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人类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动态的状态下完成的，民俗文化在不停地发生着改变，所以它又具有动态的特性。正因为认识到文化的动态特点，所以“人类学家们认为文化的变迁是一切文化的永存现象，人类文明的恒久因素，文化的均衡稳定是相对的，变化发展是绝对的”。“通则变，变则通”，变化的理念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前所说，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既是一个空间概念，也是一个族群概念。本书的作者遵循“记录的民俗学”的理念，始终把探究内蒙古区域的蒙古族群的游牧文化近现代变迁作为实际生活中的动态过程予以关注，将文化变迁作为本文的行文线索。本课题研究的是：

（1）草原游牧民原生态的生计方式及象征符号是什么？

（2）在农耕民涌入蒙古草原后，他们的生计方式发生了怎样的文化转型？其涵化的过程怎样？

（3）已经发生了变迁并且正在发生变迁的当今的草原文化呈现什么样的文化形态？

（4）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标志性的文化象征符号发生了怎样的变迁？

（5）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变迁的动力机制是什么？

在阐释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变迁的时候，著作分为上、下两篇。作者的主要观点是：

1．把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置于游牧与农耕两个不同的文化圈近距离的接触、长期互动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学术界认为，汉族移民是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变迁的契机和突破口。“民族结构的重要变动带来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动，最终使农业及与农业相伴随的中原文化在塞外取得了与游牧经济及游牧文化相对等的地位。”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过程是一个历史渐替的过程。本书的上篇把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明代为游牧文化变迁的肇始期，清代为游牧文化变迁的转型期，民国时期为游牧文化变迁的确认期，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是在1947年）至今是游牧文化的衰微期。这本著作不仅梳理了内蒙古区域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历时性变迁，而且描述了当今草场承包所有制实施以后，内蒙古区域的牧业所呈现的新的结构形态。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的本质乃是在一定物质生产活动基础上形成的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的共同体，是一个由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文化生活等组成的极为丰富的、复杂的有机系统。“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所以人们始终能够在文化是人类历史上凝结成的生存方式这一点上达成共识。这本著作从游牧人的生存方式入手，阐释了在游牧民与农耕民的近距离的接触中，游牧文化圈与农耕文化圈的长期互动。专著始终把两个文化圈的互动作为主线研究。作者阐释了移民到内蒙古区域的汉族从“游农”转变为定居民的过程，同时也阐释了部分蒙古牧人演变为农民的过程。人类适应社会环境或外界自然环境是借助于文化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当人们面对客观环境的改变时，文化毫无疑问也会随之改变，在此基础上，必然触动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整体的裂变和调试，这里包括游牧文化的内部整体结构以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转变。这是一场深刻的变迁，这是从表层到深层的变迁，从文化模式到文化心理的变迁。

2．这本书在阐释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力图把握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作者不只研究其游牧生计方式发生变迁的历程，也研究生计方式发生变迁以后，标志性的民俗文化符号变迁的过程，并且描述其当今所呈现的文化形态。在本书的下篇，作者遵循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的田野调查法，以个案的形式呈现了传统的敖包祭祀文化的变迁、成吉思汗祭祀仪式的变迁、那达慕节日文化的变迁等。这些文化符号的变迁不仅是游牧文化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专著力图研究历经变迁后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衔接。在步入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并非消失殆尽，在当代多元文化的语境下，游牧文化的传统被重新复制和建构。传统在新的语境中被民众传承和享用。

3．在研究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时，以往的研究往往单一地归结为汉族移民对内蒙古区域的冲击，的确汉族移民是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变迁的突破口，学术界在阐释这个过程的时候，通常把创新、传播、进化、涵化、冲突、调适、融合等纳入这一动态的过程中予以分析和研究。我们认为，底层的冲击始终不可能脱离上层制度文化变化的语境，始终离不开“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互动。我们认为在近代中国大变革的语境中，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蒙古族内部也在回应时代的变革，所以变革的动力机制是内部的与外部的、“大传统”的与“小传统”的，自然的与社会的错综复杂的交叉。正是在农耕文化圈与游牧文化圈的互动中，在“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互动中，在游牧民与农耕民互动的关系中，内蒙古区域的游牧文化发生了涵化。

4．长期以来，由于农耕文化圈和游牧文化圈的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不同，其地域相对的封闭性带来了文化相对的独异性，历史上人为修建的长城虽然不可能成为两个文化圈的阻隔，但是农耕文化圈与游牧文化圈互相交融的广度和深度毕竟是有限的，在蒙古族近现代游牧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在数以百万计的移民及其后裔与原住民的频繁交往，共生共存几百年的生活中，早已打破了各自民俗文化在结构上的封闭和文化上的守恒，民俗文化的融合呈现出普遍性、持久性和空前的深度。虽然文化变迁与文化融合有区别，但是毫无疑问，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变迁的过程就是农耕民与游牧民的民俗文化融合的过程，文化融合并非一个族群的文化符号被另一个族群的文化符号所代替，而是呈现出复杂的多种形态。本书描述了民俗文化融合的过程，当人们面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改变时，人类的行为方式也会随之改变，文化符号在内容上和结构上发生改变。这一点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中，在文化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语境中，在中国大踏步地步入现代化和民族文化创新的语境中，面对21世纪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内蒙古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本书中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通过内蒙古区域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变迁透视社会的变迁。“文化变迁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社会变迁指社会各方面现象的变化，或更确切地说指社会制度的结构或功能发生的改变。而文化变迁总是与之相伴随，所以有的人类学索性用社会文化变迁一词。”作者力图通过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透视社会的巨大变迁，包括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诸方面的整体性的变迁，而社会的巨大变迁带动了文化的重大变迁。课题的研究对于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以及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其二，自1992年联合国制定《21世纪议程》以来，世界各国都在采取行动，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国家之一。我国制定了《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明确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主线，以经济发展为核心，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为根本出发点，以科技和体制创新为突破口，坚持不懈地全面推进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协调，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指导思想以及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与原则。移民的开垦和对草原的掠夺性使用破坏了草原的生态环境。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进行历史的反思，在对历史的反思中树立保护草原，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维护生态平衡，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核心理念。这样才能推动内蒙古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其三，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促进对于中国境内的游牧与农耕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的了解。费孝通先生说：“不要动不动就搞汉族中心主义。”他引导人们在研究中华文化的时候，或以外国文化为参照体系，或以本土的少数民族文化为参照体系。我们希望把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建立在生态文明的理念下，建立在情境化的与反思性的历史上，在“多元一体”的语境中对两种文化模式以及两个族群的互动过程，有一种新的思考，使得我们能够在对人类生态与长期历史的了解中，进一步建立两个族群和谐共处的关系。“建立一种华夏与其边缘也就是——‘炎黄子孙’与其‘兄弟民族’——之反思性历史新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