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切学术研究莫不发端于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
学术研究的基本品格之一就是对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提出来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的解读、探讨，并最终进行求解。
一 问题的提出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
国家，各个民族共同体基于利益最大化而理性选择与其他民族共同体相互联合共同建构一个统一的政治屋顶并托庇于其下，乃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以来的一种常态。但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以传统文化为纽带形成的民族共同体，虽然与其他民族共同体同处于共同的政治屋顶之下，但由于传统文化和民族属性的根深蒂固，他们还保持着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优先序列的确认上，某些民族共同体还存在着不自觉地将民族认同凌驾于国家认同之上的现象，尤其是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民族更是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与国家共同体展开了种种形式的政治博弈。
在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下，民族共同体与国家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流变的过程，亲疏、离合、聚散、友仇等多种多样的关系形态，不一而足。在民族与国家关系形态变迁的种种表象之下，蕴藏的实际上是一个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度的问题，也就是一个民族是否认同国家，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认同国家的问题。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度，是由民族与国家的非重合性引起的，是由多民族国家的本质特点所决定的。从多民族国家形态的历史演进来看，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最基本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某个民族的国家对外扩张而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另一种是由殖民统治而形成的多民族国家。也就是说，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某个民族的国家将其他民族共同体纳入政治共同体的一个过程。新纳入的民族共同体与原有的民族共同体本身就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异质性，它们并不一定心悦诚服地认同国家共同体，因此，在多民族国家里天然地存在着民族与国家之间的二元张力。当这种二元张力持续走高而执政者无力化解时，多民族国家共同体正常运转的底线就有可能被突破，国家共同体甚至有可能陷入“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的窘境。因此，为了控制乃至消解民族与国家的二元张力，塑造民族成员对国家共同体的政治忠诚，提升民族成员对自我公民身份的认同程度，就必须在国家权力的主导下，推动族际政治整合，建构各个民族对国家和国族的理性认同。这是每个多民族国家必须予以担待的共同使命。
苏联是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多民族国家，也是一个历史隔阂沉重、语言文化异质、民族矛盾盘根错节的多民族国家。据1989年苏联人口普查资料，苏联由129个以上的民族组成，人口总数为2.8574亿人。各个民族的人口总量差距悬殊，人口最多的俄罗斯族达到1.4516亿人，占到全国总人口的50.8%，其余的49.2%为少数民族，而人口最少的奥罗克人和恩齐人仅有200余人。苏联各民族使用的语言达到了130余种，信奉10多种宗教。如此复杂的民族关系使得苏联族际政治整合先天性地具有诸多棘手之处。自国家成立后，布尔什维克便意识到了民族问题对于苏联国家维系之意义，在列宁的主导之下，苏联开展了极具特色的族际政治整合。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只是跳蚤。苏联族际政治整合，虽然有列宁时期的煊赫、斯大林时期的辉煌，但终究难免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僵化、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没落。苏联终其一生也无力化解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张力，民族矛盾终于演化成了贯穿苏联兴废存亡的“戈迪亚斯死结”。
苏联族际政治整合虽然被历史证明是一条失败之路，但是关于苏联族际政治整合的反思却未有穷期。苏联族际政治整合为什么会“始于成功”而“终于失败”？列宁的族际政治整合思想为什么会在斯大林时期发生重大变形？苏联为什么会形成一元化的族际政治整合模式？苏联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基点是什么，价值取向、整合路径又是如何？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与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区别何在？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崩溃的警世意义何在？中国又如何实现对苏联族际政治整合的“否定性超越”？族际政治整合是否存有其内在规律和整合范式？这些都是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所引发的“学术想象”，让人沉迷与回味。
二 族际政治整合研究综述
族际政治整合是自王朝国家时期以来的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不过，中国学术界将族际政治整合视作一种常态性的政治形态，并进行学术层面的提炼、研究与探讨，还只是近几年的事情。对当前我国族际政治整合理论成果进行检讨反思，明确其研究范式、总结其理论阐释、提炼其分析工具，是我们用以多维观照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基本前提。
（一）族际政治整合的研究缘起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共同体的多样性与国家共同体的唯一性，乃是一个普遍的、不可逆转的社会现实。据估计，全世界共有5000多个族群（ethnic groups）和600多种语言，而独立国家却只有184个。
