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书研究的是久居在内蒙古区域的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变迁。在此涉及的关键词是“内蒙古”及“游牧文化”。我们先谈游牧文化。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立于地球而生存的人类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创造了不同类型的文化。文化是“一个特定社会中代代相传的一种共享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包括技术、价值观念、信仰以及规范”。人类学、民俗学关注的是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下特定区域内人类诸族群生计方式的多元化。在我国历史上，农业文化圈和游牧文化圈是由不同的动植物的种群分布和人类不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模式构成的。人类学家把我国各族群的生计方式划分为狩猎采集业、农业、牧业、渔业，除大类的区分外，还有亚类的区别。民俗学者研究的是本土的各个族群的生活文化和行为惯习，他们首先关注的是不同区域的生产习俗。在钟敬文的《民俗学概论》中，也把民众的生产习俗划分为：农业、狩猎采集、游牧、渔业民俗，工匠民俗，商业与交通民俗多种类型。文化学家钱穆着眼于世界文化类型，把文化分为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和商业文化。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人类又创造了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时代。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记载的偏颇和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不足，一直延续着以中原为中心，周边是“蛮荒”，属于“四夷”的错误观念，因此对游牧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叙得很少，片言的记述还存在误解。游牧人的历史文化往往由农耕人记载，“而农耕人的记述，往往美化自己，丑化别人，厚己薄人。在一‘厚’一‘薄’之间，于是有损历史的本来面目，使后人对游牧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产生不少错觉。这种情况甚至连希罗多德和司马迁的著述都在所难免”。

学术界在已有的关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概念中提出了“畜牧”、“游牧”、“农耕”三个概念。从此人类“逐渐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发展，一条是从动物的驯化到农耕，另一条是从动物的驯化到畜牧”。游牧不同于畜牧，农耕和畜牧都可能走向游牧。据学术界研究，游牧部落的形成相当于青铜时代早期，比畜牧部落晚近。我们需要辨析的是，“畜牧”与“游牧”是两个不同的生计类型，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原文中，恩格斯进行了辨析。正因为游牧不同于畜牧，我们强调的是：（1）被称为“野蛮”世界或者游牧世界的游牧文化是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与农耕文化不同的另一种类型的文化，他是人类创造的别样的生活方式或者生存方式。（2）游牧文化是与农耕文化相并举的文化，二者之间相对应而并存，相互补而发展，维持不同族群的生活世界，二者之间没有“野蛮”和“文明”之分。（3）游牧文化被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上多个民族所创造、所享用、所传承，大致从青铜时代的早期延续至今，世界上至今还有一些族群延续着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学术界对游牧社会进行了这样的评价：“我们显然看到了一个乘马游牧民族社会的迅速兴起，特别是在北方及西北。他们的社会与当时只在汉族发展地区边缘上活动的‘低级’少数氏族完全不同，虽然这些新少数氏族也许与旧少数氏族属于同一个民族。”从清代以来至今我国境内的游牧文化发生了巨大的文化变迁和文化转型。

人类学和民俗学在阐释“文化”的时候，其切入点始终离不开族群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关系的角度，也就是说，力求从族群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中探讨文化的多样性与自然生态的关系，根据这种视角和需要，我们所说的游牧文化主要是指历史上生活在欧亚草原的族群在干旱或者半干旱草原的生态环境中所创造、传承的与草原环境互动的游牧的生计方式、语言传统、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合。

内蒙古区域的游牧文化是生活在蒙古高原的蒙古族群承继历史上游牧族群的文化传统，而又不断创造的与干旱或者半干旱草原相适应的、互动的、“游动”的生计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与其相对应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蒙古族的草原游牧文化是世界游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历史的累积性、代表性和典型性。作为亚欧大草原组成部分的蒙古草原是游牧民的大本营，是草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干旱或者半干旱的蒙古草原是蒙古族群传承游牧文化的摇篮。某种文化类型既受生态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文化自身因素的影响，而并非只是生态环境和物质活动单方面的产物。游牧生活是把衣食住行都依赖在他们所放牧的家畜上，正是从这个角度说，草原养活了牧人，而养育着游牧人的草原成为承载文化的草原。学术界把世界文化分为五大文化圈，这五大文化圈既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又存在着互动关系，“游牧民族对世界文化的沟通，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五大文化圈中，游牧文化圈最为活跃，它与汉字文化圈、佛教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都有广泛的接触，有时互相渗透，有时互为重叠，有时是文化传播的中间媒介”。内蒙古区域的游牧文化对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都有卓越的贡献。

