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科学主义的勃兴与文学的科学化

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的自然科学步入了近代化的发展进程。进入17、18世纪，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便开始逐步确立，牛顿、莱布尼茨、笛卡尔、拉瓦锡等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为天文学、力学、数学、物理、化学等各门自然科学分支奠定了坚实深厚的学科基础。然而，从科学和技术在各领域的全面飞跃以及科学精神在整个社会—文化领域的席卷之势来看，19世纪才是实至名归的“科学世纪”。科学主义思潮与实证主义哲学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得以勃兴，并发展为第二帝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想。与之相应，作家们也积极地从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中寻找适应新时代的文学革新途径，法国文学由此表现出日益科学化的趋势。

一 自然科学的发展与科学主义思潮的形成

从科学领域自身来看，19世纪法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一路高歌猛进，自然科学家在各领域开展了广泛的探索并都保持着欧洲领先的地位，甚至可以说，“19世纪初，世界科学的中心在巴黎”。譬如，拉普拉斯（1749—1827）将数学方法应用于天体问题的研究，提出了科学的太阳系起源理论——“星云说”，并在其巨制《天体力学》（1799—1825）一书中创立并系统研究了天体力学的学科理论。1809年，拉马克（1744—1829）发表《动物哲学》一书，首次科学地阐释了人类起源于“高等的猴子”的思想，将人类拉下上帝子民的神坛，为达尔文进化学说的推广做了理论上的准备。乔治·居维叶（1769—1832）创建了古生物学和比较解剖学，深入探索了动物身体的解剖学特性并明确地证明了古生物的灭绝现象。博物学家圣伊莱尔（1772—1844）首次在法国系统讲述动物学，并成为胚胎学的奠基人，他和居维叶的研究各自从不同角度丰富、深化了进化论的理论体系。化学家、医学家路易·巴斯德（1822—1895）将研究视野深入微观世界，开辟了工业微生物学和医学微生物学，令整个医学从巫术和艺术的统治下独立出来，迈入了科学和体系化的时代。克洛德·贝尔纳（1813—1878）的《实验医学导论》（1865）等著作则确立了实验原则在医学和生理学中的方法论地位，其学说的影响在当时远远超出了医学的领域。1859年，达尔文（1809—1882）《物种起源》一书的发表，在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大陆中普遍确立了生物进化和自然选择的思想。它与稍早出现的实证主义哲学互为佐证，互相依托，共同推动着科学原则和科学精神在法国深入人心。

就在各学科领域的自然科学获得突破性发展的过程中，一种后来被称为科学主义（scientism）的思潮悄然萌发并迅速波及法国社会的各个思想领域。它是对启蒙运动以来崇尚科学理性、反对形而上学的精神传统的接续，在19世纪中叶很快涤荡了曾统领法国文化界数十年的反科学—理性的浪漫主义，最终汇流为19世纪中后期法国文化精神的主潮。不过，科学主义本身并不是一种具有明确理论思想的学说或体系，只是思想文化领域中以科学至上的整体精神。它表现为，首先，在大革命以来法国政府对科学与教育的重视下，科学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自拿破仑·波拿巴时代创立巴黎科学院始，官方一直运用各种激励手段积极推动科学研究领域的进步，同时鼓励在学校教育中普遍设立科学课程，全面清除了过去大学中以讲授神学知识为主的古典教育模式，转而推行注重科学性和实用性科目的新式教育体制。1795年后，巴黎科学院荣膺法兰西学院的一部分。科学家从此跻身官僚精英之列，有的甚至在政府部门占有一席之地，获得了空前尊贵的身份。与之相应，当时法国社会中谈论科学的氛围非常浓厚：报纸、期刊上积极登载科普知识和最新科研成果；宫廷、沙龙等上流社交场所中，人们以能够谈论科学的最新进展为风尚；文学家们在作品中引入科学原理和概念的习惯也因此发端。其次，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工业与生活中的实际应用，推动着法国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化，继而全面、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的面貌，也刷新着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和体验，“揭开了从此狂热地相信科学的序幕”。此时的人们将自然科学举为最精确、最典范的人类知识，对它怀有一种热情而坚定的信任。他们相信，科学所提供的对于物质与自然的认识是确定性的，是终极的实在，借由科学的进步，世界是可以认知的。物质世界乃至精神世界一切未知的谜团终将由科学做出正确的解释。最后，也是更为重要的表征在于，科学研究方法的体系化、明朗化及其与技术发展的紧密联系让人们看到了科学应用的无限可能。此时，科学不再是躲在实际需求背后的实用性、技术性操作，纯粹知识性的基础科学研究开始走在应用科学之前，启发并推动了实际的技术发明。怀特海曾指出，“19世纪最大的发明就是找到了发明的方法”。19世纪的人们掌握了系统的知识培训方法以及观察、归纳、演绎、实验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并发现这些方法可以在不同学科进行普遍的推行应用。人们进而认为它们必然能够放诸四海，既能在纯自然科学领域发挥效用，也同样能推广到一切非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中去。如恩格斯所言，19世纪科学的发展促使“自然界也被承认为历史发展过程了。而适用于自然界的，同样适用于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研究人类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学”。