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公民由两个及以上具有文化差异的民族或族群共同组成乃是现代国家公民构成的基本特征。多民族国家构成的基本特征决定了民族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必然存在着内在张力。就民族与国家的张力而言，“尽管并不是每个民族都有条件建立自己的国家，但每个民族都有建立国家的内在冲动”。多民族国家的成立，是各个民族基于利益最大化理性选择的结果，民族利益是民族共同体依附于政治共同体最基本的前提，一旦民族利益受损或者民族利益得不到尊重或者本民族在与他民族进行横向比较时产生利益增长落差，民族共同体成员就会产生“期待视野受挫”和“相对剥夺感”等不良情绪。如果这种不良情绪长期得不到矫正和改观，民族不满情绪就会在民族政治精英的鼓动之下逐渐发酵，形成民族主义，甚至民族分裂主义，极大地危害政治共同体的完整与安全。就民族与民族的张力而言，每个民族共同体都是一个独特的文化共同体，都有属于自我的原生型生理特质和后天养成的心理文化特质。在民族交往过程中，民族之间的差异性更加强化了民族成员“我者”与“他者”的身份意识和分界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种民族关系模式：包容或排斥。族际包容乃是民族之间基于势均力敌或文化尊重而形成的一种妥协或维持现状的持续的低强度紧张的关系，而族际排斥是指民族之间由于利益对抗或文化冲突而形成的彼此对立的民族关系，种族清洗、种族灭绝、种族强制迁徙和种族隔离就是族际排斥模式的典型代表。
民族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张力，使得多民族国家内部充满了矛盾、躁动和不安。据统计，在20世纪90年代的10年间，世界上有53个国家和地区发生了民族冲突，149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12个存在民族问题隐患。德国、奥地利等国的新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回潮，比利时佛来芒人和瓦隆人的矛盾导致国家联邦化，西班牙的巴斯克“埃塔”组织谋求独立的恐怖活动加剧，法国的科西嘉民族独立运动随之高涨，加拿大魁北克的法裔民族主义势力险些通过“全民公决”造成国家的分裂态势，美国的种族冲突从“洛杉矶事件”后持续不断，墨西哥印第安人的“萨帕塔解放军”与政府展开武装对抗，非洲大湖地区出现以布隆迪、卢旺达为代表的部族仇杀并向毗邻国家和地区蔓延，土耳其、伊拉克的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再次出现高潮，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和希腊族的分裂形势更加严重，印度的教族冲突激化，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克什米尔冲突尖锐，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同政府军的对抗难以消停，菲律宾棉兰佬的穆斯林摩洛解放军同政府的对抗和阿布萨耶夫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制造的“人质事件”令世人瞩目，印度尼西亚排斥华人的暴行和亚奇、西伊里安的独立运动以及在苏门答腊等地普遍发生的教族冲突和分离运动相继爆发，斐济国内对印度移民的排斥行动形成热点，中亚地区以乌兹别克分裂势力为代表的极端主义对多国的困扰，加拿大因纽特人、北欧萨米人、中美洲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人为民族平等权利的斗争此起彼伏。
多民族国家基本特征的内在演绎与多民族国家民族矛盾的现实凸显，决定了一个多民族国家必须借助族际政治整合，通过制度供给、政策输出、利益分配、规则拟定、机制构建等方式，促进国家安全与国家稳定。现实层面的迫切要求，决定了族际政治整合理论研究的必然兴起。一个多民族国家如何在国家主导与政府推动之下，将各个民族共同体整合进入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就此进入了学术界的研究视野。
（二）族际政治整合研究的问题论域
“人是类的存在物”，在政治学的视野中，“一切政治理论的起点在于人类是共同生活”的，而民族的形成，只不过是“人的类生活本质的必然产物和表现”。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人群共同体，当不同的民族共同托庇于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之后，由于族际之间还存在着深刻的民族异质性，族际间的利益竞争、政治博弈和文化角力就成为多民族国家的常态。按照美国学者费利克斯·格罗斯的说法，“我们的地球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宗教和肤色的人们的栖居之地。从远古时代起，当不同部落或民族相遇之后，频繁战争和冲突就接踵而至，大大多于和平方式下的磨合、适应以及对差异的包容。现在与未来的基本问题是，不同的民族、部落、宗教和种族如何和睦地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国家、甚至同一条街道。这是一个既古老又非常现代的问题”。如何寻找这样一个古老而现代的问题的答案，或者退而求其次，寻求“所有多民族国家族际整合的底线”，即“将族际政治冲突控制在不致危及整个多民族国家生存的范围内”，就构成当前族际政治整合研究的主要论域。
1．族际政治整合的逻辑起点
族际政治整合是多民族国家以政治权力为依托，通过发掘执政资源、宣讲意识形态、构建民族制度、发扬国族文化等多种方式，将国内各个民族整合为一个统一国族的过程。同时，族际政治整合也是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基于理性思量和政治认同，在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引导下，不断强化各个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政治联结、文化交流、经济联系等方面的纽带，进而将自身“镶嵌”进入统一国族的一个过程。
族际政治整合，不论是国家运用政治权力自上而下地将各个民族“整合”与“吸纳”为一个统一的国族，还是民族基于各种思量自下而上地“镶嵌”与“融合”而成为一个统一的国族，其赖以生存并施展开的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在于，“多个民族共处于一个国家共同体”之中。由此衍生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各个民族相互之间如何共处一个多民族国家之中，以及国家如何处理各个民族关系的问题。
当一个民族基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而与其他民族共同组建国家共同体之时，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与其他民族不同的体貌、语言、文化、心理、宗教、风俗等民族异质性并不会完全消失，一些民族在长期的族际接触、交流、碰撞、博弈、冲突、战争中所形成的历史积怨和民族隔阂也并不会因为各个民族共处于统一的政治屋顶之下而在一夜之间消弭于无形。而且更重要的是，各个民族由于族体规模、发育水平、资源禀赋、组织化程度、民族意识、民族文化、地理区位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他们在国家政治体系中实际控制的政治资源并不完全均等，各个民族实际所处的政治地位也就存在着差异，甚至悬殊。为了执掌、参与执掌或影响国家政权，各个民族对稀缺性政治资源展开竞相争夺与角逐，族际关系也由此形成了一定的内在紧张。一旦族际紧张持续走高，以致超出了维系族际关系稳定的最低限度，或者旺盛的族际政治参与超出了政治体系所能承载的极值，国家政治秩序和族际间的正常交流就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导致国家共同体分裂等不可逆料的后果。
