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意义

中国城乡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各种理论争论、政策争论和思想争论，这种争论不仅促进了各阶层对城乡发展问题的了解与学习，而且有助于相对应的国家发展战略与策略的提出。在将中央相对集权与地方相对分权高度统一以确保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高度一致的具有“中国（道路）模式”主导下，地方政府将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以在大多数时间内的亲市场与亲企业行为表现出来，进而体现为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各地区产品市场的分割程度逐步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市场日趋整合，由此促使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性不断增强，提高了企业区位选择的自由度，区域政策对企业选址的影响也更趋显著，城乡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城乡一体化发展也进入了关键时期。本书对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新型城乡形态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理论意义

城乡一体化与新型城乡形态作为城乡区域空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有着深层次的社会经济与制度基础，也存在非常复杂和处于动态变化中的运行机制和演进机理。自从19世纪初德国传统的古典区位论开创空间经济研究以来，经济发展中的空间区位因素分析一直处于主流经济学研究的边缘。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空间经济学迅速成为当代经济学中最激动人心的领域之一，空间经济理论也成为不完全竞争与收益递增革命的第四次浪潮，它为人们研究理论和解释现实经济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城乡统筹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整体推进和优化发展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在大力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迫切要求落实社会保障的国民待遇，打破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非对称性安排，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来推进城乡一体化。可以说，城乡统筹发展是继承包制后，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最重要的制度建设。近几年，中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城乡统筹发展，已初见成效，人们期待能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提炼出城乡统筹发展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本书立足中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新型城乡问题，将城市与乡村作为一个有机系统进行全域与区域层面的研究，能够为更好地解释城乡联系、城乡形态演变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机制提供理论启示，也能够为人们更加清楚地理解城乡发展的空间增长机制提供借鉴，从而进一步彰显中国建设创新型城市和创新型国家以及发挥城市群在城乡一体化中的主体形态的现实迫切性。

城乡区域作为人类生产生活最为重要的空间聚落形态，其间存在各类纷繁复杂的要素、资源流动和人类经济往来活动；在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同阶段，基于物质的区位要素、社会的人文要素与系统的生态要素、内生的文化制度等以不同方式和程度作用于城乡发展的不同层面，从而导致不同的城乡发展关系和城乡形态。其中，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城乡发展的典型状态。所谓城乡二元，就是把人口分解为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把区域划分为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在此基础上，按照城市人口、农村人口、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进行分治管理。在中国，这种以行政建制或行政层级为主体导向的城市发展及其管理体制因忽视城市生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更容易阻断城市化过程中应有的工业化、人口与产业经济集聚过程，并可能导致土地浪费、产业结构雷同与发展成本上升，最终无法有效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对非城市化地区的带动辐射作用。不仅如此，在一个并非仅仅由贸易成本决定的区域空间，城乡发展在遵循发展经济学所强调的二元结构关系及其转变的同时，还受到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等多重力量和关系过程的重构与再造的影响；这些影响又会因人类主观能动活动的干预而反作用于城乡发展过程，导致城乡在不同的人—地关系矛盾运动过程中承担不同的功能。不言而喻，城乡居住空间与工农产业发展用地以及公共设施的不同配置关系，也会影响城乡形态的演变趋势，这就要求在城乡发展中我们还必须更加注重对诸如城市人口剧增、乡—城人口流动规模加大、土地与资源盲目开发、能源浪费与环境质量下降等严重的生态发展问题，从而为城乡空间地域有限土地的合理利用提供科学依据。事实表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几经调整，不断地改变着人们对于通过城市带动乡村、加快城市知识与技术创新、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促进产业升级的基础知识，也不断地促进政府在消除人力资本流动限制、改革户籍制度及相关公共服务领域的主动努力，这对于加强城乡联系、促进资源流动、改善基础设施和公民精神的培养、公民社会的构建方面都具有重要理论驱动作用。

人口较大规模的持续性乡村—城市迁移是中国21世纪所面临的重大人口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之一，它对中国城乡关系变迁和经济现代化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乡村变迁路径和“三农”发展方向是事关城乡发展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内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恰恰就是城乡劳动力市场由分割走向融合的过程。但是，事与愿违，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相当程度的分割，这种分割状况使城乡劳动力市场积累了巨大的势能却不能得到有效释放，影响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城乡和谐发展。本研究立足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发展的现实基础，借鉴空间（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相关理论成果，探求在面临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巨大冲击和国内改革发展挑战背景下的一个发展中转型大国，当诸多现代化的内容需要浓缩到一个时代去完成、当城乡发展差距成为这个经济体所必须重点解决的问题时，中国如何基于现有的城乡发展基础去逐步推进和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这个美好愿景。这种探索式的研究过程，应该说已经超出了“中国问题”的研究范畴，它不仅能够丰富并推进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对于城乡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寻求中国不同区域的城乡如何依靠内生自组织力量发掘新型城乡形态有序拓展的独特成长轨迹与机制、发展演进机理与路径选择，而且能够为推进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实践和政策创新提供新的理论框架和解释模型。因此，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 现实意义