在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19世纪出现了宗教和哲学从过去主导社会思想的高座上跌落、被日益边缘化的趋向。正如怀特海所指出的，“由于物理科学与社会科学对历史怀有偏见，拒绝在某些终极思想机构之下再作推理，因而就把哲学排斥出了现代生活的现实潮流……排斥出了物质的客观领域”。宗教和哲学（主要是传统的经院哲学）不再担负向人们解释世界、确定秩序的主要责任，而由科学接替了这一使命，成为人们理解世界和人类自身的主要方式。

二 从实证主义哲学到文学的科学化趋向

至19世纪中叶，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所创建的实证主义确立了科学主义在哲学领域的主要表达形态。它进一步加深并坚定了人们对于科学的信仰，对于科学主义思潮的愈加风行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孔德致力于在思想界拒斥神学和形而上学思想，为科学争取至尊地位。在他的忠实追随者E．利特瑞编撰的《法兰西语言词典》（1863—1870）中，“实证主义”被定义为：“源于实证科学的一种哲学体系，为奥古斯特·孔德所创立；这位哲学家把这个词特别用来与形而上哲学相对立。”这就充分肯定了实证科学与实证主义的关联，指出了实证哲学的根基在于实证科学。在孔德眼中，实证科学是一种完全建立在观察到的事实之上、其确实性得到普遍承认，经由分析、归纳，并以假说方式提出规律以把与之相关的一切基础事实结合起来的科学。因此，孔德的实证主义否定先验的绝对真理，仅以可观察的现象事实为研究对象，并非常重视事实材料的观察和积累；同时，事实本身并不就是实证科学，而只是科学的材料，真正的科学还需要结合合理的假说来发现规律并预测未来。这是孔德实证哲学的思想支撑。《实证哲学教程》（1830—1842）是孔德对这一哲学思想的首次系统的阐释，他在论证人类思维发展的规律中完成这一过程。孔德提出，人类的每一种主要观点、每一个知识部门，都先后经历了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首先是神学阶段，或称虚构阶段；其次是形而上学阶段，又名抽象阶段；最后是科学阶段，又名实证阶段，是人类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神学阶段以探索世界的内在本性、终极原因为目的，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人们只能以神学的思维方法将其归于虚妄的自然神、多神或一神论。在形而上学阶段，人们仍然试图解释现象背后的本性、本质，只不过将前一阶段的超自然力量换成了抽象的理念，这一阶段主要采用的是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方法。而到了实证阶段，人们开始放弃追求绝对知识，人类将不再试图获知宇宙的起源和终极目的，不再解释现象的内在原因与本质，而将思考限制在可观察的现象领域，回归事物本身，用实证方法研究现象的不变规律，包括它们的前后相继关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孔德认为，人类智慧成熟的标志即“在于处处以单纯的规律探求，即研究被观察对象之间存在的恒定关系，来代替无法认识的本义的起因”。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孔德的实证哲学不仅反神学，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反传统经院哲学，或者说反形而上学的。他试图从根本上取消形而上学一直以来所致力解决的问题——始因、目的因、终极原因、本体、终极本质等，代之以对普遍规律的探寻和确认。实证主义反对在研究中预设任何没有经过试验论证过的绝对真理，摒弃一切先验观念和形而上学。在孔德看来，研究的过程必须从事实材料出发，以可观察的现象领域为限，经由分析、归纳，并以假说方式提出规律、对相关的基础事实进行解释。他认为，实证包括与虚幻相对的真实、与无用相对的有用、与犹疑相对的肯定、与模糊相对的精确以及否定的反义。他反对任何没有直接经过试验或论证来验证的绝对真理，摒弃一切先验观念和形而上学。“为了预见而观察，这是真正的科学的不变性质；毫无所见而预见一切，这不过是构造荒谬的形而上学理论罢了。”但这并不表示实证主义哲学的研究不能运用演绎、归纳等抽象思辨方法，相反，“健全的哲学思辨，非但不会否定普遍智慧真正确认的事物，而且还应始终向普通理性借鉴初步概念，并通过系统的转化，使其达到它无法自发取得的普遍性与稳定性的高度”。只是这些方法的运用必须以可观察的现象领域为限，一切脱离事实的、无法被证明也无法被证伪的问题都不在实证主义的考察范围。观察现象并进行分析、归纳，从而对事物发展的规律提出假说并在未来加以验证，这便是实证主义研究的过程。观察、假说、实验也就构成了实证主义的基本研究方法。

