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我国农民工的研究比较有限。因国外没有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加之信息资源有限，对我国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研究可供借鉴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对我国农民工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是二元经济形态并存：即以古老村落为载体的传统农业部门和以先进城市为载体的现代工业部门，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逐渐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最终被现代工业部门所吸收。通过对两部门模型分析，刘易斯得出如下结论：发展中国家农村存在边际劳动生产率极低（甚至接近于零）的过剩劳动力，而传统农业部门劳动者收入水平与现代部门（如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又有着巨大的差异，这导致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涌入现代工业部门，即所谓的“无限劳动力供给”。中国社会无疑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但是，中国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却更为复杂，因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更是一系列特殊制度安排的产物，如户籍制度等，农民工这一独特社会群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基于此，拉尼斯·费景汉发展了刘易斯的模式，他认为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之间存在着平衡增长之路，工农业的发展会使劳动力顺利转移。同时，他也认识到人口增长对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影响，一个地区的人口如增长过快，将使得其难以达到经济起飞所需的“临界最小努力”，劳动力就不可能实现转移。还有学者较为深入地研究了城乡边际人问题，但他们更注重对边际人人格与内心体验的矛盾及其原因的分析，而没有更多关注其对社会的影响。近些年，国外对中国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有所增多，与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有些关联的成果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及影响因素。M．莫列尔-法兹奥（M. Maurer-Fazio）等学者对我国120家企业的农民工与城市职工进行了对比调查。结果发现，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比城市职工高，农民工工作时间长，其重新选择工作的信心比城市职工充足。M. C．希伯尔格（M. C. Seeborg）（2000）通过对中国城乡移民原因研究发现：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劳动力。他认为单一的新古典模型对中国移民原因的解释力已经有所不足，应当吸取社会学和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补充新古典模型的解释。A．德日甘鲁（A. De Zhigang Lu）（2006）研究我国城乡移民的工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现有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导致农民工与城市职工收入不同的制度根源。解决的办法是应当废除户籍制度。

2．关于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分析构架问题。美国学者费尔德曼与中国学者悦中山、李树茁合著的《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研究——现状影响因素与后果》一书，首先界定了“社会融合”的概念，利用移民网络的分析视角，建立分析中国农民工问题的本土性的、可操作性的分析框架，并对中国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出台提出相关建议。“国内农民工所处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与国际移民所处的背景有极大差异。但农民工与国际移民在流入地的弱势地位是相似的，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美国的墨西哥非法移民在某些方面非常相似，他们在社会融合过程中面临许多类似的困难罗勃茨（Roberts,1997）”。

3．关于中国农民工社会功能与价值的探讨。爱尔兰学者瑞雪·墨菲在著作《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中，通过对江西省万载县、信丰县和于都县深度田野调查，认为行动者、价值、目标和资源的互动与反馈对乡村社会的变迁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民工通过城市务工开阔了视野，并获得乡村社会不具备的新的资源，返乡时容易受到流出地居民的尊重，并且形成正向激励，形成习俗，从而带动其他人参与其中。怀特·马丁·金（White Martin King）（1999）认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话语在很大程度上从中国的公共讨论中减少了，工人阶级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也降低了。工人阶级并没有平静地接受地位的衰落，劳资冲突时显紧张，工人的抱怨、集体请愿、罢工、阴谋破坏乃至对管理层的人身暴力近年来频频发生。国家虽然颁布了保护工人阶级权益的法律，但是法律执行的效果欠佳，工人阶级缺少有效的制度化渠道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4．关于中国农民工公共服务与公民权的研究。在研究中国农民工问题为数不多的外国学者中，苏黛瑞的著作《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比较有代表性。这本书曾经获得过美国列文森中国研究图书奖，是西方学术界关于当代中国农民工研究领域的重要文献。该书对于流动人口城市遭到的公共产品与城市居民文化歧视等不利处境进行阐释，揭示了农民工权利抗争及制度转型时代的公民权和市场逻辑。另外，翟梁（Zai Liang）和由伯陈（Yiu Por Chen）（2007）对中国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进行了研究。农民工子女教育均等化是农民工及城市教育决策者面临的重要问题。“除了以上这些研究，还有一些国外学者对城乡移民的其他影响进行了研究，如春冲敖（Chun-Chung Au）和J. V．亨德森（J. V. Henderson）（2006）指出，由于中国采取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人口制度，对城乡移民进行严格限制，导致中国的大部分城市达不到规模经济所需的最低规模要求；E．莫波兰德（E. Mobrand）（2006）从政治学的角度对中国城乡移民和国外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中国城乡移民由于不像拉美国家那样组成社团维护自己的利益，如对住房、公共安全和服务的获取，因此他们在城市里难以得到公共服务，他们被捆绑在原始居住区，被地方当局看作汇款来源而加以鼓励，这种地域特征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玛丽·E．加拉格尔在其著作《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中，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劳资关系演变、政府策略变迁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作者认为外国直接投资是中国的劳动关系改变的主要根源，最终结果国家权力得以进一步强化，劳工阶层地位弱化。正是在企业的经济压力与地区分权下以发展主义定位的地方政府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有利于劳务开发的环境，同时却没能强调劳动条件和工人权利。这种发展以工人们的安全、健康和权利为代价。“尽管政策不断变化，发展主义共同的根本性主题却始终保持不变，即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国家主导的力量推动经济进入工业化和现代化”、“政府在处理集体劳动争议中，经常通过政府命令来干预和解决冲突，从而减少对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影响”。