多民族国家“多元而异质”的根本特质以及由此衍生的族际问题决定了族际政治整合是多民族国家天然的历史使命。由于各个渊源共生而又天然异质的民族不能自发地实现族际之间的和谐共处，这就需要多民族国家通过制度建构、政治引导、文化联结、经济共生等诸多手段，去除各个民族相互融合的障碍，实现民族的团结与和谐，进而实现国家共同体的巩固。多民族国家的根本特质和其运转的基本需求，决定了多民族国家必须通过国家权力和公共权威，在建构“政治一体”的前提下，正确处理“民族多元”的问题。
2．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是族际政治整合的底蕴，是涉及族际政治整合朝着何种方向迈向整合目的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学术界相互激辩、相互驳斥最为激烈的焦点。关于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学术界至少有“求同论”、“公民化”、“文化化”、“多元化”、“民主化”、“和谐论”等六种主张。
第一种主张是“求同论”。周平、贺琳凯审视了西方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实践，认为西方国家族际政治整合基本上是按照民族国家同质化要求进行的，其基本的价值取向就是同质性（求同）。因此，他们主张，族际政治整合应该秉承“求同存异”的价值取向。这与我国古代族际治理“大一统”的传统是相暗合的。笔者总体上也认同族际政治整合的“求同论”，同时也主张，应该对民族异质性作进一步细化分析。民族“异质性”实质上是先赋性异质性与后致性异质性的统一。先赋性异质必须予以尊重，后致性必须予以弥合。
第二种主张是“公民化”。“公民化”者认为，现代国家的社会整合是通过建立公民身份认同完成的。现代国家内部结构的基础是公民身份，包括不同族群在内所有社会成员身份都是国家公民。因此，在多民族国家，民族权利只是一种集体人权，保障民族权利应体现为各个民族公民享有符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各民族公民享有国家宪法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各民族公民享有参加国家和社会管理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国家在族际政治整合中，应淡化民族意识和观念，强化公民意识和观念；应淡化民族权利，强化公民权利。因为实现了公民权利平等，也就实现了民族权利平等。
第三种主张是“文化化”。“文化化”者认为，族际政治整合应该“强化作为政治实体的‘民族’（Nation）和国家，并把族群逐步地引导到主要代表不同文化群体的角色之中，把族群关系用‘文化多元主义’的思路来引导。同时在作为政治实体的民族—国家的层面，强调所有公民在政治及宪法规定的所有权利和义务方面的平等，包括维持和发展自己独特文化（包括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的权利”，要“把少数民族问题逐步去‘政治化’”，最终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政治一体，文化多元”的目标指向。“公民化”与“文化化”的主张，在本质上与“同质化”的主张有很大程度的契合之处。
第四种主张是“多元化”。“多元化”是对同质化社会整合模式的批判和否定。“它强调文化差异的权力，认为差异和多样性是丰富个人、政体及社会的价值，主张通过具有独立性的差异集团之间的平等对话达到社会集团之间的相互理解。同时，它还强调通过制度和机制的设计，给族裔和文化的多样性以平等的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空间，通过制度和法律的建构实现对多样性的保护。”“多元论”同时也主张要用政治文化的统一性来统摄民族亚文化的多样性。
第五种主张是“民主化”。“民主化”是在对“公民化”和“文化化”尖锐批判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民主化”的秉持者认为，“公民化”与“文化化”“仅在文化领域承认文化多样性和少数民族群体认同，但对少数民族群体政治地位和权益缺乏制度性安排”，存在将少数民族弱势永久化的缺陷。因此，他们主张：“在承认构成国家的所有民族都是国家权力主体、拥有平等政治权利的前提下，针对多民族存在的情况进行特殊的政治设计”，“提供专门的制度渠道保证少数民族进入政治舞台”，实现“对建立在‘功利主义’多数原则基础上的传统民主手段的改造和超越”。
第六种主张是“和谐论”。“和谐论”表达了和“民主化”迥然不同的理念，是“民主化批判”的批判。“和谐论”认为，族际政治民主化取向中的一个内容是“承认‘差异’”，“在差异基础上对话”，并为此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和谐论”者认为，“民主化”并不利于族际政治整合效力的生发。“这种以‘差异’为规定性的文化权利，实际上宣布的是自己不同于别人的差异或特征。在一个多民族聚居并有多种语言的国家中，在强烈的民族认同感驱使下的民族认同又容易成为‘不能容忍和灭绝其他人群的借口。许多人还利用差异作为暴力政治斗争的借口’。当代不少国家的右翼组织，为了在选举中获胜，往往以保护本民族的利益和文化为名，鼓动民族成员，排斥其他民族成员，由此导致了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因此，“和谐论”者主张，族际政治整合应该“异中求和，和而不同”，超越“多元差异的尊重”，实现“多元和谐的同一”。
3．族际政治整合的张力消解
多民族国家内在的民族与民族，民族与国家之间的二元张力，决定了多民族国家的价值取向不管是“同质化”、“文化化”、“民主化”还是“和谐化”，消除多民族国家内在张力，实现国家共同体的稳固，乃是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孜孜以求的共同目标。就多民族国家的内在张力而言，至少存在着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公民身份/民族身份）、民族文化/意识形态、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三大张力。但学术界关注的重心在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公民身份/民族身份）张力的消解，对民族文化/意识形态与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张力的研究产生了极不应有的忽视。
（1）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合：缘何重要
