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批判性思维的语源学考察

即使在西方也有对批判性思维的误解。这种误解主要是大众媒体对批判性的人和创造性的人的描绘造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媒体时常将批判性的人错误地描写为喜欢吹毛求疵，怀疑、否定、挑剔、苛求，专注于琐碎的错误，过于严格要求或乖张而难以讨人喜欢，缺乏自发性、想象和情感。然而，“批判的”这一语词的准确用法并未确认这种文化的刻板印象。《韦伯斯特同义词词典》指出critical具有苛评、挑剔、吹毛求疵、无端指摘等展示一个人发现和指出错误或缺陷的意思，此外，当应用于判断之人和其判断时，该词的含义可能意指清楚、真实和公平地看待一件事物，因而不仅可以区别好与坏、完美和不完美，而且总的来说对事物做出公平判断和估价。在我国，由于“文革”曾盛行的“大批判”的影响，导致对批判一词的负面联想，使其几乎成为一个“敏感词”，因此才出现了“批评性思维”“评判性思维”等软性译法。香港的叶刘淑仪甚至在立法会提出“critical thinking的翻译问题”的质询［立法会CB（2）222/08—09（01）号文件］，要求政府带头修改对该词的通行翻译——批判性思考，因为这个翻译让学生误以为批评等同于思考；这种“在critical thinking翻译上的谬误，反映出有关当局对critical thinking欠缺认真的了解与深入的认知，及有关官员对此重要的教育概念掌握不足，间接导致教育工作者、学生，甚至是家长都对critical thinking skills作了错误的理解，及在教室中作错误的指导，妨碍学生学习高层次思维（higher-order thinking）和影响英语水平（误以为一个字只得一种意思）”。因此建议基于critical一词的词源考证和当代权威学者对critical thinking的描述，将其译为“明辨性思考”或“分辨性思考”，以汉语的“辨”字来传达古希腊文krinein（分开、分辨）的意思。这样，无论是古义或今义，都更为贴近critical thinking的真正意思。除此以外，学者还建议其他译法，如“辨识性思考”（古德明）和“慎思明辨”（龙应台）等。那么，基本通行的译法是否需要改变呢？这得全面考察critical一词的来源、演变、语义及其用法。

《牛津英语词源词典》指出，critic源于拉丁文criticus，而criticus又源于希腊文kritikos。kritikos意指“有辨别或裁决能力的”。critic的同源词有critical、criticism、critique等。学者们基本公认，critical源自两个希腊词：kritikos（辨别，判断）和kriterion（标准），从词源上讲，critical意味着“基于标准的辨别性判断”的发展。另有学者认为，critical源自希腊词kritikos，而后者源自krinein（做决定，决策）。这样理解的critical thinking与决策相联系。还有学者指出，critical等相关词以及criterion，都源于希腊词根krino（to cut，因此to judge），意为分开、分离、区别或决定。

大致来说，和“批判”相关的critical、criticism、critic、critique、criticize等，都有相同的希腊词源，而与这些词相联系的一簇希腊词kritikos（有辨别能力的，有辨别资质的，后来引申为尤其在语言方面能辨别的文法家、学者，文献鉴定人或文学评判家）、krites（法官，裁决者，尤其是诗歌比赛中的裁判）、kriteon（梦的解释者）、kriterion（手段、位置或法官席）、krinein、krino等包含相同或相近的语义：裁决、判断或决定。