此外，与本研究主题较为接近的是中国农民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如比安科（Bianco）、白思鼎（Bernstein）、日莱（Gilley）等人通过个案从不同侧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形式进行了剖析。欧博文（Kevin O'Brien）、裴宜理（Perry）、赛奇（Saich）、谭睦瑞（Tanner）对我国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状况进行了详细描述和理论提升。总体来说，国外没有学者对我国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直接进行研究。

（二）国内研究现状

从农民工以人口流动与迁移的身份出现时，就已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至今，各学科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口学、人类学也将农民工视为研究对象，形成了多镜像、多层次的研究格局。

目前，对于农民工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中国第一本研究农民工问题的专著是《中国农民工考察》（余红等，2004），书中对农民工历史演进、发展过程和现实进行全面介绍。后来出现许多深入研究农民工问题的书籍，极大地丰富了农民工研究领域。其中一本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李强，2012），它集中探讨了农民工这个特殊社会群体、特殊社会阶层的总体特征及其特殊社会地位与社会功能。该著作的鲜明特色是运用社会剥夺理论来分析农民工遇到的生存困境，并且在书中提出了农民工汇款中体现的“边际心理效益”论点，具有很强解释力，同时认为农民工经常换工作却没能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有其根源，是农民工在职业生涯中没有“档案资料”、“职称评定”的职业记录，因而没能享有“地位继承”和“地位积累”。《中国农民工发展研究》（国务院农民工办课题组编著，2013）全面分析了农民工社会保障、劳动权益维护、子女教育城镇住房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农民工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控政策措施、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政策、精神文化生活、社会组织、土地权益保障、称谓及居民化等问题，内容全面，数据翔实，分析深刻。《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创新与顶层政策设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1）利用政策和理论视角对农民工的总体特征、发展趋势、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公共成本的测算、与统筹城乡发展的关系、就业制度、人口布局及市民化整体性政策框架进行了全面阐述。《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研究》（谢建社，2011）从农民工融入城镇与叛逆城镇分析角度阐述了农民工的生存权、社会保障权、教育权、社会发展权等权利实现问题，并提出农民工社会融入需要构建城市社会的成熟协调机制、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接纳机制等对策建议。《农民工公共服务：国际经验·本土实践·政策建议》（岳经纶，2012）以公共服务为视角，通过对四川省和广州市农民工公共服务及联动合作模式状况进行介绍，并且分析了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农民工公共服务，借鉴加拿大公共服务经验，视农民工公共服务为新的领域，对完善我国的农民工公共服务提出若干建议。虽然上述研究成果表面上都没直接涉及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但是这些著作中的一些观点都与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有着某种联系，为分析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提供了相关背景因素的有益借鉴。

随着农民工群体的日益壮大及党和政府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也更多地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相关的研究成果大致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关于农民工政治参与现状与制约因素。随着对于农民工研究视野的拓展，农民工在政治参与领域的边缘化处境和影响制约因素开始为一些学者所关注。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城市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边缘群体地位和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价值，并对制约因素进行了相关分析。研究报告《武汉市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调查》（徐增阳、黄辉祥：《战略与管理》,2002），运用社会科学实证分析的方法对武汉市农民工做了问卷调查，对一些农民工政治参与基本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关心及政治行为进行初步测量和宏观分析。而论文《流动人口选举权利保障问题探析》（张洪、屈三三：《楚天主人》,2006），从农民工最重要的政治参与权利——选举权入手，对农民工在城市和农村的选举权实现面临的困境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深化选举机制改革方面的设想。论文《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边缘性不可忽视》（郑传贵：《理论与改革》, 2004）和《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农民工政治参与——不可忽视的“四农问题”》（任中平、刘刚：《云南社会科学》,2006），集中对中国农民工在现实社会中的社会地位日趋边缘化的现状进行了总体描述，并将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重要价值和影响放在与“三农”问题平等的地位上。《健全和拓展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杨道忠、陆丹红：《理论观察》,2007）、《农民工政治参与模式变迁及其实现路径选择》（邓秀华：《求索》,2007）等论文中对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弱势地位、参与模式演变过程进行了具体描述，并对政治参与制度不完善，具体参与渠道不通畅及如何深化制度改革做了相关阐述。王楠在《中国政治参与报告》（2011）中系统总结了自2001年以来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将农民工政治参与归纳为两种主要方式及特征，也就是农民工选举参与和接触式参与。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农民工政治参与弱势地位的现状，制约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和治理路径的分析。

