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理论重构和实践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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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学堂乐歌的音乐教育普及作用

从1840年以来,中国仁人志士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发现音乐教育在现代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如何将中国传统音乐和西方音乐相结合,启蒙民众、唤醒民众,达到救亡图存的政治功效?知识分子找到的重要契合点即是学堂乐歌。学堂乐歌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指中国知识分子在创造性学习西方音乐过程中,有效吸收融合中国传统音乐,所创编的适合中小学课堂音乐教学的新式歌曲;另一方面指在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进行音乐启蒙、音乐传播、音乐教育的思潮和运动。学堂乐歌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重要启蒙运动,是中国学校音乐教育近代化的逻辑关节点和重要里程碑。

一 学堂乐歌的发展历程

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首先发觉并强调乐歌在现代教育中的作用,提出音乐教育是改善国民品质的重要环节。受到梁启超的影响,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等人深入思考中国音乐和现代音乐的区别与联系,发表了《中国音乐改良说》《乐理大意》等文章。曾志忞是中国近代音乐理论传播的重要人物,他在音乐启蒙教育领域颇有建树:发表《乐理大意》(中国最早的西方乐理论著),发表《唱歌之教授法及说明》(中国最早发表在杂志上的乐歌),编著《教育唱歌集》(中国最早的唱歌教科书),翻译《乐理教科书》(中国最早的中文基础乐理教材),撰写《音乐教育论》(中国最早的西方音乐教育论著)。李叔同在日本东京编辑的《音乐小杂志》,是中国最早的专业音乐刊物。辛汉等人编写了《唱歌教科书》《教育唱歌》等音乐教材。并且,他们在中国留日学生中组建音乐讲习会,意图传播学校社会音乐,鼓舞国民精神。他们秉承“今日欲增进群治,必自改良社会始;欲陶融社会,必自振兴音乐始”伍雍谊:《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1840—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页。的救国情怀,希望通过音乐改变中国社会风气,实现救亡图存的政治目标。

沈心工等赴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在学成回国后,大力宣传学堂乐歌。沈心工兼任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的音乐教师,并创办“乐歌讲习会”,组织创建“美育音乐会”,推广学堂乐歌。在他们的推动下,中国新兴的报纸《中国白话报》《大陆》开始发布乐歌作品,学堂乐歌逐渐蔚然成风。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政府提倡美育。教育总长蔡元培在1912年2月发表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提出了包括美育在内的五育并举的教育宗旨。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发一系列教育政策,对清朝政府的教育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并且规定音乐课为全国各初、高等学校的必修课程,极大地促进了学堂乐歌运动的发展。可惜的是,袁世凯复辟帝制后,尊孔读经,废止乐歌课堂。此后,国内政局动荡,风雨飘摇,学堂乐歌运动逐渐衰落。

二 学堂乐歌的艺术形式

学堂乐歌是仿效日本而成的,是将西方歌曲元素和中国语言文化特征相结合,形成的令人耳目一新的音乐体裁。学堂乐歌的歌曲内容紧密结合青少年日常学习生活世界,通俗易懂,有效适于中小学教学的需要。学堂乐歌的歌词内容以救亡图存、宣扬科学知识、提高妇女地位、勉励少年进取为主。例如救亡图存的有《何日醒》《中国男儿》《祖国歌》, 《美哉中华》《革命军》;宣扬科学知识的有《地球》《博览会》《英文》;提高妇女地位的有《女子体操》《勉女权》《妇人从军》《婚姻祝词》;反映校园生活和勉励少年进取的有《春之花》《送别》《竹马》《春游》《赛船》等。

学堂乐歌的曲调以日本曲调为主,采用旧瓶装新酒的选曲填词做法,以洋曲填中国歌曲,依据声韵填写词语,例如《中国男儿》曲调来自于日本小山作之助作曲的《宿舍里的旧吊桶》, 《何日醒》的曲调来自《樱井诀别》, 《送别》来自日本歌词作家犬童球溪采用美国音乐家J. P.奥德威的《梦见家和母亲》的旋律填写的《旅愁》。有小部分歌曲是援引中国传统曲调,如沈心工的《采茶歌》来自于安徽民歌《凤阳调》。钱仁康将学堂乐歌运动中将旧曲翻新的方法归纳为:“颠鸾倒凤法、添尾续貂法、异曲同步法、综合加工法”钱仁康:《学堂乐歌是怎样旧曲翻新的》, 《上海音乐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第36页。,颠鸾倒凤法即把旧曲的前后两部分倒置,翻成新曲,如张秀山编的《最新中等音乐教科书》中的《红梅》采用了民歌《茉莉花》的曲调。添尾续貂法是把原曲从一段体发展成二段体,其中第一段保持不变,第二段由第一段引申而成,最后再现第一段的结尾,如沈心工作词的《竹马》,曲调借用马队喇叭调。异曲同步法是用同节奏的手法把旧曲翻新。例如丰子恺编的《中文名歌五十曲》中的《秋柳》(二部合唱)一歌采用的是美国作曲家约瑟·费尔布里克·韦勃斯特作曲的赞美诗《到时候心欢喜》的曲调。综合加工法是加花或简化原曲的旋律,同时改变原曲的节拍、节奏、速度、调式等,使原曲面目一新,但旋律轮廓保持原样,如叶玉森所编的《小学唱歌二集》中的《文明婚》,旋律由琵琶曲《思春》综合加工而成。