社会中的人参与了不同群体形式的建构，扮演着多重角色，由此形成了一个个角色集。社会成员因隶属于不同群体而拥有多重身份，由此决定了社会成员不同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对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成员而言，其社会角色集中在两大最为基本的角色扮演，一个是民族身份，一个是公民身份。这两种身份与角色又有着不同的角色规范和扮演要求，由此引发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歧异。
所谓民族认同，指的是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态度，以及对其民族身份的承认，它包括群体认识、群体态度、群体行为和群体归属感。而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民族认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感性的归附”，而国家认同则是一种后天“理性的建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存在交集，却又并不完全重合，两种认同处于相对紧张的关系之中，现代国家的建构，在某种意义上，更像是一种“认同的争夺”。
一个民族成员在自我的认同体系中，自觉地将国家认同置于民族认同之上，乃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外在表现，是多民族国家国家巩固和民族和谐的基本前提。然而，现实生活却并不是理想图景的翻版，在我国少数民族中，尤其是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中，认同失谐与认同错位的现象还比较严重。由于边疆区域与中心区域的地理距离一定程度上阻隔了国家与边疆地区的互动，边疆少数民族与国家主体民族又属于不同的文化群体，具有指向相异的民族认同和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导致了边疆民族对国家的疏离感和对主体民族文化的相异感；与此同时，边疆作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过渡区域，与邻近国家的地理距离十分相近，边疆民族因同一民族跨国而居形成了与他国同族居民同文同种的社会文化网络，使以地缘为基础、以族缘为纽带的跨国流动十分便利，边疆民族重民族身份，轻国家认同的现象比较突出，其国家认同具有模糊性、摇摆性和选择性。这种国家认同的模糊性、摇摆性和选择性，成为影响我国国家巩固与边疆安全的重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它导致了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在边疆地区贯彻和实施阻力增大或流于形式，引发并加重一系列社会问题，给边疆社会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压力，增大了分裂主义思想和活动的可能性，同时也为敌对势力分裂我国提供了可乘之机。
（2）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合：何以可能
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差异，如果超出了维系国家共同体正常运转的底线，那么必将成为威胁国家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的非传统安全因子。因此，整合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以统一的政治文化统摄多元的民族政治亚文化，就成为了族际政治整合的首要任务。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合，并不是要去除各个民族对自我民族身份的认同，而是要使各个民族对公民身份的认同优先于对民族身份的认同。在这里，我们所说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因为场景轮换而不断交替凸显民族身份或国民身份的过程。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共存于个人的观念和意识中，是个人多重认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依据不同的情境，强调或突出某一种认同。在特定场合或情境下只强调或突出一种认同，并不等于用一种认同取代另一种认同，也不意味着另一种认同的消失。一般情况下，我们对于身份和认同的情境性选择并非由两种认同之间的矛盾或冲突引起，而是由具体情境决定，它包括至少三个要素：我们的接触对象、我们与对方进行交往的模式、我们对这一交往的预期。而族际政治整合就是，在涉及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的特定环境之中，各个民族成员在认同的序列上，必须将对国家的认同置于对自己民族的认同之上，这就要求我们除了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促使区域经济发展平衡，解决中心与边缘的经济失衡、消除各个民族相对剥夺心理外，还需要在承认双重认同、尊重文化多元的基础上，以公民文化为国家认同的形成基础，建构一元政治意识，即国家意识。
在民族认同与公民认同的整合中，政治文化的一体与民族文化的多元，公民身份的一体与民族身份的多元，其实是国家建构中的一体两翼，两者皆不能废黜，既不能过于强调政治文化的一体而戕害民族文化的多元，也不能秉承极端多元文化主义的旨趣，单纯强调民族文化的多元而忽略政治文化一体的建构。认同整合实质上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对于国家而言，在保障民族成员作为个体享有的自由参政、社会安全和经济福利权利的同时，还要保障民族作为一种异质性要素延续本民族集体及其文化的权利，这不仅是国家合法性的来源，而且也是民族成员国家认同建立的基础。另一方面，国家制度规范的有效运转、国家认同意识的建构，也有赖于各民族成员真正认可、遵循和践行公共领域的准则，积极参与国家的公共生活，自觉维护国家的统一性。这不仅有助于民族成员个体和集体权利的实现，而且还有助于民族成员在公共权力、仪式符号、节日庆典的日常参与或体验中，超越各种狭隘性的民族、种族、宗教等认同形式，建立起对于国家政治权威、公共准则乃至一种历史文化共同体的认同。
4．族际政治整合的机制建构
族际政治整合的机制涉及的是族际政治整合的目标体系和价值取向如何实现的问题。概而论之，族际政治整合的机制主要有：