孔德的学说在英国得到了密尔、斯宾塞等人在哲学理论和政治思想上的进一步深化和推广，而他在法国的后继者们更是将实证科学的思维和实证主义方法带入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诗学和文学创作等诸多社会科学领域，乃至反哺了自然科学本身（贝尔纳、巴斯德乃至达尔文都曾受到孔德理论的影响）。1848年之后，实证主义在法国本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以至于“成为第二帝国时期的思想正统”。

在诗学界，科学和实证主义的主要拥趸者有法国哲学家、批评家欧内斯特·勒南（1823—1892）和文艺理论家、史学家伊波利特·泰纳（1828—1893）等人。勒南对于科学价值的看法较为激进，科学对于他来说，不仅是工具性的方法，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世界观，他甚至寄希望于科学能够在未来发展为替代宗教的信仰。在创作于1848—1849年的《科学的未来》一书中，勒南热情地宣扬着科学主义精神，同时强调文学应拒斥脱离现实与自然的想象与虚构，要充分展示由科学向人们揭示出来的自然的奇迹，让现实本身成为文学的主体。

较之勒南，泰纳的诗学理论在思想的系统性和影响的深广性上都远胜一筹。他在《艺术哲学》（1865—1869）和《英国文学史》（1864—1869）等著作中提出的艺术哲学理论是一种建基于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理论之上的美学，为福楼拜、龚古尔兄弟和左拉等19世纪中后期作家的创作提供了理论来源和思想基础。可以说，对于科学、实证主义与文学在19世纪法国的结合，泰纳具有重要的中介意义。如诺维科夫所言，他是“实证主义哲学同艺术、美学之间的一个积极中间人”。泰纳的思想来源包括黑格尔、孔德、孔狄亚克等人的学说以及19世纪的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理论，尤其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他主张科学与艺术的联姻。在他看来，人类要想认识自身，只有两条路是可行的：科学与艺术。两者仅在表现形式上有不同。科学家可以发现基本原因和基本规律，并通过公式与概念表达出来；艺术家则以易于感受的方式传达原因和规律，既诉诸理智，也诉诸人类最普遍的感觉与感情。

