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发达国家注重与区域性组织开展金融合作

一 日本与东盟开展多层次金融合作

1967年8月8日，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五国外长在曼谷发表了《东南亚国家联盟宣言》，宣告东盟正式成立。《日本经济新闻》8月8日报道了东盟的成立，翌日刊登了东盟成立宣言。但是，日本对初期的东盟持消极态度，直到1977年8月东盟创立10周年之际，日本时任首相福田赳夫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发表了被称为“福田主义”的演说。该演说中首次以日本官方的身份公开提出要与东盟进行积极合作，是日本重视与东盟组织发展关系的开始，标志着日本对东盟外交政策的正式形成。此后，日本与东盟在贸易与投资、能源、旅游等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显著成果，尤其在金融领域展开了包括政策协调与危机救助、经济援助、日元国际化与亚元区在内的多层次合作。

（一）日本对东盟展开政策协调与危机救助

日本与东盟的金融合作是东亚合作（东盟与中日韩“10 +3”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大背景是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日本最初的构想是通过合作确立其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

1997年7月，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发生危机的国家（地区）相继出现了货币贬值、金融机构倒闭、股市暴跌等现象。为了应对东亚金融危机，1997年9月，日本政府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设想，倡议组成一个由日本、中国、韩国和东盟国家参加的组织，筹集1000亿美元资金，为遭受危机的国家提供援助。不过，有关AMF的构想很快就因美国和IMF的反对而搁浅。1998年10月，日本又提出了“新宫泽构想”，倡议建立总额为300亿美元的亚洲基金，其中150亿美元用于满足遭受危机的国家的中长期资金需求，150亿美元用于满足这些国家的短期资金需求。“新宫泽构想”不仅受到了遭受危机的国家的欢迎，也获得了美国和IMF的支持。到2000年2月2日，按照“新宫泽构想”为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提供了210亿美元资金，其中135亿美元为中长期贷款，75亿美元为短期贷款。“新宫泽构想”还为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提供了22.6亿美元的贷款担保。

与此同时，东盟国家也开始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东亚合作的潮流之中。1999年10月18日，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在“东亚经济峰会”上提出建立“东亚货币基金”的倡议，主张从东亚开始进行多边协议，然后逐渐扩大到其他亚洲国家或地区。1999年11月，东盟“10+3”峰会在马尼拉通过了《东亚合作的共同声明》，同意加强金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对话、协调和合作。根据这一精神，东盟“10+3”的财政部长在泰国清迈达成了《清迈协议》。该协议中涉及金融合作的内容包括：充分利用东盟“10+3”的组织框架，加强有关资本流动的数据及信息的交换；扩大东盟的货币互换协议；在东盟与其他三国（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构筑两国间的货币互换交易网和债券交易网等。2000年8月，东亚13国中央银行将多边货币互换计划的规模从2亿美元扩展到10亿美元。在2000年和2001年举行的东盟“10 +3”及“10+1”会议上，各国又进一步落实了《清迈协议》的内容，扩展了东盟互换协议与双边互换网络和回购协议。

（二）日本在东盟地区的主要角色是经济援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在东盟地区始终扮演着经济援助的角色，也就是日本学者所说的“经济合作”。这些经济援助是为了确保海外资源供应的稳定，为海外投资和出口振兴提供延期付款和出口信贷等金融支持。

战后时代，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就占其双边官方发展援助（ODA）的45%以上，这些援助主要是有束缚性的日元贷款，也就是说受援国要用贷款所得资金购买日本企业的物品和服务，这样经济援助就变成了政府向企业发放的出口订单，起到了出口补贴或出口信贷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已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东盟仍然获得35%—40%的日本双边ODA，这些资金很大一部分被投入能源领域，以保证东盟对日本的能源供应，实现了“资金回流”。在90年代的东亚金融危机中，日本是对东盟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最多的国家，除通过IMF、亚洲开发银行（ADB）提供巨额援助外，还提供直接援助。其中，最大的一项是300亿美元的官方援助。2006年3月，时任日本外相的麻生太郎同时任马来西亚驻日大使的马尔兹齐签署了《日本—东盟统合基金协议》，日本出资75亿日元（约合6250万美元）。2007年3月，日本与东盟签署了向东亚青年交流基金和东盟与日本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基金各提供1.96亿美元和5200万美元的援助协议。2009年10月，日本表示，从2009年起向旨在发展东盟成员国信息通信技术的基金会提供10万美元资金。2011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召开的日本和东盟10国首脑会议上，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表示，为了加快东盟经济共同体的连接，日本给东盟提供2万亿日元（约合250亿美元）的基建援助项目，这2万亿日元出自ODA及民间投资。

