资料的工人之间的区别。亚当·斯密已经认识到，在第一类工人的产品价值中，有一个组成部分和工资总额相等。第一类工人以货币工资形式取得这部分价值，形成他们的收入。但这部分价值的实物形态却是不能留供目前消费的资财即生产资料。当然，亚当·斯密还不了解，第一类工人的产品价值中以利润和地租范畴下存在的那部分价值的情形也类似。第一类工人的产品价值中，有一个组成部分构成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但它的实物形态却是不能供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目前消费的资财。亚当·斯密更没有认识到，在第一类工人的产品价值中，有一部分和这个生产领域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相等。这部分价值不仅由于它借以存在的实物形态，而且也由于它的资本职能，绝对不可能成为任何形成“收入”的价值组成部分。

关于第二类工人，亚当·斯密只是说，在这种工人的劳动中，劳动的价格和产品，二者都直接归入留供目前消费的资财。不过第二类工人产品的一部分与劳动的价格相适应，是留供工人目前消费的资财，产品的另一部分是留供第二类资本家目前消费的资财。

在考察流动资本的补偿时，亚当·斯密说：“社会流动资本便与个人流动资本不同。个人的流动资本，决不能算作个人的纯收入；个人的纯收入全由他的利润构成。但社会流动资本，虽由社会内各个人的流动资本合成，但不能因此便说社会流动资本绝对不是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商店内存的货物，虽然不是商人自己留供目前消费的资财，但可以是别人留供目前消费的资财。由别种财源取得收入的他人，可经常以该收入补还商人的货物的价值，以及偿付商人的利润。商人的资本不会减损，享用者的资本亦不会减损。”

亚当·斯密在这里将作流动资本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每年生产的、生产消费资料的资本家每年投入流通的商品资本。第二类工人的商品资本中补偿C的部分，尽管对单个资本家来看不能形成他的收入，但从社会总资本的角度来看这部分仍然是社会收入的一部分。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亚当·斯密在抛弃他的教条，已经指出：社会全部年产品由以构成的商品资本中的一种商品资本（即生产资料）的某些价值部分，虽然形成从事这种生产的单个工人和资本家的收入，但并不形成社会收入的组成部分；而另一种商品资本（即消费资料）的价值部分，虽然对它的单个所有者形成资本价值，但只形成社会收入的一部分。马克思高度评价亚当·斯密的这一贡献，认为亚当·斯密已经接近了宏观经济问题的实质。而且马克思还作了一个假设，“如果亚当·斯密把他先前在考察他称之为固定资本的再生产时和现在在考察他称之为流动资本的再生产时涌现出的一些思想片断综合起来，他就会得出如下的结论”, “如果亚当·斯密的分析达到了这一步，那么，离全部问题的解决也就相差无几了”。然而，亚当·斯密关于商品价值构成的正确观点不断地和他在广度上占优势的教条纠缠在一起，所以，亚当·斯密并没有对他的有关思想片断加以综合，他继续迷失在混乱之中。

2．现代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承袭了“斯密教条”

马克思在考察了亚当·斯密以后的几位经济学家之后，不无感慨地得出结论说：“斯密的混乱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他的教条成了政治经济学的正统信条。”这是1870年前后的情况，那么，时隔100多年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情形又是怎样呢？这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它直接涉及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评价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问题。

（1）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承袭了斯密教条

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六章开篇说道：“在全部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它表示一国产出的总价值。”接着萨缪尔森给出了不包括政府和投资因素在内的宏观经济运行图如下：

结合此图，萨缪尔森提出国民产值的两种衡量方法：产品流动法和所得或成本法。所谓的产品流动法就是，从环形上部来看，家庭要用收入购买每年企业所生产出来的最终物品和劳务。从这个观点看，“国民总产值被定义为该国生产的最终产品流量的货币价值”。所谓的“所得或成本法”就是从环形下部看产品成本的年流量。从这个第二种观点看，“国民生产总值也可以被定义为生产要素的所得（工资、利息、租金和利润）的总和，这些所得是生产社会最终物品的成本”。萨缪尔森认为，这两种方法是等同的。就是说，社会年产品的价值等于生产要素的所得（工资、利息、租金和利润）的总和。这不正是斯密教条吗？