同时，科学方法也可以与艺术研究结合，为后者提供坚实的方法论基础：“艺术与科学相连的亲属关系能提高两者的地位；科学能够给美提供主要的根据是科学的光荣，美能够把最高的结构建筑在真理之上是美的光荣。”他的《艺术哲学》一书便意在运用自然科学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文学史和文学艺术作品。他声称自己的美学“和旧美学不同的地方是从历史出发而不从主义出发，不提出一套法则叫人接受，只是证明一些规律……美学本身便是一种实用植物学，不过对象不是植物，而是人的作品”。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实证主义的影响，即强调只从事实、经验出发归纳规律，拒绝未经事实论证的先验观念。从这种“植物学”的研究方法出发，泰纳在为其《英国文学史》一书所撰写的导论中，提出艺术作品的面貌由种族、环境、时代三个主要因素所决定。其中，种族是指生来固有的、生理性、遗传性的因素；环境包括艺术家所处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时代主要指艺术家所在时期的文化氛围。他认为，这三者就如同植物生长时的自然条件，“选择”着脱颖而出的艺术家，也决定着艺术家的精神气质、创作类型和特点。在差不多同时撰述的《艺术哲学》中，泰纳对古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17世纪的荷兰和当时法国等地的大量艺术作品及其产生的环境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与分析，为三要素理论做出了进一步的论证，同时也为他的“植物学”方法论提供了具体的研究实践。

在哲学与文学批评的双重理论引导下，文学创作也与科学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尽管曾甚嚣尘上的反科学—理性的浪漫主义思潮在第二帝国时期依然余温尚存，雨果和乔治·桑等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家仍活跃在文坛并享有崇高的声望，但文学的发展已经与崇尚科学的社会主潮紧密地结合起来，呈现越来越明显的科学化趋势。

法国作家在创作中向科学寻求灵感的做法久已有之。自崇尚理性的启蒙时期，作家们便开始了多方尝试。丰特奈尔（1657—1757）可谓第一位科普作家，他在《关于宇宙多样性的对话》（1686）中以通俗的语言向大众读者介绍新兴的天文学知识。伏尔泰也曾用古雅的诗体语言向朋友报告牛顿的伟大成就。诗人安德烈·谢尼埃（1762—1794）则满怀激情地号召诗人要“让牛顿说着众神的语言”；而其时的风达诺（1757—1821）和德里耳（1738—1813）也确实写出了《天文学赋》（1788）、《想象》（1806）和《自然三界》（1809）这样的科学诗。在博物学家布丰（1707—1794）的巨著《自然史》（1749—1767）获得巨大成功后，还曾有一位小说家赖地弗·德·拉·布洛道诺（1734—1806）试图以一部自传性的色情小说《尼哥拉先生或内心真相》（1794—1797），借由讲述“一个人的全部生活”（主要是个人的情欲经历），从人类生理学的角度来补充《自然史》。这或许可以看成是自然主义文学在最低级意义上的滥觞之作。

不过，在19世纪之前，法国作家对于科学的运用还比较生硬，大多只是将自然科学知识以文学形式表达出来，他们的作品只起到科学的传声筒作用，对于文学本身的发展、革新意义并不大。直至19世纪始，文学对科学的接受才发生了重大的突破。如英国学者夏普勒所言，这一世纪里科学对文学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语言词汇或表达方式的更新上，它更深深地影响着作品的结构、情感乃至当时文学革新的方向。这种影响力在法国小说家的创作中得到了颇为鲜明的表现。作家们开始日益娴熟地将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与小说的主旨、结构和情节交织在一起，甚至将自然科学理论作为创作的思想或方法基础，文学的科学化倾向越发明显。被左拉视为自然主义文学首位先驱的司汤达，对于科学精神表示热切的欢迎，甚至宣称“一种艺术永远有赖于一种科学；它是一种科学指示的方法的实施”。他养成了对数学和逻辑学的爱好，在创作中务求真实精确，希望作品成为行走在街道上的一面镜子；他在小说中对人类心理的冷静分析更是具有不亚于严肃心理学研究的价值。较为晚出的巴尔扎克，接受了法国博物学家圣伊莱尔等人关于生物起源与发展的学说，相信动物的不同类别是进化发展过程中受到不同环境影响的结果。他认为社会和自然相似，在相异的环境中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类别和人群类别。在《〈人间喜剧〉前言》（1842）中，巴尔扎克宣称这部巨著的创作受到了18世纪以来动物学研究的启发，他的壮志正在于继承布丰在《自然史》中对动物类别的全面记述，让自己的小说穷尽不同的人物类别。为此，他在自己的几十部小说中野心勃勃地构建了一座容纳了资产家、工人、艺术家、军人、修女、政治家、野心家、律师、交际花等上千人的文学大厦，并着重对他们活动于其间、受其影响甚至被其决定的种种社会环境加以详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为19世纪的法国社会记录了一部足与《自然史》相媲美的人类史。在其小说的具体行文中，更是举凡可见他对于当时流行的自然科学原理的信手应用，其中既包括动物学、遗传学等较为严肃可靠的科学理论，也包括骨相学、手相学等现在被视为“伪科学”的思想，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自然科学在成熟过程中留下的时代痕迹。