其一，制度机制。这是通过国家制度的设计和构建而促进族际政治整合的方式及过程。国家制度是国家运行的基本框架，也是处理族际关系，实现族际政治整合的最有效方式。其二，政策机制。这是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促进族际政治整合的方式及过程。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策一般是指国家在公共生活中输出的有关少数民族的政策。各种民族政策都会对族际政治关系产生调节作用，是调节族际关系的主要手段，也就成为了族际政治整合的重要机制。其三，政党机制。这是通过政党功能的发挥和政党的具体活动而促进族际政治整合的方式及过程。其四，意识形态机制。意识形态是一套由国家或政党倡导的系统化并具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观点，涉及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根本性问题，一般都经过了系统的论证，并经由大众传播系统和宣传系统而广泛传播。意识形态的宣讲与灌输对于国家塑造各个民族对国家核心价值的信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五，民族工作机制。多民族国家为了有效应对复杂的民族事件，往往设立专门的机构来处理民族事务，协调民族关系，出台民族政策，开展民族工作，促进民族团结。其六，国民教育机制。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国民教育是一种一体化的同质化的国民教育。国民教育内容的普及和教育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发挥，都会对由各个民族成员组成的国民造成深刻的影响，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各个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进而影响到族际政治整合。其七，政治权威机制。政治权威是族际政治整合的核心力量，族际政治整合离不开权威，特别是国家权威的存在和运用。国家权威在族际政治整合方面，可以保障族际利益的分配正义，族际博弈的规则制定，族际秩序的控制保障，族际冲突的矛盾化解，国家认同的有效建构。其八，族际协商机制。族际协商机制是对传统的行政或精英主导的控制机制的反思、矫正与补充。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为各个民族，不同群体以及公民参与社会和政治事务提供了基本保证，建设和发展族际间多种多样对话平台和表达渠道，在民族地区发展协商民主，促进不同层面的群体之间对话才能从根本上促进族际政治整合与国家的政治稳定。
（三）族际政治整合的研究评析与未来展望
从族际政治整合概念的提炼到研究的展开，才不过短短几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学术界关于族际政治整合的研究也出现过一些有价值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学术界关于族际政治整合价值取向的相互驳斥、相互角力，体现出族际政治整合研究的学术活力与发展前景，但从总体上讲，族际政治整合的研究还处于婴儿学步阶段，还存在着成长中的稚嫩与不足。这种稚嫩与不足，构成了族际政治整合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基本走向。
1．族际政治整合研究视野的拓展
当前学术界关于族际政治整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大领域，一个是族际政治整合理论构建，研究兴趣体现为聚焦于族际政治整合的逻辑起点、价值取向、机制构建等。另一个领域是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的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认同危机与民族冲突之上。学术界的研究兴味表明了学术界族际政治整合研究明显的问题意识和将族际政治整合研究理论体系化的自觉努力。不过，学术界研究兴趣的过于集中，也从侧面反映了学术界研究视野还没有走向开放。族际政治整合普适性理论是建立在对一个个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共性的提炼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模式个性的分析，所谓共性的提炼就无异于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因此，族际政治整合研究若要走向深入与阔大，就必然要求对多民族国家具有典范意义的族际政治整合模式，如美国与加拿大的多元文化自治模式、苏联的一元化族际政治整合模式、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模式进行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意识地构建起族际政治整合的类型学、族际政治整合的比较学、族际政治整合的评价学，尽可能地拓展丰富族际政治整合的研究论域。
2．族际政治整合研究论域的深化
当前族际政治整合研究论域主要特点在于侧重抽象整合理论的建构，忽视整合具体问题的分析；侧重整合宏观的探讨，缺乏整合微观的支撑，侧重整合静态结构的描述，缺乏整合动态过程的描摹；侧重整合共时态的分析，缺乏整合历时态的解读。因此，族际政治整合研究进一步的深化，必然要求族际政治整合研究走向理论建构与问题分析并重，宏观探讨与微观分析并重，静态描摹与动态分析并重，共时态分析与历时态分析并重。理论建构与问题分析并重，即整合研究不但要求建构族际政治整合的分析框架和逻辑体系，而且还要对国族建设、国家认同建设、族际政治生成、族际政治博弈、族际政治沟通、族际政治协商等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这是使族际政治整合理论血肉丰满的必要途径。宏观探讨与微观研究并重，就是族际政治整合不但要研究民族国家形成以来，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普遍做法，而且还要探讨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基于地理、政风、民俗、经济、宗教等因素而形成的特殊性，这是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基础。族际政治整合静态描摹与动态分析并重，就是族际政治整合研究不但要求分析整合的结构体系、制度设计、政治文化等静态方面，而且还要求研究民族之间的政治博弈、民族与国族之间的政治互动。族际政治整合共时态研究与历时态研究，就是族际政治整合不但要研究当代、当前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而且还要对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历史演变进行追溯。当前学术界对我国族际政治整合研究，其学术兴趣主要集中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族际政治整合的实践，少有关于我国王朝国家时代族际政治整合的探讨。这不但使得当前族际政治整合无法吸收传统族际整合的优良之处，也使得我国族际政治整合研究无法站在历史的高度去纵览前贤成败、古今盛衰，从而总结经验教训，以资于当下之治道。
3．族际政治整合研究工具的革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族际政治整合研究高效化的一个前提就是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综观学术界关于族际政治整合的研究，主要是从国家与民族二元关系维度出发，利用政治权力的研究范式研究族际政治整合问题。政治权力的运行关系到族际政治整合的本质，是理解族际政治整合的主线之一。运用政治权力研究范式可以便利我们深入地研究族际政治的整合主体、政治制度、权力运作、政治文化等，但是，仅仅满足于政治权力的研究范式，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族际政治整合研究的单薄化，甚至单一化。因此，当前我国族际政治整合研究若要进一步拓展，必须引入更为多元的研究范式，从不同角度全方位地对族际政治整合进行透析，如政治系统研究范式的引入可以考察族际政治整合与族际环境的双向互动，政治心理研究范式的引入可以考察民族共同体行为模式的隐性动因，政治角色研究范式的引入可以考察族际政治精英博弈，政治决策研究范式的引入可以考察族际政治决策行为等。只有在多样研究范式的介入下，我们才能构建起立体化、多维化的族际政治整合研究体系。
