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资料搜集与运用

研究方法与历史资料的应用是历史研究两个缺一不可的基本要素。如果说运用新的理论方法是历史研究创新的要旨，那么充分把握和运用史料则是奠定历史研究的灵魂。“用史料说话”，这是治史的基本规范。没有史料就如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史学研究首先得储备必要的史料。在搜集资料方面，应力求全面而完备。笔者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展开实施。

第一，笔者因得益于南开大学图书馆丰富的图书资源，它给资料搜集带来极大的便利。南开大学图书馆的现有大量民国时期“合作运动”及“农村调查”资料，富有“南开特色”；尤其是像《河北合作》、《定县农村合作社县联合社民国二十四年度报告书》、《华北合作》、《合作讯》（华洋义赈会农利股专刊）等特色资料相当齐全，是十分珍贵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另外，该馆藏还有相当丰富的民国时期的期刊杂志和各种中日文资料，这些都已在第二节“学术史回顾与述评”中有特别介绍，在行文之中以注释说明，此不赘述。

第二，北京首都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拥有相当优越的学术资源。笔者曾多次往返京津之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等多处查阅、复印了有关重要资料，检索了相关领域的优秀博硕士论文，收集到吴藻溪、赖建诚等相关著述，更全面地掌握了学术研究动态信息。据笔者所知，南京、上海不仅是当年政治、经济、社会中心，也是倡导农村合作运动的舆论重地，有着更为丰富的相关资料；尤以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的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档案储藏完备。原计划在完成书稿之际，赴沪宁两地进一步收集、补充更多资料，惜因时间关系，竟未如愿；幸亏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汇编的《革命文献（合作运动）》各专集，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关农业合作化及农业经济史料都得到及时搜集、整理与补全。

第三，台湾地区的相关学术研究基本上承接并延续了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有关农村合作的传统，有关合作类的期刊杂志和研究著述较为丰富，尤其是当年致力于合作研究的学者如尹树生、陈岩松等笔耕不坠，年轻学者也热情关注，相继涌现出一大批新成果。笔者承蒙学兄应光辉之惠，帮助搜集到台湾地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华北农村合作运动研究的主要成果——如陈秀卿和高纯淑的硕士论文及其他合作报刊的文章，了解到台湾地区的若干研究现状，接受到更多相关研究信息，使资料来源更为丰富。同时笔者还检阅了相关英文报刊杂志，充分吸收外文资料，扩大研究信息量，提升研究水平。

第四，本书的难点在于有关“乡村社会变迁”的具体史料搜集。就笔者检阅相关农村合作运动的史料来说，反映与农村合作社组织具有相关性的“社会变迁”资料极为少见，相关的历史记录要么缺乏，要么非常零乱，收集不易，将这些资料进一步归纳、整理、遴选、加工的过程就更为艰难。这些资料多散见于当时各种合作类报刊杂志，尤以《合作讯》、《农赈月刊》、《华北合作》中有关各地合作社的通信报道中居多，然而记载不连续，也缺少深度描述。即便如此，笔者力求从中汇点滴而成细流，也能看出乡村社会变迁的基本线条来，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乡村“变迁”的图景和画面。

第五，史料考订是笔者须下功夫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尤其是在有关合作社统计口径不一、数据来源不同的情况下，更需要下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功夫了。如不少前贤在研究中指出，民国时期政府部门的有关统计资料确实存在“水分”，盲目的引用不能说明实际问题。由此，笔者在相关引用、分析中，尽量参照多方面的数据，指出数据来源背景及其可信度。通过相互比照，方可接近“真实”。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行文中文献资料的引用，在多次出现时，为简洁起见，进行了简注。

此外，当代乡村社会变迁研究多运用社会人类学方法，更注重田野调查和口述材料，即当前流行的“实地调研”；在可能的前提下，这种方法可以弥补相关史料之不足。笔者也确有此想法，原拟亲赴河北农村做有关乡村社会变迁的实地考察，一来可结合历史图景和现实风貌，走出历史空间的思维想象，真正从内心深处去感受一下合作运动带来的乡村社会变迁，二来通过访谈若干历史老人，探求更深动、具体的口述材料，回顾当年农村的那种氛围。然因时间关系，终未成行，甚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