kritikos的使用和文学批评联系最为密切。文学批评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亚里士多德在方法上将他的批判性判断和普通竞赛听众的欣赏性判断区别开来。批评是少数人的实践。批评者的工作不是评估特殊诗歌的道德或伦理价值，而是要考察所有诗歌形式和支配每一种诗歌的原则，决定其引起愉快是否正当。不过，亚里士多德使用kritikos描述一般的判断之人，这种人精通使文学批评成为伦理生活和公民之典范的判断。在某种程度上，在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kritikos概念中可以看到批评和品尝（taste）的分离。公元前4世纪末，kritikos有文学的评判人之意。在欧洲历史的发展中，criticism最终取代了诗学和修辞学，该词的外延被扩大而包括了文学理论的整个系统，我们今天称作实践批评。同样源自kritikos的critic是指对任何涉及价值、真或正义（righteousness）之判断的问题表达有理由的意见的某个人，这种意见也可能是有关作品美、技巧或解释之鉴赏的。所以，在文学批评事业和司法中法官的解释责任之间有强烈的相似性。从公元前3世纪到1世纪，职业文学专家宣称要成为诗歌的“法官”或批评家。和philologus即“学习的热爱者”（比现代的philologist——文献学者的意思更广）相比，kritikos即“批评家”（critic）一词更为一些人所喜爱，因为有学问的学者必定是一个文献的“裁决者”或“法官”（krites）。帕加马（Pergamum）的第一个图书馆馆长格拉底（Crates）自称是一个kritikos（批评家），而非grammatikos（学者）。之后，kritikos曾是文化大臣的另一个名称，他能鉴定版本，挑选出值得保存和研究的过往作品，按照标准排列那些文本。该术语总是有一个非常受尊敬的含义。但是，要成为一个“裁决者”，既要评价文学的质量，（尤其在希腊化时代）也要确定行、段落或整个作品的确实性以及对把某作品归于某作者的可疑性的研究，并非每一个文学学生都能声称拥有这样的专业技能。因此，grammatikos逐渐成为普遍接受的术语，意为广义的“man of letters”（学者，作家）或者“literary scholar”（文学学者）。后来，kritikos的地位被一个新词criticus取代，旨在关注文本和措辞的解释、希腊和拉丁文作者著作的改进。criticism和critic在伊丽莎白时代几乎没有在英语中出现。培根在《学术的进展》（1650）中使用了critic。现代研究者甚至认为培根给出了批判性思维（者）的定义：抓住相似，区别差异；渴望探索，耐心怀疑，嗜好沉思，持重断言，准备重新考虑，细心安排和建立秩序；不被酷爱新奇或崇拜古物所征服，憎恶每一种冒牌货；这是一种特别为真理的研究和追求而塑造的心灵。德赖登（John Dryden）在其《天真状态》（1677）的前言中，于现代意义上使用了criticism一词。他写道，批评就像被亚里士多德首次确定的意思，是良好判断的标准。而波普（Alexander Pope）论criticism的文章（1711），使批评一词在英语中稳固地确立了。今天，文学批评一词被应用于文学著作的研究，强调对它们的评价。一般说来，criticism指艺术或文学作品的透彻分析、解释和评估，其中主要考虑作品的基本性质（讯息），艺术家或作者的意图，该作品对其听众的影响，它与类似风格或内容的作品之关系，它对后续作品的影响以及它对批判理论的含意。与criticism同源的词和词组也有相近的含义。例如，critique意为一个人打算决定论题、观念、事物或情景的基本性质，其优势和局限，以及对它在何种程度上符合已被接受的标准、盛行的信念或假设的批判性考察。有时被用作评论（review）的同义语。

可以看出，与“批判”相关的同源词尽管其本初意思并没有突出质疑、找缺陷、否定之意，但是，分析、评估和判断必定内在包含这些方面。而且，这些与“批判”相关的同源词在使用中，尤其在是非技术性使用中，找缺陷或否定变成了占支配地位的含义。这个倾向甚至导致了有人打算将鉴赏（appreciation）作为文学评鉴的一个软性词。criticism最为一般的意思向censure（指责）发展，而专业性的意思向taste（鉴赏）、cultivation（品质或技巧的培养）和后来的culture（教养）、discrimination（辨别力）发展。这样criticism就变成了一个拥有多样内涵的词。critical等词逐渐具有寻找缺陷、诋毁（denigrate）或批驳（repudiate）的意思。熟人会话中使用的critical常常有否定的或审判的（judgmental）含义。criticize也常常被暗示是责备（blame）、指责（censure）、斥责（denounce）或责难（reprehend）的同义词。这就是为什么使用critical的专业人士要反复解释和明确该词的专业用法的缘故。比如，在文学批评中，要指明批判的目标是准确地看一件作品，鉴赏它。批判不是喜欢找茬，发现缺陷，真正伟大的艺术并不害怕批判者，真诚的批判只是提升它的内在价值。在管理理论家看来，批评是你告诉别人，（在你看来）他在做的事情是错误的或给你带来麻烦，并帮助他们调节其行为。在肯定性方面，批评具有促进的力量，在历史上是变革的强大力量。建设性的批评集中于问题，帮助被批评的人改善，聚焦于行为而非个人，增强关系，建立信任，是双向的、减压的行为，可以避免冲突，帮助雇员发展和成长。《圣经》研究者对“批判”的解释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尚克尔（Randy Shankle）说，《圣经》中discerner的意思是批判一个人的真实动机、态度或内心。上帝通过表达关于任何事务（特别涉及其价值、真或正义的判断）的有理由的意见，来“批判”他的孩子们的内心。一个父亲的真正本质承载批判的正确精神。许多“自然”父亲和权威曾经为了伤害情感而非为了校正行为而批判。他们的动机是不合适的，他们的举止是不友善的。这并不是天国之父的本质。上帝有爱、慈善和耐心，他的“批判”动机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非他自己的愉悦。由于太多的人被错误地校正，或者根本就没有被校正，所以，对于接受任何形式的对抗或非难就变得困难了。