三 理论框架
分析框架是我们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和分析工具，是剖析研究对象的解释架构；理论运用是研究过程中所寻求的理论支点，是研究、推理和论证的支柱；研究方法是研究的策略、手段和方式，是研究的具体技术工具；三者相互联系相互支撑。
（一）分析框架
分析框架作为研究对象的解释框架，涉及各个章节配置的逻辑推演。分析框架的选定，并不是研究者主观臆断的产物，而是由研究对象客观规定的产物。“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研究，涉及苏联各个历史时期整合模式的形成与演变。研究对象的历时性特征决定了我们要从总体上把握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就必须采用历史分析框架，从因果性角度揭示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环境下的共性与个性，也只有采用历史分析框架，我们才能从宏观上把握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建构与演变的脉络。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要求，任何一种社会政治事物的产生、发展和演化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只有将研究对象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与历史阶段之下，我们才能认识事物的自然过程和内在本质。正如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指出的：“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在历史分析框架之下，本书章节配置的逻辑为：苏联族际政治整合的历史环境是什么？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是如何建构的？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涵括了哪些内容？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是如何僵化的？又是如何崩溃的？其历史演变的教训又是什么？
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研究的总体框架是针对苏联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而拟定的。在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研究章节内部结构的安排上，采用的是族际政治整合研究框架。族际政治整合研究框架是云南大学周平教授从政治学角度研究民族问题的一个开拓性成果。这种研究框架，其逻辑推演如下：首先是族际政治整合的逻辑起点，即在多民族国家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之中同时生活着多个民族共同体，这就是多民族国家的本质特点——多元一体。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本质特点所产生的内在张力，决定了多民族国家必须进行族际政治整合，这是多民族国家维持政治共同体稳定与统一这个根本“目的”的前提。那么，为了实现国家共同体的稳定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应该朝何种“方向”努力呢？这就涉及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与选择。族际政治整合的“方向”确定之后，接下来顺理成章的就是多民族国家应该通过何种“方法”在选定的“方向”上朝着既定的“目标”迈进的问题。这就涉及族际政治整合的机制。因此，本书在具体的章节逻辑演绎就是：整合的逻辑起点——整合的目标体系——整合的价值取向——整合的路径选择——整合的技术路线——整合的特征提炼。
（二）理论运用
1．政治系统理论
政治系统理论是在一般系统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般系统论认为，系统就是指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要素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和复杂关联关系的整体。1953年戴维·伊斯顿将系统论用于政治学分析，开创了政治系统理论。戴维·伊斯顿认为，政治系统就是在社会系统中与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有关的互动行为。戴维·伊斯顿政治系统的定义包含三层意思：首先，政治系统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次系统；其次，它是由人们的互动行为所组成的；最后，这种互动行为必须与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有关。
在戴维·伊斯顿看来，政治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与环境系统处于相互交动之中。在环境系统与政治系统互动的过程中，环境系统会向政治系统“输入”干扰或压力、要求或支持，刺激政治系统做出应对。政治系统为了维持系统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将来自“环境的影响流”转换成政治系统的“输出”，从而对社会做出权威性的价值分配。随着政治系统的输出和权威性价值的分配，政治系统又反馈于环境。反馈是政治系统对环境系统的一种反作用，它是政治系统调适自己，以便适应环境系统要求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改变环境系统以适应政治系统维持自身稳定的过程。政治系统的反馈（政策输出）又可能会导致环境系统产生新的要求，而这种新的要求又一次输入政治系统，并导致政治系统进一步的输出。政治系统与环境系统就在循环往复、不断变化的运动过程之中，维持着动态的、微妙的平衡。
本研究对政治系统理论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坚持政治系统理论的整体性原则和相关性原则，不但要将政治系统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而且还要关注政治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与各个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本研究尤其注重政治系统理论动态开放性原则的把握，具体而言，就是将苏联族际政治模式看作两个系统（政治系统与族际环境系统）交相互动的产物。政治系统之所以完成了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构建，是与苏联特殊的族际环境系统，包括物质经济系统、政治法律系统、历史文化系统、国际政治生态系统密不可分的。政治系统输出族际政治整合模式之后，族际环境系统在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反作用之下，又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再一次输入政治系统，政治系统却拒绝为族际环境系统的输入做出反应之时，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就走向了僵化。当政治系统拒绝调适自身，而族际环境系统又输入越来越大的压力，并使政治系统无法维持自己的“边界”之时，政治系统就走向了崩溃，作为政治系统输出的产品——族际政治整合模式，就理所当然地走向了毁灭。
