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集体记忆的现实意义

如果不狭隘地理解集体记忆，那么集体记忆是通达群体认同的必经途径。认同太遥远，现实又太短暂。只有通过一个个共享的故事、一段段共同的体验、一种种相似的情怀在个人、在群体、在社会中的持续积累，认同才能得以实现。而无论是在时间和空间中流传的故事、现实和情感中获得的体验，还是基于共通人性而产生的相似情怀，由于具有共享、共有的性质，因而都属于集体记忆的范畴。维系群体的认同，大到一个国家或民族，小到朋友圈或家庭，都需要仔细打理彼此共享的集体记忆，不论这种打理是出自有意还是无意。

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人们对历史和记忆的认识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德国学者阿斯特里特·艾尔（Astrid Erll）总结出记忆（Memory）主题在全球蔓延的三大原因，认为世界形势的转变（即“二战”和集中营亲历者的消失等）、媒体等新手段的运用、“历史之终结”（或者说“大叙述之终结”）理论的兴起，引发和影响了记忆活动及其研究的迅疾流行。（印芝虹，2011: 129）过去一般都会认为历史或记忆是没有偏差和价值中立的，是一个可以平等取阅有关过去各种信息的资料库。然而，后来人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历史学家对历史书写过程中的权力进行了透彻的挖掘，而心理学家们也发现了个人记忆过程中存在着很强的选择性。个体记忆层面，记忆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简单的存储器，而是一个各种因素作用下不断呈现不同形态的复杂机制。人们发现，记忆从来不是对过去原原本本的还原，也不会始终保持一如既往的模样，而是会依据当下的情境和需要进行不断的重新建构。在历史层面，官方叙事的权威性也已经逐渐被打破。以往的历史学大多聚焦于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大事件，聚焦于帝王将相、社会精英以及典型人物，而较少关注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命运沉浮。随着20世纪下半叶西方新社会史的崛起，普通人开始进入历史研究的视野，普通人也在历史及历史事件中成为重要角色。于是，与公众生活和社会思潮密切相关的集体记忆被认为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

集体记忆研究对于中国社会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来说，尤为重要且迫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社会变迁加速，社会观念和社会文化都空前地多元起来并在新媒体平台上进行着越来越激烈的交锋。也由此，我国已经进入国家和民族集体记忆集中、大量重构的关键历史阶段。例如，在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刘文彩是反映旧社会暗无天日的反面典型，他小斗放贷、大斗收租，私设地牢、草菅人命等种种暴行通过语文课本、小人书、忆苦思甜图片展及电影电视等形式深入人心。然而，这一由官方解释和宣传的刘文彩及其体现的地主恶霸形象现在正经历巨大的挑战。有研究者经过数年实地调查和寻访，出版了《刘文彩真相》、《大地主刘文彩》等文艺作品，试图改变过去几十年制造的关于刘文彩的集体记忆，通过还原刘文彩的真实面目，重构这个有争议且复杂的地主人物的集体记忆。（王永华，2010）在这里，对有关大地主集体记忆的重构实际上也就是对原有建构中权力主体的一种反思、质疑甚至挑战。再如，红军飞夺泸定桥几乎是全国人民共享的一个集体记忆，是红军精神的一个象征，也是中国共产党及新中国精神的一个象征。而在2012年夏天，微博上开始流传一条有关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消息和天气一样火热。消息中引用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会见美国顾问布热津斯基时的话，说红军飞夺泸定桥“是虚构的”，是出于宣传需要，“以表现我们军队的战斗精神”。消息还称这段话当时刊登在英文媒体，大陆媒体未获发表。不论真假，类似的信息重构了有关红军飞夺泸定桥的集体记忆，导致共享这一集体记忆的多数中国人对红军乃至红色中国的崇敬和热爱之情部分地受到冲击和消解。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对关键集体记忆的重构还可能在深层次上冲击中国共产党政权合法性。

再回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层面。“现代人遭受了越来越严重的‘无家’之苦”, “与现代人社会阅历和自我体验的迁移性相连的是抽象意义上的丧失‘家园’。”（莫利，罗宾斯，2001: 117）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范围的城市化进程中，短短几十年就使得很多古老的城市焕然一新。人们在对“这里”表示“没隔多久就几乎已经完全不认识了”的感叹和欣喜时，完全忽略了他们已经失去了曾经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甚至失去了过去的影子。然而，无论是大面积的拆迁还是大规模的迁移，都意味着我们“义无反顾”地切断了自己在时间和空间上与过去的联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我们丧失了留存集体记忆和寄托精神情感的场所，我们还在逐渐遗失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的传承机制。这一点对中国人来说似乎有更为严重的文化和信仰后果，因为家族和传统的传承和延续是千百年来中国人赖以生存的信仰。因此，选择集体记忆进行研究，无疑对于我国社会急剧变迁背景下形塑国家认同、传承民族文化、组织社会行动、指导日常生活的研究和实践都极具价值，具有极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