进入第二帝国时期，文学的科学化进程愈演愈烈。在科学主义和实证哲学风潮的强劲吹袭下，作家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无论自觉与否，他们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沾染上了科学和实证的神采。正如奥尔巴赫在分析龚古尔兄弟的《〈热曼妮·拉赛朵〉序言》时曾指出的，他们“正处在实证主义头几十年的科学热潮的影响之中，在这几十年间，所有脑力工作者，只要他们有意识地寻找新的、适应时代潮流的方法和内容，都会努力掌握各种实验方法”。龚古尔兄弟也确实在这篇颇具先锋性的序言中喊出了“今日的小说担负着科学研究和科学课题的工作”这一论断。尽管直到70年代，奉科学性为首要创作原则的自然主义文学才逐渐形成体系，但早在第二帝国时期，身处不同流派的戈蒂耶、龚古尔兄弟、福楼拜、波德莱尔等一批作家的创作都已经显示出鲜明的、契合时代氛围的科学化特点。

具体来看，第一，实证主义对于“事实”的重视，促发文坛形成了“写事实”的风尚。新一代作家们普遍接续了巴尔扎克而非雨果的创作传统，注意在作品中忠实地表现社会现实，将真实性视为创作的重要原则。第二帝国时期的文学主流不再是沉溺于无边幻想和主观激情的浪漫主义，作品不再独以虚构和想象力为高，而更多地将现实纳入题材视野，注重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本身。福楼拜就曾写道：“艺术应超越于个人的好恶和神经的敏感之上！如今应该借助严格的方法，给予它自然科学般的精确！”龚古尔兄弟也宣称他们眼中“小说的理想”，就是“借由艺术给人带来最鲜活的人世真实之感，不管它是什么样子”。左拉则进一步将真实感奉为“小说家的首要品质”。在真实性原则的支持下，作家们大胆地开拓了写作的题材领域。贫困、丑恶、病态、情欲等曾被排斥于艺术之外的东西，都在表现真实的旗帜下理直气壮地成为文学写作的对象。龚古尔兄弟曾评论道：“这些民众，究竟是什么样的国王，必须对他隐瞒一切直白的真相？……他有什么权利令小说对他说谎，为他掩藏起生活中的所有丑恶？”相应地，在叙事过程中，作家则尽量让读者产生文本故事是在符合情节逻辑和人物性格逻辑的前提下自我推进的感觉，避免出现超自然、超生活、超逻辑的外力介入与戏剧性的情节突变。由此，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小说的去情节化、散文化等文体上的新特点。

