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克罗茨纳赫笔记》和对世界历史的研究

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同时，为了充分地占有材料、更深入地认识所研究的内容，他还大量阅读了在该地所能获得的历史和政治著作，并按照习惯做了九本详细的摘录笔记。这些笔记是对24本著作及几篇文章的摘要，它们的作者有政治学的古典作家（尼可罗·马基雅弗利、孟德斯鸠、卢梭），也有近现代的德国、法国和比利时作家。其内容包括法国、英国、德国、瑞典、波兰、威尼斯共和国和美国的历史，时间则从公元前6世纪至19世纪30年代、涉及共2500多年世界史的事件。马克思摘要的题目所涉及的方面异常广泛，马克思本人在笔记中也只加进很少的注解和评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笔记是杂乱无章的，或仅仅是一些简单的经验事实。根据马克思选择的资料内容和做的注解与索引，可看出是在明确的观点支配下研究和对比不同国家和时期的历史，所摘引的材料也是明确地为他面临和提出的理论任务服务的。这就是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时所反复研讨的主题：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相互关系、前者从后者异化的历史过程。按照这一主题，全部笔记可分为三组相对独立的研究内容。

第一组内容，是关于所有制，它的产生和在历史不同时代（古代、封建社会、现代社会）的发展及不同形式，财产关系与政治关系的联系，前者对于国家和整个社会制度的影响。它们可以用第二册笔记中占主要地位的标题“所有制及其结果”来概括。

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关于欧洲主要国家封建社会历史的摘录占了相当的篇幅。马克思关注于政治史（王朝及国王更迭、外交冲突、战争等），并侧重于摘录政治变化对社会经济、社会法律过程的影响。例如，在第一、二册笔记中，马克思从德国历史学家克·哥·亨利希的《法国史》中详细摘录的内容，是封建社会的产生过程，封建财产的不同形式，封建国家及最重要机构的形成，以及各种法律关系和制度。马克思对卡洛林王朝的研究，证明了封建国家的军队体制同财产关系的直接联系。在第三、四、五册笔记中，马克思对英、法、德等国历史著作的摘录，主要集中于公共财产转变为私有财产、封建占有的不同形式和封建财产的结构、封建社会内部新的资本主义关系萌芽形式的产生等等。

第二组内容，以第四册笔记索引标明的“等级差别”，第二册笔记条目“贵族”“关于特权的产生”“特权的融合”“市民等级”等为标志，主要是研究阶级的产生和阶级特权、等级特权的性质，以及封建等级向资产阶级社会阶级结构的过渡等方面的材料。经过对欧洲封建制度的研究，马克思获得了关于封建社会阶级、阶层及中间阶层划分的较明确认识。国王“以三重关系出现，对于他的扈从来说他是王侯，对于自由人来说是部族的首脑，……历来是最高的采邑主”。采邑主作为贵族等级，其根基是“恩赐地产或采邑制”,“采邑主的威望与价值‘则’取决于采邑的数量大小”。自由、独立的土地占有者的中间阶层，是随着封建制度的巩固加强而与其融合的。封建等级制的基础则是数量最大的但无权的依附农阶级。马克思还从不同著作中摘录了有关中世纪贵族和城市上层的地位与权利的论述，其中特别是有关特权的产生及其政治权力的根源。马克思确认，封建社会里“任何等级特有的荣誉与尊严都同它的等级、职业相适应”。例如，在摘录法国历史学家比埃尔·达鲁的著作《威尼斯共和国史》时，马克思肯定作者关于“力量”和“卓越的才能”不是社会优先权的分析，将所摘段落概括为“在这里财产就是头衔”，并且不是一般财产，而是地产。在另一本有关《英国史》的摘录中马克思则肯定，“乡绅的地位密不可分地同地产的数量大小相联系”。

马克思在研究封建社会结构发展时，还特别注意了英法两国封建社会内新的资本主义制度萌芽的产生。例如，他以法国为例探究了中世纪城市的产生与发展、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为自己权利而进行的反封建斗争。在菲利浦二世奥古斯特时期，“两个阶级——采邑主和自由人——之间的中间等级，它依靠争取和接受的权利，同强权和独裁相对抗。市民取代了城市居民的地位，城市居民的状况经常是与农奴的状况相同；市民的自由得到承认，接受权利方面达到妥协（通常采用自我行动），这归功于他们的勇气和他们双臂的力量，或者说通过劳动而获得的货币手段”。这个等级唤起了“发明精神”，为“辛勤的手工业劳动和贸易”的迅速发展作出了贡献。在研究英国的相同过程时，马克思还特别注意到王室为了王国政权的利益而支持城市市民反对大封建主的斗争。如约·林加尔德讲到，中世纪的英国在市民阶层与骑士阶层之间并不存在着固定的分界线，它们是彼此融合在一起的。拉斯贝尔格讲到，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一个富裕的商人就可能成为贵族。马克思注明，在13、14世纪的瑞典，同样是“通过服军役而获得贵族的自由，逐渐使旧的氏族制度丧失了它的最富裕的成员”，即自由土地占有者阶层的一部分可以进入贵族的行列。在这部分，马克思还摘录了反封建的起义和农民战争的重要事件。

第三组内容，是国家与法的问题，即立法权与行政权，同专制主义形成相联系的官僚机构及其产生，官员与国王权力间的相互关系，国王的特权，代议制和人民主权等问题。它们以第二册和第四册笔记索引中马克思注明的小条目为标记，反映出国家与法的问题是马克思当时思考的中心。