对critical等相关语词的词源学考证和用法分析表明，critical一词有质疑、理解、分析和评估之意。正是通过提问、理解和分析，人们审查自己的和他人的思维。critical意指心灵的一种评估活动。按其本来的意思，critical thinking是基于某个标准（例如，清晰性、相干性、思想的深度）判断断言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和准确性，或者确定一个结论在何种程度上被手头的证据所担保。批判的原初目标是一种对想法和行动的中立的、客观的评价。批判既要评价一个对象或情境的优点，也评价其缺点，因此做出判断。批判的目标是要交流、影响和激发。但是也应知道，critical等词的用法有突出的否定性含义。

虽然杜威1910年的著作《我们如何思维》中阐述的“反省性思维”（reflective thinking）常被视为现代批判性思维兴起的标志，但需注意，杜威在其中同时使用了critical thinking: “……这个步骤的存在或不存在形成了适当反省或得到保护的批判性推论与不受控思维的差异。……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的本质是悬置判断；这种悬置的本质是在开始尝试解决问题之前确定问题本质的探究。”“归纳运动朝向一种约束原则的发现；演绎朝向它的检验——在把孤立的细节解释成统一经验的能力的基础上证实、反驳修正这种原则。到目前为止，我们参照另一过程来进行所有这些过程，我们获得有效的发现或验证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杜威还使用了两个相反的语词：uncritical thinking和uncritical way: “假如发生的暗示立刻被接受，我们就有非批判性思维（uncritical thinking），反省的最小化。”“但是，这个从一个意义出发和移向一个意义的双重运动可能以偶然的、非批判的方式或者以谨慎的和受控的方式出现。”不过，1933年的修订版再没有出现critical thinking，杜威在一篇文章中对此有所解释：初版有实际教学的目标，特别关心在非批判性思维（un-critical thinking）与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之间做出区别，而现在（修订版）所关心的劣思维（poor thinking）与好思维（good thinking）之间的最显著差异之一是，前者对所暗示意义的过早接受和断定。受控思维的标志之一是这种接受的延缓。其实，critical thinking在之前就被杜威使用了。杜威在《心理学》（1887）中就说，可以理解，外部观察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它要求积极注意和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ought）……之后还指出，我们仅仅必须把我们的眼光从任何科学的现存状态撤回来，或者从任何科学的任何特殊主题之状态收回来，去发现没有反省性思维或批判性思维为这个问题奔忙的时刻——那时事实和关系被当作理所当然……我们的意思不是坚持非反省的经验世界整体与批判性思考—情景（critical thought-situation）相反——这样一种对比整个蕴含着我努力要避免的对思考的众多考虑。浏览杜威的著述可以发现，他在早期论著中还使用了一些与批判性思维相关的术语，比如（伦理学的）批判理论、（对主要现代伦理理论的）批判性考虑、批判逻辑、批判性判断、文献的批判性处理、批判的和建设的、批判性评估（critical valuation）。1910年之后还使用了其他术语：批判性审查、（标志着一种真正的）批判性反省的态度、（对早期哲学采取一种）批判态度、（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一直是主流）、批判意识（批判感，critical sense）、批判的人（critical person）、批判性判断、批判性智能（critical intelligence）、批判性观察。