第二，实证哲学对形而上学、对先验的绝对真理的拒斥，也引发了新文学对一切既有观念体系的质疑与反抗。龚古尔兄弟就曾在日记里写道：“所谓的严肃书籍是世上最无用、最没有意义的。在我看来，只有艺术与科学在解决问题上、在可感知领域中是严肃的，其余都不值一提。所有那些空话，所有那些有关上帝、人道等等的宏论，所有的哲学书和伦理教科书，还有宣称‘我要为您解释思维现象’的哲学理论，所有野心勃勃地谈论未知、将来的生活和上帝的大话——所有这些，对我来说只是些夸大、空洞的假说，将人引向经院哲学，将人的思考仅仅引向一些词语。”这种拒斥既有观念体系的思想形诸文本，造就了两方面的突破。一方面，一些作家开始拒绝意识形态体系和道德价值观对文学的控制，转而关注文学性本身，意欲使文学享有绝对的独立和自主。这也从一个侧面为“为艺术而艺术”的理念提供了理论支撑。持此观点的作家在创作时甩开一切顾虑：主题是否符合伦理道德、题材是否具有重要社会价值，描写是否涉嫌揭露隐私……而让自己的创作灵感充分释放，创作才能尽情挥洒，让文学只为文学自身而存在。其中，福楼拜的观点颇有代表性。他的《包法利夫人》处理的是极为平凡的题材和平凡的角色，同时毫不避讳地以通奸为情节并加以正面描述。这使得该书在面世之初遭到了批评界的严厉攻击，福楼拜甚至为此上了道德法庭。而福楼拜本人表示，“我认为的好书，我想写的，是一部不谈什么的书，与外界全无关系，只靠风格自己的力量……如果可能的话，书中没有主题，或至少主题很隐蔽。……从纯艺术的角度来看，主题本身并无美丑高低之分，这甚至可视为一条公理”。在他看来，文学与题材、主题无关，更与道德、价值无关，形式本身即为目的。他力图让文字不依附于情节和内容，而是具有本体意义，其自身即构成一个自足的整体。如布吕奈尔所说，福楼拜“表达现实的诗意，而不论现实的丑陋或平庸”。另一方面，他们也同样反抗既有的文学观念体系，在创作的叙事模式、话语体系等方面不再顾虑传统与学院派规范的限制，而是积极地展开了各种反抗性、颠覆性、革命性的文本实验。不论是戈蒂耶的《莫班小姐》、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还是龚古尔兄弟的《热曼妮·拉赛朵》或波德莱尔的《恶之花》，都以挑衅读者审美心理的革命性姿态横空出世，并立刻在文坛上引起轩然大波。这种挑战传统文学规范和读者阅读习惯的创作行为，是作家们革新文学的自觉意识，也预示着文学现代性的诞生。

第三，对科学精神的尊重，让作家们自觉地追求中立、非个人性的叙事立场并进而形成了冷静、客观的文本效果。他们希望成为隐匿于文本幕后的人，刻意避免将主观情绪流露于作品中，也避免直接向读者训教或进行宣传。作家相信读者具有自己的思想立场，可以独立做出道德判断。波德莱尔曾声称：“应该按本来面目描绘罪恶，要么就视而不见。如果读者自己没有一种哲学和宗教指导阅读，那他活该倒霉。”然而，这并非意味着作家本身不对作品结构做整体思考和操控，或是不具有道德观念，只是他们力图凭借叙事本身的力量感染读者。对此，福楼拜的书信中有一段著名的表述：“《包法利夫人》……如有似真的感觉，那恰恰来自作品的非个人性。我的原则之一，就是不写自己。艺术家在作品中，犹如上帝在自然中，不见踪迹却强大无比；处处能感觉到，却永远看不见。”龚古尔兄弟在1858年的日记中也曾有过极为类似的表达：“在作品中，作者应当像警察在城市中一样：无处不在却永不露面。”也就是说，尽管作家承诺自己将“永不露面”，然而读者却可以从文本的叙事强度、言语技巧、情节、结构等各处的安排中感受到作家意识的存在。如波德莱尔所指出的，作家可以不回避描绘恶习的诱人，但还需同时描绘伴随它的道德疾病和痛苦，这样作品就因达到了“完整的统一性”而成为一种健康的艺术，“如果你们的小说戏剧写得好，它不会刺激任何人违反自然法则的欲望”。同时，作家们对客观性的强调也并不意味着主观性在文本中的彻底缺席，关于这一点，下文还将做进一步论述。