在与东亚的中国、韩国等国外交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日本运用资金支持的方式，与东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使东盟成为其维护在亚洲的政治地位的有力支持者。

（三）日本设想日元国际化与建立亚元区

1978年12月，日本大藏省提出了“正视日元国际化，使日元和西德马克一起发挥国际通货部分补充机能”的方针。1985年，日本外汇审议局发表了《关于日元的国际化》等一系列官方文件或协议，正式推进日元的国际化进程，以挑战美元霸权。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对东盟各国的大规模投资和经济援助，是日元国际化的有力实践。20世纪90年代，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日本经济步入低谷，日元国际化进入停滞阶段。但以伊藤隆敏为代表的一些日本学者却认为这是“日元国际化最后的好机会”。

随后，日本开始主推亚元区的形成。关于建立亚元区（东亚元区）的设想最早是由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1997年东盟国家首脑会议上提出的，这一设想来源于东南亚各国尤其是东盟成员国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得到的直接教训。2005年后日本投入了全部的热情促进亚元形成，先是提议中、日、韩三国联合币制，后又由亚洲开发银行行长的特别顾问河合正弘推出一个由一篮子亚洲货币组成的概念性的货币单位，货币“篮子”包括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及韩国。

日本积极推动亚洲货币一体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日本和东亚经济联系的不断加强，形成了这一地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东亚货币金融秩序的稳定是日本巨大的经济利益所在。诺贝尔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在2000年泰国清迈召开的会议上就曾说，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入发展，世界很可能出现一个以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为中心的金融稳定性三岛。而日元国际化为这个稳定性三岛做出前期准备和试验。目前，欧元区和美元区的发展正热火朝天，而亚洲的货币合作却仍未付诸实施，正处于停滞状态。如果亚元区可以横空出世，亚洲国家将因一个更为平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出现而受益。

二 美国通过金融合作巩固在拉美的霸权地位

由于历史原因，美国一直将拉美地区视为自家后院，对于这一地区的国家也保持着长期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为了巩固在拉美的霸权地位，美国通过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推进拉美美元化以及以美洲开发银行为媒介与拉美实现金融合作。

（一）美洲经济一体化主要依靠自贸区与美元化

20世纪80年代，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欧洲共同体和日本羽翼日丰，他们不仅在各自所在地区排挤美国势力，而且还把触角伸向拉丁美洲。为了巩固经济实力，维护霸权地位，美国开始了美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1990年6月老布什提出开创“美洲事业倡议”。1992年年底，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4年1月1日正式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同年9月“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隆重推出。此后，美国与拉美一些国家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并就有关自由贸易框架协议达成了共识。

由于与美国的关系日益紧密，加上本地区经济的实际情况，拉美开始了经济美元化的进程。所谓“经济美元化”，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最低层次的经济美元化，即在经济生活中广泛使用美元；二是中等层次的经济美元化，即本币与美元采用固定比价，典型的方式是实行货币发行局制度；三是最高层次的经济美元化，即以美元作为本国的法定货币。基于这三个层面，拉美各国开始了不同程度的美元化进程，如阿根廷实施了本国货币比索与美元挂钩（1:1）的政策，在国内继续使用比索；巴拿马、厄瓜多尔和萨尔瓦多则完全取消本国货币；危地马拉允许美元流通合法化。不过，随着形势变化，经济美元化给拉美各国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和后遗症。如厄瓜多尔作为世界第一香蕉出口大国的优势不断减弱，直到美元从2007年开始贬值后这一趋势才得到扭转；阿根廷本币币值长期高估，外贸和财政状况恶化，并出现金融危机。