中国是一个城乡区域间经济地理和自然条件差异极其明显的经济体，其城乡一体化进程与新型城乡形态演化几乎是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工业化的背景下同步展开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场力的作用倾向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间的差别”。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不管由于什么原因，一旦城乡地区间发展的水平与初始条件存在差距，条件较好的城市和东部整体发展速度较快的区域就会在短时期内不断地为自身积累和放大有利因素，从而进一步扩大甚至遏制乡村欠发达区域的发展，并使欠发达区域不利于发展的因素越积累越多，最终其处境也就日益恶化。这一结果在现实中的反映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扩大的城乡区域间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失衡，由此也促使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央对“三农”问题的持续关注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积极推进。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经在世界银行的一次会议上断言，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与中国的城市化。而且，城市化位居新世纪中国所面对的三大挑战之首，“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但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在中国当前城市化过程中，人口规模小的城市比重仍然太大，人口规模大的城市比重太小，许多大城市仍然借助于自己的权力和资源，在吸引制造业方面享有和中小城市不平等的优势，导致城市规模分工、专业化分工均缺乏效率；而由任期相对较短的政府官员负责城市的长期资产即土地的出售，以此维持经常性支出和部分资本性支出，这就等于剥夺了未来的市民可以从这些资产中获得收益的可能性，最终导致城市政府过度地依赖土地作为收入来源；并且，现有城市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为增值税、营业税和土地出让收入，它们都是鼓励城市吸引产业而不是吸引居民，这也造成人口城市化水平低的发展困境。至于那些未纳入城市行政管理的城中村则四处延伸，城市周边的建成区又散布在农用土地之间，从而造成城市土地利用缺乏效率，城乡边缘区的开发过于碎片化。因此，当中国的城乡发展受到全球气候变化、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性影响，当中国未来30年超过10亿规模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当低碳经济、生态发展和人地关系的和谐成为区域发展的核心理念，以及与信息化、人力资本、制度因素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而伴生的食品安全、生态保障、空间聚集等的国土需求不断增长的趋势成为主导城乡区域发展的新因素之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城乡一体化与新型城乡形态演化过程不仅仅是经济行为，还是社会行为和更为重要的区域响应过程，其间的社会价值观、环境伦理观、生态文明观等非经济因素会对城乡发展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概括而言，当前中国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态势可以做简要分类：一是以长三角、珠三角为代表的城市群高度发展呈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经济关系打破行政界限并借助于完善的现代通信及交通网络，在产业园区支撑带动和城市自身的扩展辐射下因城乡联系日益紧密所呈现的新型城乡形态，这是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且对中国城市区域化与区域城市化产生显著影响的发达区域；二是以区域性核心大城市为中心，因城市自身扩展而强烈地依赖城市区域化态势发展并逐步将城乡边缘区、城市郊区纳入城市影响范围内的中等发达区域，这些区域未来城乡一体化的态势取决于城市扩展的可持续性与区域产业成长发展的能力；三是在政策引导与影响下主要因各类积极政策因素叠加促动效应所出现的城市现代化、乡村城市化区域，这类区域的政府主导城乡一体化特征相对显著，市场作用对其内生驱动型发展发挥了推波助澜的功能，以成—渝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和其他地区各类城乡一体化试点区域、中心村镇建设为典型代表。由于城乡一体化能否顺利推进的根本动力源泉在于产业经济发展、城市功能提升和交通通信完善，因此，我们不能过于乐观地高估处于欠发达地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实际。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区域，其城乡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的难度就越大，困难也越多。

中国城乡发展最宝贵的经验，就是依赖不断推进的改革来解决城乡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矛盾，紧紧抓住影响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核心的“瓶颈”问题进行“渐进式”突破。今天的中国，从精英阶层到决策者依然有明确的改革意识和强烈的改革决心。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建立过程中的“苏南模式”，全面改造了传统的乡村经济社会，并因其独特的发展路径促使它的区域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城乡结构不断优化，成为苏南乡村新一轮转型—农村内生驱动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础支撑。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化的深入影响、新型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区域城市化战略的转变，更为苏南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乡村经济形态由内发型转向开放型，带动了县域经济迅速崛起、乡村空间由分散走向集中，从而促进了乡镇工业园区的快速成长和中心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传统乡村向城市化乡村的急剧转变，最终向着城乡一体化方向迈进。与此相应，“温州模式”以在农村发展非公有制的非农产业为特征，千千万万农民以外部的市场为导向组建广布农村、以血缘为纽带、家庭作坊式的生产、销售或其他中介服务的业主制企业，并使企业之间通过市场建立紧密的分工协作关系，不仅促进了市场竞争与合作意识、企业家创业冒险精神的生成，而且有力地带动了更大范围内的区域经济崛起。本研究在中国新型城市化、新型工业化、新农村建设、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寻求如何以增强综合承载力为重点、以特色城镇体系为依托和辐射，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以城带乡、城乡互补的原则，促进城乡政治形态、经济形态、社会形态、文化形态统一的新型城乡形态发展和实现城乡一体化，既能够为破解“旧三农（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应对“新三农（农民工、失地农民、村落终结）”问题和消除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实现城乡和谐发展提供政策建议，也能够为实现城乡区域结构、功能、发展形态创新、促进中国特色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热点与前沿问题提供借鉴，还能够为国家在城乡（社区）实施有效的公共政策提供可操作性的方法与工具。同时，由于城市中心区、城乡边缘区和农村农业用地的非农化扩张地区都是反映当前中国城乡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变迁和城乡形态演变最为敏感的地区，在市场经济转轨和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形势下，这些典型区域的发展建设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剧烈变革时期，在很多新的城乡形态不断涌现的前提下也出现了一些违背经济规律的规划建设问题。因此，如何充分认识城乡形态特征及其演变规律，在政府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手段的恰当作用下，使生产要素和商品服务在城乡区域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空间与时间维度上达到动态的均衡配置状态，并探索出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具有应用价值的结构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