第四，在创作方法上，作家们同样具有趋于实证的倾向。如同实证科学的研究是从大量的事实材料出发，这些作家的创作过程首先是从现实的观察中寻找并调查写作对象开始的：他们不再是囿于内室的向壁虚造者，而是主动地走向社会生活，敞开感官体察时代和人群，注意对实际生活的观察与事实材料的积累。为了让《萨朗波》中对东方风情的描述真实具体，福楼拜特意去突尼斯等地考察古迦太基遗址，并搜集了大量的历史材料；龚古尔兄弟为写作《费罗曼娜修女》，曾亲自到访医院的太平间，以获取切身的体验。在对写作对象的充分观察与资料搜集中，作家们积累了大量龚古尔兄弟所谓的“人文文献”（document humain）；在掌握了充分的事实材料与实际体验后，切合于实证科学在事实材料基础上展开的科学研究，作家将在文本中对已有的“人的材料”进一步加以整合、分析、归纳，以符合人性发展与世事变化规律的方式演绎着人物的生死悲欢。

第五，文学的科学化自然也意味着科学原理在文学中的直接运用，这同时促使作家开始从生理层面考察人类。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物学、遗传学、实验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最新发展为先进作家所掌握和重视，这些作家及时地运用这些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类比、分析人类社会和人性本身，从而增加了其思考的向度和理解的深度。其中，生理学是作家们着力最多，也是应用最广的科学知识。他们在创作中勇于尝试从生理层面对人类进行深入挖掘，在观察、描写人物的种种病态表现的基础上，考察原始情欲、生理病态、血统遗传等生理要素对于人物性格形成和命运发展的影响，从而向读者呈现一个个前所未有的人性世界。然而，科学发展的阶段性谬误也同样被记录在当时的小说里。不仅上文中所述的骨相学等当时作家们信以为真的科学原理早已被证伪，即便是生物学、遗传学这些严肃的“真科学”，也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暴露出19世纪某些结论的错误。这些被留在科学化小说中的“伪科学”论述，不啻为对这批作家及其追求的一种历史讽刺。

三 文学与科学的间离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在此时只是表现出了科学化的特点，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创作已经成为“科学小说”。在接受科学和实证精神的影响时，第二帝国的作家并非简单地一味吸收，而是始终清醒地坚守写作的文学立场和审美态度，对于孔德和泰纳等人所宣扬的科学决定论等思想，他们有着自己的反思与质疑。将此时的文学与晚出的自然主义文学加以比较，可以帮助我们清楚地认识第二帝国时期文学与科学的间离情况。

左拉的自然主义诗学体系明显地受到了贝尔纳的实验医学理论的影响。在《实验小说》这一全面阐述其诗学主张的长文里，他反复搬用后者在《实验医学研究导论》中的论述来支撑自己的文学思想。在左拉看来，文学与科学在各个层面上都具有深刻的一致性。他不仅提出实验小说是从化学至生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一科学道路上的终点，将自然主义文学的性质等同于科学研究，而且声称作家与科学家的方法是一致的：“我们应该像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对无生命物体所做的那样，或者像生理学家对有生命物体所做的那样，对性格、情感、人类以及社会的事实进行分析。”他信奉一切自然现象均具有规律的科学决定论，乐观地认为科学在不久以后将“无疑也对人的大脑和情欲的一切表现找到这种决定论”。他的长卷巨著《卢贡—马卡尔家族》就是试图借用生理学、进化论、遗传学等自然科学所提供的规律，来分析对一个家族中各成员命运“起指导作用的内部机制”,“我的主要任务是要成为纯粹的自然主义者和纯粹的生理学家”。虽然许多学者都曾指出左拉的诗学与其文学创作之间存在着裂隙：其小说中对社会生活的关注乃至浪漫主义的情怀都依然存在，这多少削弱了作品中科学论述的生硬性，不过，左拉对于科学决定论的坚定信奉、强调文学与科学的共同性等思想主张却都是可以确认的。