因而，近年来，部分拉美国家在贸易和融资等领域出现了明显的“去美元化”倾向，即减少美元在外贸和金融体系中的比例，加强本币的地位和作用。2008年9月，巴西和阿根廷中央银行签署协议，确定从当年10月起两国双边贸易可以使用各自的货币雷亚尔和比索进行支付结算，不需要美元作为中介货币。部分拉美国家在2007年还发起成立了“南方银行”，其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摆脱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制约，实现拉美金融独立。

（二）美国援助拉美主要渠道是美洲开发银行

美国援助拉美的早期资金来源是成立于1934年的华盛顿进出口银行。据1941年12月31日华盛顿进出口银行报告，总计485亿美元的贷款分配到20个拉美国家，1945年7月1日的华盛顿进出口银行报告中也列出了1940—1945年授权给拉美的40亿美元的援助，主要用于开发战略性原料产品及同其他国家的经济渗透作斗争。1959年在美国的支持下建立的美洲开发银行成为继华盛顿进出口银行之后的又一重要援助机构。美洲开发银行成立于1954年4月，1960年10月正式营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目前，它已成为拉美各国获得外国官方贷款的主要渠道之一。

美洲开发银行资金分为普通资金、特殊业务资金和地区资金，主要来自各成员国认捐。由于美国在其中投入的资金最多，根据银行章程其占有绝对优势的表决权，尤其是对拉美贷款国拥有否决权，所以美洲开发银行实际上由美国操纵着。这种局面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才有所转变。受其他西方国家资金的借入和拉美各国在银行资金中的比重增加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对银行的控制权已有所削弱，但目前其仍是银行的主控者。

在过去50多年中，美洲开发银行为拉美提供了2000多亿美元的贷款，其中普通资金1800多亿美元，特殊业务资金190多亿美元，地区资金20多亿美元。巴西获得的贷款最多，为420多亿美元；其次是阿根廷，为310多亿美元；墨西哥为300多亿美元；哥伦比亚为180多亿美元；秘鲁为100多亿美元。贷款主要分布在能源、农业、渔业和工矿业等部门。美洲开发银行在促进拉美各国基础部门的发展、改善拉美弱小国家的处境以及推动拉美地区一体化进程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美洲开发银行也给拉美带来了不小的消极影响：农牧业资源被攫取；并逐渐沦为西方国家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的场所；尤其是美国不时利用在银行的投票权威胁拉美国家，使拉美屈从于美国的意旨。

三 美国与欧盟在金融领域合作与竞争并存

欧盟与美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双方经济总量占世界GDP的一半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曾依赖于美国的保护。随着欧盟的建立和发展，美国与欧盟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特别是在金融领域。

（一）美国与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各国建立国际货币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西方国家构思和设计了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美国在此期间取得了资本主义世界盟主地位，美元的国际地位因其国际黄金储备的实力得到稳固。在这一背景下，1944年7月，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总称为布雷顿森林协定，并于1945年12月27日批准生效，标志着国际货币体系进入美元时代。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第二，其他会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即同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关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暂时结束了战前货币金融领域里的混乱局面，维持了战后世界货币体系的正常运转。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资本主义体系危机的加深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各国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美国经济实力相对减弱。20世纪70年代，美国相继两次宣布美元贬值，此后各国纷纷放弃本国货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制，采取浮动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此后，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一段向浮动汇率制过渡的时期。

1976年，IMF通过《牙买加协定》，确认了浮动汇率的合法性，继续维持全球多边自由支付原则。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储备结构单一、美元地位十分突出的情形相比，在牙买加体系下，国际储备呈现多元化局面，美元地位有所削弱，由美元垄断外汇储备的局面被打破。但美元仍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

1993年，欧盟成立。1999年，欧洲货币一体化结出硕果，推出了统一的货币——欧元，其逐步成了唯一能与美元相抗衡的新的国际储备货币。欧洲区域建立经济货币联盟的阶段，从欧共体马德里首脑会议的《关于欧共体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报告》开始到欧元正式取代成员国本币而成为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唯一法定货币，欧洲区域金融合作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壁垒逐渐消除，实体经济领域的联系日趋紧密，为进一步的区域金融合作奠定了基础。