2．政治权力理论
政治权力是政治学古老而核心的概念之一，历来就是政治学的研究中心。所谓政治权力，实际是人们选择以力量对比和力量制约方式作为实现和维护自己利益要求的过程中，聚集形成的一种力量，它是在特定的力量对比关系中，政治权力主体拥有的对其他社会和政治力量及其他政治权力客体的制约力量。政治权力在本质上表现为特定的力量制约关系，在常态下必然成为公共力量，政治权力由此成为特定的公共权力。政治权力是国家统治的支柱，是推动政治系统运作的源泉。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形态各异，但是族际政治整合表象之后，无不蕴藏着政治权力纵横捭阖的影子。这一点在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苏联的族际政治整合模式是建立在斯大林“集权体制”之上的一种整合模式，集国家大权于一身的苏共中央，借助压力型的政治集权体制和政治权力自上而下地运行，推动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运转。离开了对政治权力的考察，我们就无法把握苏联族际政治整合的本质，也无法从根本上把握苏联族际政治整合的运作。
借助政治权力理论，我们可以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对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展开分析。从静态维度上讲，政治体系是族际政治整合的载体和政治外壳。我们可以通过考察苏联的政治体系，把握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内在的组成部分，包括族际政治整合的原则理念、制度设计、机构设置是如何“组装”的。从动态维度上讲，政治权力作为一种约制力，必然会与政治权力客体发生一系列的作用与反作用行为。因此，从这个维度上，我们可以考察苏联族际政治整合的政治管制行为、政治参与行为、政治互动行为、政治博弈行为等。通过考察苏联政治权力的力量发源和运作，我们可以把握苏联族际政治整合的发端与运行轨迹；通过考察苏联政治权力主体与政治权力客体之间的互动，我们可以把握苏联族际政治整合的内在张力是如何产生、强化，并最终导致整合失败的。可以说，政治权力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把解剖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锋利的手术刀，是我们观照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表里与动静的显微镜。
（三）研究方法
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研究涉及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但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有四种：系统分析法、利益分析法、精英分析法和文献分析法，其中，系统分析法又是本研究最为倚重的一种研究方法。
1．系统分析法
系统分析法是将研究视角定位于研究对象的整体层面，从宏观角度把握一切与系统运动相关的要素，包括系统内部各个要素及系统外部各个要素，从而保证对系统运行轨迹的全面考察的一种方法。由于本研究围绕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展开，不但要考察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内在结构，而且还要考察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是如何发展与演变的，这就要求深入把握政治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交动。因此，选择系统研究法可以保证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研究的整体分析与个体分析相统一、历时性分析与共时性分析相统一、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统一。
2．利益分析法
利益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分析的一个基本方法。它是从利益角度分析人们结成政治关系并展开政治活动的深层动因，从而揭示政治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民族作为一个人群共同体，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政治活动，也是围绕着民族的根本利益而展开的。周平教授认为，“族际政治涉及的是人们的根本利益。族际政治不论是冲突的类型还是合作的类型，都围绕着相关民族的根本利益展开，或者说，都聚焦于民族的根本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也是“理性经济人”，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也是民族共同体基于利益最大化理性选择的结果，族际政治整合一个根本性的方面就在于利益整合。因此，选择利益分析法，是我们把握族际政治及族际政治整合行动逻辑的根本要求。
3．精英分析法
精英分析方法的一个基本的假定为：政治精英是人类社会固有的特征。按照这样一个基本假定，民族政治精英就是多民族国家的固有特征。族际政治整合的效力很大程度上倚仗对民族精英的整合程度。因此，族际政治整合研究就不能不对民族精英给予足够的关注。正如周平教授所说，“民族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活的基本构成单元是民族政治人，即民族政治生活中存在和活跃着的各种具有明确的政治人格特征的个体角色。……要全面地把握民族政治结构、政治过程的形成和运行状况，就不能不考察民族政治角色，尤其是那些典型的民族政治角色”。民族政治精英作为民族共同体的代言人，在族际政治整合中发挥着先锋和砥柱的作用，从政治精英的角度切入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苏联族际政治整合进行提纲挈领式的解读。
4．文献分析法