这本专著研究的是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著作把内蒙古区域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变迁置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范畴之中研究。在历史的长河中，蒙古族的生活方式也在不断变化，不过这种变化在没有外力的推动下，是渐进的、内在的、自然的、迟缓的，被西方学者认为“停滞”的文明。18世纪以来，内蒙古区域的游牧文化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内蒙古区域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变迁是自清代划分为盟旗制度以后，伴随着长时期的大量的汉族移民所引发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学术上，把文化变迁的原因归结为文化的传播和文化触变。“文化传播的范围或借用的程度决定于两个民族之间接触的持续时间与密切程度。”自清代以来，汉族移民大量地源源不断地涌入内蒙古区域，由于农耕民与游牧民密切的近距离的长时期接触，使得游牧文化的整体结构发生了裂变。虽然历史上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关系往来从未割断，两种不同的文化模式一直处于互动之中，但是都没有触动两种文化模式的改变。自清中期开始中原人口的剧增，灾害的频繁发生，使得大量的农耕移民似潮水般涌向草原，以致民国仍持续了移民的高潮，近300年以来，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流融合的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地域之广都是史无前例的。蒙古族群的游牧文化模式发生了巨大的震荡，文化结构整体发生了裂变和转型。内蒙古草原原本单一的发展缓慢的游牧文化在发生了裂变之后，形成了四种文化类型，即牧业文化圈，农业文化圈，半农半牧文化圈和城镇文化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内蒙古实行了草场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牧人实现了定居，游牧的生计方式已经衰微并且转型。这是一个文化变迁的过程，也是社会变迁的过程。

在我们谈到内蒙古区域草原游牧文化的变迁的时候，首先要说明蒙古族草原游牧文化是一个区域文化的概念。格雷布尔是德国传播学派的重要学者。他继承了文化圈的重要理论，认为文化具有区域性，他所说的文化圈从空间角度，注重文化特质的分布状态。蒙古族游牧文化的人文地理位置在蒙古高原。我们要研究的是“内蒙古区域的游牧文化”，关键词是“内蒙古区域”。内蒙古区域是一个文化地理的概念。历史上清代的蒙古族区域与民国时期的内蒙古区域和现在的内蒙古区域的划分是不同的。我们是以清代的“蒙古族居住的区域”为依据的，主要指的是内札萨克蒙古，即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六盟的四十九旗。此外还包括归化城土默特旗两翼、察哈尔八旗、阿拉善厄鲁特一旗、额济纳土尔扈特一旗，呼伦贝尔八旗、黑龙江伊克明安旗等，以上的范围相当于当今的内蒙古自治区。此外，清代的蒙古区域还包括蒙古国的一部分，还有当今的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省的一部分。行政区域的划分有其历史过程，即与自然地理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行政区对社会和经济生活具有重大的影响，是文化区划分的一个重要依据。由于历史和现在行政划分处于变化之中，这本书在研究游牧文化变迁的时候，以当时的历史版图为依据，以现在的地理历史版图为参考。文化区域的概念不只是一个时空概念，而且也与这个地域的自然生态环境，与其特定自然生态条件下特定群体的生活方式相联系。

内蒙古区域草原游牧文化的变迁也是一个族群文化的概念。不同的族群不仅生计方式不同，而且民族文化特质和文化心理也不同。在蒙古高原世代生存的蒙古族群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在历史上其游牧伴随着狩猎及征战，构成蒙古族群生产、生活方式的特征。“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的生活方式，其世代传承的蒙古语言、他们信仰的原始的萨满教以及独特的敖包祭祀、成吉思汗祭祀及草原上的那达慕等构成了其独特的文化特质和文化符号，并且铸造了其文化性格。这些文化特质和文化符号是蒙古族与其他民族区分的文化边界，也是蒙古族自我认同的标识。蒙古族群的游牧文化体系在蒙古高原空间分布的特征具有地域的整体性。

著作研究的内蒙古区域草原游牧文化的变迁既是一个历史的也是一个现实的概念。从时间来说，经历了明、清、民国及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跨度；从空间来说，包括整个内蒙古区域；从变迁的深度来说，随着游牧文化逐渐式微的历史过程，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公共草场已经完全划分给个人组成的家庭，即“草场公有，承包经营，牲畜作价，户有户养”的草畜双承包。牧人目前已经在自己的草场上放牧，盖起了定居的房屋。这是游牧时代衰微的标志。内蒙古游牧区域的逐渐缩小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游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内蒙古区域的游牧畜牧业正在转型，向现代化、集约化的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目前内蒙古区域的牧人已经完成了从游牧到定居的转变，草原生态环境的危机已经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政府正在启动和实施保护内蒙古草原的多项重大工程，作为民俗学专业和草业学专业的学者，我们力图结合多项学科的研究成果，研究记录内蒙古区域的游牧生产习俗及其文化象征符号在历史的与现实的、生态的与人文的、内在的与外在的多种因素的推动下衰微、转型的过程，研究内蒙古区域逐步向牧业区、农业区、半农半牧区和城镇文化区的转化过程。这个过程正在为中外学者格外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