现在我们来看萨缪尔森是如何论证他所继承的斯密教条的。萨缪尔森

说：“以理发师为例很容易看清这种一致性。在这个例子中假定他没有开支。如果他以单价6售出10次理发，那么他创造的GNP是60。而他的所得（不是工资就是利润）也正好是60，因此，不管用环形上部（60理发）还是用环形下部（60工资和利润）来衡量，他这部分GNP的价值都是一样的。”前面我们在考察亚当·斯密的宏观经济分析理论时，我们看到，亚当·斯密在论证谷物价值只分解为V+M时，首先假定谷物价值中存在“第四个组成部分”，然后在为谷物生产提供生产资料如耕马的生产部门假定耕马价值不包括“第四个组成部分”。萨缪尔森抛弃了亚当·斯密的这套从本丢推到彼拉多的方法。要证明理发只分解为V+M，萨缪尔森不兜圈子，直接假定理发没有开支。萨缪尔森把未知当已知，我们不能不钦佩他的理论勇气。至于萨缪尔森所说的，把利润定义为余额成本，就能使环形下部的成本或所得与环形上部的物品价值正好相等。这一套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环形下部成本或所得与环形上部的物品价值是否相等，不在于利润项，而在于不变资本或斯密所说的“第四个组成部分”。

再看一下萨缪尔森为了避免国民总产值重复计算而采用的“加入价值方法”，我们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萨缪尔森和亚当·斯密一样，在微观经济分析中没有劳动二重性学说，不能科学地说明生产资料旧价值的转移和新价值的创造在生产过程中是如何进行的。这一微观经济中的理论缺陷反映到宏观经济分析中就是混淆年产品价值和年价值产品。

通过以上我们对萨缪尔森《经济学》中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内容的考察，我们看到：亚当·斯密的混乱思想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界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斯密教条仍然是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正统信条。

（2）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突破斯密教条的企图及其失败

萨缪尔森在承袭斯密教条，将社会的收入和社会生产的总价值相等之后，企图利用总投资和净投资与国民总产值和国民净产值的概念区别，把“第四个组成部分”引进来。

萨缪尔森意识到，只谈需要消费面包、苹果、柑橘和理发的人们是很不够的，在现实生活中，国家还要用一部分产出来生产新的资本品，因此必须分析投资。关于投资，萨缪尔森强调投资是资本形成，“是由一国建筑、设备和存货存量的增加部分构成的。它是在一年内生产的新的房屋、工厂、卡车和存货”。那么，为什么要在投资前面加上一个“总”字呢？萨缪尔森解释说：“统计工作者使用这个字是要指出，他们还没有扣除资本的消耗，即没有扣除资本的折旧”。因此，“净投资等于总投资减去折旧。”对萨缪尔森的总投资和净投资的划分，我们评论如下：第一，萨缪尔森将生产资料中的劳动资料部分直接等同于资本，抹杀了资本范畴的历史性；第二，萨缪尔森既不懂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也不懂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因此，他把投资片面地理解为固定资本投资。即便是他的总投资概念也不包括投资构成要素中的流动资本部分。

考虑到人们把一部分社会生产可能用于投资的情形，萨缪尔森修改了原先的国民总产值的定义。“国民总产值是一切最终产品的总和。除消费品和劳务外，我们还必须计入总投资。”在谈到怎样通过国民总产值不计算国民净产值时，萨缪尔森说：“国民总产值（GNP）被定义为最终产品的总和：它包括消费品和加总投资（和我们将看到的政府购买）。国民净产值只包括消费、政府购买加净投资。”萨缪尔森强调，总投资能够相当精确地被估计出来，而不需要难于估计的折旧数字。因此，各国政府一般都主要依据国民总产值而不是国民净产值。

我们认为，即便是就国民总产值而言，萨缪尔森仍没有将“第四个组成部分”全部引进来。国民总产值与国民净产值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包括折旧部分。因此，萨缪尔森通过国民总产值与国民净产值的区别而引进的至多不过是“第四个组成部分”（即不变资本价值）中的固定资本损耗部分，不变资本价值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即流动不变资本部分，仍被排除在国民总产值之外。可见，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现代主流派的宏观经济学突破斯密教条的企图已宣告破产。由此决定了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奠定在国民总产值理论基础之上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分析是缺乏科学基础的。相应地，两部门经济中的I=S（即投资等于储蓄）、三部门经济中的I+G=S+T（即投资和政府支出的总和等于储蓄和税收的总和）以及四部门经济中的I+G+X=S+T+M或（T-S）=（T-G）+（M-X）（即投资储蓄差额=政府收支差额+进出口差额），这些均衡条件也都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不仅如此，更为不幸的是：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现代主流派宏观经济学比亚当·斯密更退一步，彻底地抛弃了劳动价值论。如前所述，亚当·斯密从劳动创造价值出发，已经触及了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人和生产消费资料的工人的划分，为宏观经济分析中的两大部类划分及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相反，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在这方面却毫无作为。事实上，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用来说明结构平衡的存货调整理论不过是庸俗的市场自动调节理论。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现代西方经济学，就其理论体系而言，较亚当·斯密的宏观经济分析也是一个很大的退步。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仍然是庸俗经济学。因此，如果说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某些具体的概念和方法能够被我们借鉴和吸收，那么，这也必须是在批判和抛弃它的庸俗体系的前提下才能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