在2008年全球金融峰会上，时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的总统萨科齐曾提出“世界将不会继续用20世纪的经济工具来运作21世纪经济”的概念，表示美元不应再被认作是独一无二的世界性货币，并随即提出重塑资本主义体系和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目前，欧盟在经济实力和国际贸易方面与美国旗鼓相当，欧元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国际储备货币中正一步一步地排挤美元。IMF数据显示，2012年欧盟按市场汇率计算的GDP为16.58万亿美元，高于美国的15.68万亿美元。有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使得欧元在国际储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美国对欧盟的危机救助主要是货币互换协议

随着欧债危机的日益加深，为拯救市场，美联储出台了一系列危机救助政策，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与包括欧洲央行在内的西方央行签订货币互换协议。货币互换，通常是指市场中持有不同币种的两个交易主体按事先约定在期初交换等值货币，在期末再换回各自本金并相互支付相应利息的市场交易行为。

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恶化，西方央行也不断扩大货币互换规模，以此稳定金融市场。2009年4月，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和瑞士央行西方五大央行签署了总额近30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以改善金融市场的信贷状况。根据美联储的声明，此次互换协议涉及总金额约为2870亿美元，美联储可通过支出美元购买其他央行的货币储备。具体来讲，美联储将从英国央行购买300亿英镑（约合450亿美元）的储备，从欧洲央行购买800亿欧元（约合1080亿美元）的储备，从日本央行购买10万亿日元（约合990亿美元）的储备，从瑞士央行购买400亿瑞士法郎（约合350亿美元）的储备。2011年6月，由于担忧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蔓延，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会议上表决通过延长危机贷款计划，允许欧洲央行向美国寻求更多美元驰援，互换协议的原定截止日期从2011年1月1日延长至2011年8月1日。为了进一步缓解欧洲债务危机，2011年11月，美联储决定与加拿大银行、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欧洲中央银行以及瑞士国民银行采取协调行动，向市场提供流动性，以支持全球金融体系。声明指出，把几大央行之间现有的临时性美元流动性互换利率下调50个基点，该举措从2011年12月5日开始生效，目的是缓解市场流动性压力给家庭和企业带来的冲击，从而刺激经济复苏。此外，美联储再度延长与这5家西方主要中央银行的临时性美元流动性互换协议至2013年2月1日，此举旨在向海外金融机构提供所需的美元流动性，以缓解欧洲债务危机带来的压力。

（三）美国与欧盟加强金融监管合作

随着世界经济、金融全球化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全球性金融危机日益频繁。一旦发生金融危机，不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面临困境，而且很容易扩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其破坏性、传染性大大增强。因此，建立有效的国际金融合作机制、深化与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是目前国际金融界面临的一个大课题。作为世界两大主要经济体的美国和欧盟同样将加强金融监管合作摆上了议程。2010年5月，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在出访欧洲时就表示，在加强金融市场监管的必要性方面，美国和欧洲有着“广泛的共识”，与此同时，德国财政部长任朔伊布勒也表示，欧洲和美国必须更紧密地合作，以加强金融监管。

不过，在金融监管问题上，美国与欧盟也有分歧。近期，欧盟推出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制定了加强对冲基金监管的方案、提出对银行征税建立“银行重建基金”、要求加强金融机构运作的透明度等。欧盟认为，银行必须自己承担金融风险，而投机商在本次欧洲债务危机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对此，美国认为会有损其利益，于是要求欧洲减小金融监管的力度。

此外，2008年金融危机后，以美国和欧盟为主的成员国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主导下签署《巴塞尔协议Ⅲ》, 《巴塞尔协议Ⅲ》是在《巴塞尔协议Ⅰ》和《巴塞尔协议Ⅱ》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巴塞尔协议在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资本监管上发生了以下几点变化：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资本监管的范围，从利率互换、远期利率协议、利率期货、利率期权、货币互换、远期外汇合约、外汇期货、外汇期权等与利率、汇率相关的金融衍生工具，进一步拓展到信用违约互换和总收益率互换等信用衍生工具；金融衍生工具风险资本的计量充分考虑到了抵押、担保等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对资本的抵减作用，以及不同交易工具的风险程度的差别。相比前两个协议，《巴塞尔协议Ⅲ》的规定更加严格，虽然会使银行盈利有所减少，但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国际银行与证券业的监管，保证了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