马克思对法国、美国和德国的历史研究，了解到中世纪的等级代表制机构，是资产阶级国家代议制的历史先驱。在第一册笔记（摘录亨利希著作）中，马克思探讨了法国三级会议的产生、组成和作用方式。在第三册笔记（约·罗素英国宪法史著作摘录）和第四册笔记（约·林加尔德著作摘录）里，马克思通过英国议会（欧洲最古老议会）产生与发展的例子，了解到英国议会的性质与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认识到欧洲先进国家议会制度的局限性，并把它看成拥有大量财产的社会阶层的政治统治形式。例如，在罗素的著作中马克思看到这样的事实，在18世纪末英国的“腐朽的市镇代表”制中，由84名财产主把157名代表派进英国议会，但当人民的看法同政府的看法不一致时，“下议院越来越多地与其说倾向于人民方面，倒不如说倾向于政府方面”。在马克思对法国、美国、议会制度史的摘录中，也反映出这些制度的根本缺陷。对代议制研究的历史材料支持和证实了马克思在同期形成的思想：代议制是在城市与市民阶层的影响日益增长之下，在新兴的资产阶级同王权联盟反对封建主的斗争条件下形成的。它是进一步发展的立宪制，是争取政权或获得统治的资产阶级用以同封建制度相对立的国家形式。因此，它决不像理想化的代议制理论所宣扬的，是人民主权的表现，它所表达的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和物质利益。1843年9月，紧接着笔记写作后马克思给卢格的信中，便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代议制是同封建等级制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关系，它是以政治方式表现了私有制的统治。

在占有广博的历史材料基础上，马克思对以上三组内容——所有制、阶级和国家法关系的研究，为他正在写作中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提供了充分论据和新的启发。在这部“手稿”的后半部分，马克思对问题的论述变得更加清楚和具体，对市民社会及内部结构也越来越引起注意，并明确提出，在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之后，一定要“批判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看法”，即进一步深入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在把“笔记”和“手稿”对比中，可以看到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联系。例如，笔记中对封建财产形式及政治关系的研究，对特权与阶级、政治权力根源的研究，支持和证实了马克思在“手稿”中的论断：“在我们一直在研究其结构的政治国家中，独立性就是以不可转让的地产为最高表现的私有财产”，并且“国家制度在这里就成了私有财产的国家制度”。又如，马克思在第四册笔记中，在摘录了利奥波德·冯·兰克主编的《历史政治杂志》（1832年汉堡第1卷）的有关内容后写道：“在路易十八时代，宪法是国王的恩赐（钦赐宪章），在路易·菲利浦时代，国王是宪法的恩赐（钦赐王权）……主语变为谓语，谓语变为主语，被决定者代替决定者，……因此，当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因素变为主语，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成谓语时——可是，在历史真实中，情况恰恰相反：国家观念总是国家存在的〔旧〕形式的谓语——他实际上只是道出了时代的共同精神，道出了时代的政治神学。这里，情况也同他的哲学宗教泛神论完全一样……一切非理性的形式也就变成了理性的形式。但是，原则上这里被当成决定性因素的在宗教方面是理性，在国家方面则是国家观念。”马克思在这里透过历史的假象，以讽刺的笔调批判黑格尔把国家观念变为主语的唯心主义。同时马克思称为“政治神学”，是批判黑格尔的保守性质，即法哲学把过时的普鲁士国家形式描绘成与国家的“真正理念”相适应的形式。在“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展开这一思想，批判黑格尔把新时代的、已不具有旧政治意义的“等级”（市民社会领域的差异）同封建的旧的等级混为一谈，指出，这还是用新眼光来解释旧世界观的那一套非批判的神秘主义做法，这种非批判性，这种神秘主义，既构成了现代国家制度形式（它的等级形式）的一个谜，也构成了黑格尔哲学、主要是他的法哲学和宗教哲学的秘密。

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还有一部分贯穿于整个笔记的特殊内容，是马克思对法国革命史的研究，它不仅有助于马克思当时的研究工作，而且对《德法年鉴》乃至后来研究的一系列问题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马克思研究革命时期与所有制问题相联系的平等问题，他详细摘引了从人权宣言到“忿激派”关于平等的要求、观点及各派间为此发生的尖锐争论。这些摘录以生动的材料表明了马克思最后达到的见解：资产阶级革命没有、也不可能实现真正普遍的平等和建立尊重人的社会。正是基于对法国革命分析所得来的认识，使马克思不久后提出“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并做出正确的回答。此外对革命中代议制、人民主权、虚假的“普遍利益”的认识等等，都为马克思认识和批判资产阶级革命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并转向共产主义奠定了基础。

《克罗茨纳赫笔记》是马克思完成世界观转变的直接理论准备工作。新编国际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者在概述“笔记”内容的序言中指出：“对世界史、对法国革命历史的研究，对于下述情况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前进到唯物主义立场，并从这种观点出发认清了历史的推动力，首先是关于私有财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私有财产对于政治制度的发展、对个别阶级与社会集团的政策的影响，以及人民群众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马克思研究了最近几个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深信资产阶级不能实现法国革命所宣告的一切人的自由与平等，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性质并得出结论：必须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斗争；这种新制度将消除现存社会的基本矛盾并结束对人的压迫。”

总之，青年马克思在《莱茵报》的经历、经验和获得的认识，在克罗茨纳赫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以及取得的思想成果，为他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转变，为他后来创立新的哲学，揭示历史之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步一个脚印，伟人就是这样起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