在杜威看来，反省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第一个核心要素是“悬置判断”，此时人们处于怀疑、踌躇、困惑的心理状态，这一状态引起思考，随之而来的第二个核心要素便是运用各种方法寻找新材料以证实或反驳出现的暗示。一句话，保持怀疑状态，进行系统而持久的探究，是反省性思维或批判性思维的本质。而批判性思维和非批判性思维的区别首先在于是否存在怀疑。这一包括并突出否定、质疑要素的反省性思维的概念与当今主流的批判性思维概念完全吻合，也与批判性思维的人格化身——苏格拉底的理念相一致。例如，费西万在概括批判性思维的核心时指出，“质疑，问为什么，以及勇敢且公正地去寻找每个可能问题的最佳答案，这种一贯的态度正是批判性思维的核心”。希腊哲学家“最为革命性的观念是他们把自己的怀疑方法应用于一切事物，包括权威所说的让人相信、让人去做的事情。他们提出，权威人士并不总是正确的，应该以论证的形式给出理由和证据以支持所做出的各种主张，某些理由和解释实际上比其他的理由和解释更值得被接受。这个传统中的核心人物苏格拉底是这种质疑精神的化身。他挑战各种权威，他揭示盛行的 ‘官方的事物观’ 中的不一致，作为偶像崇拜的反对者，他鼓励年轻人寻找更好的解释和更好的答案”。

在苏格拉底方法里，批判、否定的意味十分浓厚，以致有人认为它是一种解构主义的形式。杜威也谈到批判的否定方面。《逻辑理论研究》的研究目的之一就是要以否定的或批判的一面表明……理论的历史价值是批判的；……教育工作是建设的，不是批判的。……通过其批判过程，真知识被修正和扩展，我们关于事物状态的信念被重组。……一种合理的智识个人主义即先前信念的批判性修正态度对进步是不可避免的。杜威在论述休谟怀疑论和洛克经验主义时说，在任何情况下，这个经验活动中的重要事情是其批判的、否定的一面。作为一种传统和教义的溶剂，它的力量比任何能给予建设的推动力都大得多……哲学应该是批判的常识主义（critical common-sensism），皮尔士这个术语中的形容词“批判的”非常重要。未经批判的常识太含混，不能起到新条件下行动之可靠向导的作用，而且又太固定，以致难以允许总是始于怀疑之探究的自由游戏。皮尔士说，理性的第一规则是不阻挡探究。未受批判的常识常常是探究的最大障碍。杜威曾写道，凭借尽可能准确和批判的手段摆脱陈腐的态度，这些态度阻碍进行哲学反省的人们抓住现在的机会，这是开始进行哲学当下任务的批判的或否定的方面。但它不只是否定的。它是哲学能够做和应该做的肯定性和建设性工作的一个方面。就此而言，将critical thinking译为“批判性思维”并无不妥。

兴盛于20世纪20—50年代的美国进步教育运动，接受和发展了杜威对反省性思维的强调，成为当时批判性思维的主要促进者。在30年代的进步教育协会（Progressive Education Association）的“8年研究”中，批判性思维和清晰的思维（clear thinking）替代了反省性思维。社会研究全国理事会1942年年鉴的题目使用了critical thinking。自此，critical thinking这个词在美国文化中稳固确立。

汉语“批判”也有两个意思：批评，指出缺陷、缺点——对某种（错误的）思想言行进行系统分析，如批判“全盘西化”论；分析、评价——评论先代是非，批判未了公案。这可以从我们熟知的一些书名看出来：《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十批判书》。追溯汉语“批判”一词的语源也能说明它与critical thinking有高度的语义一致性。

汉语中原来只有“批”和“判”。批，动词。形声字，从手，比声。本义为反手打。如批颊（打耳光）。引申为打、攻击，如批难（抗击仇敌）；批鳞（触犯君王和显贵）。《庄子·养生主》: “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在骨头接合的地方劈开，没有骨头的地方则就势分解。比喻抓住关键，事情就能顺利解决。批也指批示、分析、评论，如“后人有《西江月》二词，批宝玉极恰”（《红楼梦》第三回）。作为名词的批，有评语的意思，如眉批、朱批、批本、批尾等。判，动词，形声兼会意。从刀，半声。从刀，表明其意义与刀有联系。“半”是把牛分开。本义为分，分开。判，分也。（《说文》）也用于表达区别、分辨、判决。“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庄子·天下》）“太尉判状辞甚巽。”（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苏洵《六国论》）判作名词，意思是半。“卿大夫判县。”（《周礼·小胥》。按：宫县四面，判县两面）“天地判合。”（《汉书·翟义传》）也指判决狱讼的官，如州判、通判等。引申为界限、判决、判断、评论是非。“夫文之高下雅俗，判若黑白。”（方望溪《书祭裴太常文后》）“从此之后，中国文坛新旧的界限判若鸿沟。”（鲁迅《伪自由书》）