2．关于农民工政治参与理论视角。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于建嵘在《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中从社会冲突和集体行动角度来阐释抗争政治的观点有一定的影响力和代表性。他认为农民工维权常会因原侵权方的主动暴力袭击和报复性袭击引发一些比较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刘义强在论文《游民政治：社会风险与群体性事件的结构背景》中认为，游民政治是描述和解释我国农民工政治参与现象的一个核心概念。他认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流动现象的不断增强，加之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持续经济波动，奠定了游民政治的再现的现实基础。近些年频频出现的农民工群体性事件便是其表征。如何在一个现代的、日益开放的、流动性加剧的社会中规制游民政治的发展，有计划地将各种类型的游民群体真正纳入到我国市民社会之中，“化游入土”，应是我国农民工社会政策关注的一个核心要素。

3．关于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目前学者对于农民工政治参与研究内容大多集中在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领域。“学术界对农民工群体政治参与研究多集中在其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这是因为他们作为一个流动的、分散的社会群体易被排斥在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之外，处于政治参与的边缘地位。农民工群体之所以选择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方式，是由于其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缺失和不够通畅。例如，他们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得不到保障；通过媒介进行参与的渠道受限制；通过信访制度进行参与受到阻碍；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偏低”。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研究。在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发生机理方面。于水在论文《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对苏南地区农民工的调查》中运用Logistics模型着重分析了当前农民工对群体性事件的认知倾向问题，表明农民工年龄、适应城市程度、签订劳动合同、体制内维权困难、参与非正式组织与否、心理危机来源和对政府的满意度等因素，对农民工是否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有着显著影响。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最直接因素并不是农民工面临工资拖欠等权益受损问题。只有当农民工自身权益受到了损害，同时他们在现有体制内维权无效的情况下，农民工群体才可能会选择参与一些群体性事件。张岷在论文《新生代农民工中的不同人群对利益诉求和群体性事件的态度分析》中认为，受教育程度与劳动权益保障程度与农民工群体事件的发生有一定关系。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权益保障越好；新生代农民工对群体性事件的认知则越发理性，反之亦然。在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治理建议方面。李煜玘、王鑫《农民工群体性事件影响因素调查研究》和刘纳、范晓光《农民工群体性事件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邓恩政策分析模式应用》在论文中都提出了深化制度改革，给农民工平等的公民待遇；加强法制建设，完善和落实法律法规，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等建议。吕志科、徐婷在论文《农民工群体性事件频发与劳资冲突解决策略——基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中提出，在宏观上政府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中观上企业和工会不断改善人力资源管理，微观上农民工积极提升自身人力资源质量的对策。

总体而言，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研究基本没有涉及，有的只是对于中国农民工经济生活、社会保障及流动价值与意义等方面零星的阐述，这些研究成果对于解决中国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国内学者对于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的研究从2008年以后可以说是比较活跃，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纷纷推陈出新，对于农民工政治参与困境、地位、制约因素有了一些集中的探讨，而且对如何促进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也提出了一些可行性的建议。但这些学者在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方式、特征、制度化等层等方面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对于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研究也很少有学者关注。更加缺少理论研究和整体研究的视角，更多只是以事论事。目前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缺乏整体性研究，多就某一具体方面问题进行分析，有些狭窄和零散。第二，理论分析不够，实证分析对于研究来说是重要的，但仅限于此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与理论研究相结合，为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的有效解决提供整体性的思路与设计。第三，存在着就农民工政治参与谈政治参与的现象，没能把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放到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大背景下分析，对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从深层次揭示农民工政治参与受阻根本原因，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对策的成果不多。希望本书能为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研究提供借鉴性知识，对推动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实进程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