文献分析法主要指在全面搜集文献的基础上，经过对文献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鉴别与整理，以及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运思与研究，形成对研究对象科学认知的一种方法。对于学术研究活动而言，如果说研究框架和逻辑体系决定了研究活动所能达到的高度，那么对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的解读、学习、批判或借鉴就决定了学术活动所能达到的深度。因为任何科学研究都是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展开的，只有在对前人研究成果研习的基础上，学术研究才能走向沉稳与厚势。
（四）研究架构
在历史—逻辑的复式分析框架之下，本研究由导论和正文两大部分组成。导论部分主要阐明本论题的研究缘起、研究意义，并在鸟瞰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本论题的研究框架、理论基点、研究方法和研究体系。
正文分为六章。第一章是对苏联族际政治整合环境的分析，主要回答的问题是：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构建的？本章表达的主要观点为：苏联族际政治模式整合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苏联成立前后特殊的族际环境对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建构与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本章研究的目的是为后文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研究设定一个研究平台和背景。本章分为四节，其逻辑关系为物质经济环境系统、政治法律环境系统、历史文化环境系统属于苏联国家内部环境系统，国际政治气候系统属于苏联国家外部环境系统。其中国家内部环境系统对于苏联族际政治整合和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形成起主要作用。
第二章是关于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形成的论述，主要解决的问题是“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是如何形成的”。本章的主要观点为，在列宁时期，苏俄就开始了族际政治整合，列宁所创设的族际政治整合思想和制度成为后来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滥觞。斯大林执政后，在环境系统的变迁与政治领袖政治品质相互交动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元化族际政治整合模式。本章按照时间序列共分两节，一节是列宁对族际政治整合的初步探索，另一节是斯大林时期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形成，其中列宁的探索是苏联族际政治整合的渊源，斯大林的构建是苏联族际政治整合的流变。
第三章论述的是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内容，主要回答的问题是：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是什么？本章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主要是从结构体系、价值取向、整合路径、运行机制、特征提炼五个方面来分析的。其内在逻辑结构为：结构体系、价值取向、整合路径、运行机制是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构件分析，特征提炼是对苏联族际政治模式的总体观照。对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构件分析又是从静态与动态两个维度展开的。其中，静态维度研究苏联族际政治整合的主体、客体、结构、目标、任务、价值取向；动态维度层面，着重研究了苏联族际政治整合的路径与机制。
第四章论述的是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沿承与调整，主要回答的问题是：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是如何走向僵化与停滞的？本章的主要观点是，赫鲁晓夫时期，由于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路径依赖，以及赫鲁晓夫对族际关系的盲目乐观，赫氏对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调整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更是重新悄悄地“斯大林化”，并随着社会发展的全面停滞，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也走向了僵化。族际整合模式的僵化与族际环境的变迁两者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张力，最终使得政治系统不得不承受族际环境变迁产生的越来越大的冲击力。
第五章论述的是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崩溃，主要回答的问题是：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是如何崩溃的？其基本结论为：勃列日涅夫时期，族际政治整合模式虽然面临着族际环境变迁产生的巨大冲击力，但是，族际政治整合模式内蕴的五大纽带——生存—命运纽带、历史—情感纽带、意识—信仰纽带、政治—人事纽带、经济—利益纽带——牢牢地维系着国家共同体，使得族际冲突不至于威胁到国家共同体运转与存续的底线。戈尔巴乔夫时期，族际矛盾由累积走向深化的同时，戈氏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改革过程中，苏共逐渐走向了分歧、分裂，甚至瓦解。苏共政党力量的消退最终使得系缚在国家共同体身上的五大纽带走向了弱化或断裂，族际政治整合模式也由此走向了无可挽回的深渊。
第六章是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检讨和反思，主要回答的问题是：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何以“始于成功而终于失败”？并在反思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成败的基础上，探讨了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规律性问题。本章将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成败，归结于“历史合力”的结果。在辩证法指导下，本章从内部原因与外部原因、宏观原因与微观原因、浅层原因与深层原因三个方面，探讨了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成功之因。同时，本章还从内部原因与外部原因、历史原因与现实原因、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三个方面，反思了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失败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