三 对学堂乐歌的评价和影响

由于学堂音乐是中国近代音乐草创阶段的偶发性途径,是域外曲调和旧体诗词的尝试性结合,缺少长期的积累酝酿和反思磨合,在内容上存在过度强调道德教化、忽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重模仿轻创新等误区,形式上自然存在词曲相驳、选词不当、教法失衡等弊端。但是,瑕不掩瑜,学堂乐歌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先声,深刻塑造了中国学校音乐的发展形态,促进了我国音乐教师的培养和音乐教材的建设,促进了西方音乐在中国的传播。

第一,学堂乐歌成为我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先声。学堂乐歌通过集体合唱的形式,广泛传唱爱国救亡歌曲,有效地进行了思想启蒙,并且振奋鼓舞了国民精神,为五四运动后的群众歌曲合唱运动奠定了基础。学堂乐歌变相扮演了思想启蒙的重要角色。陈煜斓指出:“学堂乐歌要比白话新诗早二十多年实现现代性的转换。它以民主、科学的思想代替了专制、愚昧的思想,以现代的情调代替了陈腐的审美趣味,以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主旋律代替了古典词曲所依存的道德观念,题材、内容、境界也都得到扩大与超越;从音乐形式和歌词的语言等方面,建立了一种走向民众、走向现代的音乐文化模式。”陈煜斓:《近代学堂乐歌的文化与诗学阐释》, 《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第160页。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再次重现学堂乐歌集体唱歌的场景,发起全国范围的群众性爱国歌曲歌唱活动。大量的抗日救国歌曲涌现,如《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中华民族不会亡》《救亡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打回老家去》《大刀进行曲》《保卫国土》《游击队歌》《黄河》《九一八》等。1935年,北平燕京、清华、北师、协和等14所大中学校“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六百余人露天大合唱,开我国联合大合唱的先河”。孙继南:《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2000)》,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108页。

第二,学堂乐歌塑造了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基本形态。学堂乐歌仿效日本学校音乐教育模式,系统引入欧洲音乐教育体系,促使中国学校音乐教育逐渐系统化和专业化。学堂乐歌为西方音乐和西方乐器传入中国做了大量普及工作,引入的西方音乐教学模式、西方音乐师资队伍建设、西方音乐理论、西方音乐教材等内容为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学堂乐歌有力地改变了中国旧式教育中音乐缺位的沉闷格局,改变了传统教育中缺少独立的音乐教学的局限性,明确学校音乐教育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以学校生活和少年儿童生活为主要题材的少年儿童歌曲、学校歌曲、集体歌唱曲和黎锦晖创作的儿童歌舞剧广泛流传,形成近代音乐文化的重要潮流。学堂乐歌简洁明快、通俗易懂的歌曲风格,成为学校歌曲的重要标准。唱歌成为中小学音乐教育的主要内容,选曲填词的创编方法被后来的音乐教育者继承和使用。

第三,学堂乐歌促进了我国音乐教师的培养和音乐教材的建设。沈心工等人创建“乐歌讲习会”“美育音乐会”等,集中培养音乐师资人才。相应地,在北京、上海等地,促进了一批包含音乐教育的专业教育机构。沈心工、李叔同等人编写教材和歌集,促进音乐教材的建设发展。“据张静蔚编的《中国近代学堂乐歌》(油印本)统计,自20世纪初年至1919年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总共出版约50册唱歌集,收录约1300首学堂乐歌。”马达:《20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发展概况(三)——学堂乐歌的兴起与发展》, 《中国音乐教育》2000年第3期,第35页。这些音乐教育机构的建立和音乐教材的建设,塑造了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基本形态,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重要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