然而上述那些第二帝国时期的作家却大多并不与左拉持相同的观点。相较于左拉以科学作为决定文学创作的思想基础和方法论，他们更重视文学自身的独立性，避免让文学沦为科学的附庸。波德莱尔就曾经声称：“诗不能等同于科学和道德，否则诗就会衰退和死亡。”因此，即使是在肯定文学科学化趋向的作家那里，也出现了文学与科学的间离现象。

这一现象首先表现为作家们强调主体性在创作中的不可或缺。当文学从宗教、哲学、伦理等思想体系的统治下解脱出来，人的主体感觉就获得了充分的释放，成为重要的表现对象。有别于浪漫主义文学中泛滥而空洞的情绪抒发，此时的作家推崇感觉描写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一定是来源于作家自身的体验。在观察现实、搜集材料的过程中，作家们也将自己的感官无限敞开，细腻地感受着生活给主体带来的每一种震颤。正如李健吾在分析福楼拜创作时指出的，“想把材料变成艺术，你自己先得全心全意活在中间，或者让它们活在你的心里。对于艺术家，观察的客观意义必须结合主观存在，才能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因此，对于福楼拜等人来说，其观察“是连自己也包括在他所观察的对象里的”。福楼拜本人曾写道：“艺术观察大不同于科学观察：它首先应当是本能的，从想象出发。你心理有了一个题材、一种颜色，然后你用外力加以巩固。主观自此发端。”他对包法利夫人的分析，之所以能达到如此冷静、客观的程度，是因为他同样在冷静地剖析自己，冷冰冰的解剖刀“扎在我的肉里！”龚古尔兄弟也强调作家本人的情感体验是另一不竭的创作源泉，写作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对这些自我体验的不断重复感受和表现，写作触角深入自身并无限延展。“应该同海因利希·海涅一样，成为自己作品的基督，感受到一点身体被钉上十字架的痛苦。”这种自省式的创作与纯科学的研究方式自然是背向而行的。因此，尽管作家们强调要从科学研究中借鉴思路、方法，但并非表明他们放弃了文学自身的立场。同时，这一点与他们对文本客观化效果的追求也并不矛盾。强调自身体验的重要，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创作会让情绪在文本里泛滥，或是要强行向读者推销自己的思想观念。这种主观体验和自我内省的表达，是自然的、克制的、符合人物和文本自身逻辑的，并且只通过人物自身反映出来（福楼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出了“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自己！”）。由是，文本中的感官描写将更真实具体，内心分析更深入透彻，而读者的感受也会更加强烈。

其次，在追求让文学具有真实、客观等科学性的同时，作家们也注意保持作品的美学品质。不同于左拉自诩为“纯粹的生理学家”，龚古尔兄弟则宣称“我们既是生理学者，也是诗人”。这样的双重身份让他们的创作产生了更加复杂的特性，既有追求科学性的表征，也不无唯美主义的倾向。以文本来看，则表现为作家在追求真实表现生活的同时，力图让行文趋于审美的极致。他们的作品中，主体的感官体验、细腻微妙的审美印象、纯正精炼的言辞语汇、和谐动人的文句韵律等“艺术家笔法”清晰可见。这一风格即使在表现对象是社会底层的潦倒生活，或是粗俗的面容、病恹恹的身体时，也都未曾有变。如奥尔巴赫所言，龚古尔兄弟在小说的领域中“发现了丑陋和病态的魅力”。同样，戈蒂耶、波德莱尔都是著名的唯美主义者，而福楼拜对文体风格的殚精竭虑也是众所周知的。

至于这种文学与科学间离现象的出现，究其原因，是基于作家对文学立场的坚守。在第二帝国时期，文学的科学化进程也伴随着“为艺术而艺术”理念在法国的兴起，使得这时的作家兼具科学精神与唯美精神。这两种精神互相缠绕，共同构成了他们创作上的复杂面目。作家们相信科学的重要，为了文学的进步与革新，愿意积极地向实证和科学这一主流社会精神靠近，充分吸收其精华；然而他们在本质上依然是艺术家，更加强调文学的本体意义和审美价值，绝不会让文学受制于科学。因此，他们在尝试让文学与科学结合的同时，也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二者的距离，坚守着文学之为文学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