批和判组合使用有两个基本意思。一是批示判断：“所有都省常程文字，并只委左右丞一面批判，指挥施行。”（司马光《进呈上官均奏乞尚书省札子》）“手中批判，口中发落，耳内听词，曲直分明，并无分毫差错。”（《三国演义》第五七回）“遇到关着奸情案件的批判，你格外来得风趣横生，这是为着甚么来？”（《孽海花》第三五回）二是评论、评断：“而今说天有箇人在那里批判罪恶，固不可；说道全无主之者，又不可。”（《朱子语类》卷一）“评论先代是非，批判未了公案。”（牛本寂《少林寺西堂法和塔铭》）“令诸生有心得或疑义，逐条札记，呈助教批判，按期呈堂。”（《清史稿·选举志一》）

由此可知，批和判本来就有与critical的词源kritikos相同的意思。再和英语critical等相关词的词义联系起来看，不仅不能说“批判”一词翻译使用不当，反而应该说，选择汉语“批”和“判”组合来翻译critical，可谓巧夺天工。因为，这个翻译完全抓住了汉语、英语和希腊词根相关语词的契合点。因此，企图根据critical的词源来说明将其译为“批判”不恰当，至少在语源学论证上不成立，因为“批判”的语源学考察恰好表明“批”和“判”与critical的词源意思的一致性。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了我们如何处理人们在特殊时代赋予“批判”一词的联想意义的问题。其实，问题没有某些人想得那么严重，好像一提起批判脑海里就只是浮现攻击、否定、批评甚至批斗的景象。近代以来，描述西方学说时所用的批判一词，早已为国人所熟知；想一想，对于今天司空见惯的包括“批判”一词的形形色色的书名，我们还会联想到它是“文革”的大批判吗？

当然，如何翻译critical等词，中国人也曾有一个摸索的过程。五四运动前后，critical, criticism（德语Kritizimus）, critique（德语kpntnka）等传入我国。王国维在三篇为学自序（《静庵文集·自序》《三十自序（一）》《三十自序（二）》）中，自叙了其早年（1903）研修哲学（包括康德）的经过，把德文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译为《纯粹理性批评》《纯理批评》。胡适在评介杜威哲学方法之“历史的方法”时指出，历史的方法即“祖孙的方法”，这个方法一方面是很忠厚宽恕的，没有过分的苛责；另一方面又是最严厉的，最带有革命性质的，因为“处处拿一个学说或制度所发生的结果来评判他本身的价值，故最公平，又最厉害。这种方法是一切带有评判（critical）精神的运动的一个重要武器”。此前，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也指出，所谓“新思潮”，无论怎样不一致，根本上同有这公共的一点——评判的态度。这种评判的态度是新思潮运动的共同精神。该文提到康德的著作，称为《纯粹理性的评判》。而对于“做一部可靠的中国哲学史”，胡适也提出要用完全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寻求各家学说的效果和影响，再用这种效果和影响来批评各家学说的价值即“评判”。1935年，胡仁源译康德Kritikder reinen Vernunft为《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而贺麟则认为书名译作《纯理论衡》为好；1945年，郑昕称《纯理性批导》。但之后各种译本，均取“批判”。后来“批判”成为公认的定译。

从语义学观点来看，词的意义除了其外延（理性）意义而外，会因使用者或使用的环境而伴生其他的附加意义，如内蕴意义（附加在理性意义上的意义，它可以因人、年龄、社会、时代、国家的不同而不同）、风格意义（语言运用的社会环境所赋予的意义，即由于使用场合的不同，词语在交际中表达出的不同意义）、情感意义（讲话者、作者表达自己感情和态度的意义）、联想意义（能引起听众联想的意义，即一个语词的使用使人们联想到别的事情）等。在时兴批判旧世界，反帝制、反军阀，致力共和，建设新国家的革命时期，对于criticism等词，选“批判”二字译之，爱憎分明、铿锵有力、新鲜确当，众人视为当然。然而，“文革”十年，社会环境大变，“批判”一词沦为对错误或反动思想的批倒斗臭，道理不说，证据不举，辩驳不容，一旦和此词沾边，便有被示众批斗、打入牛棚之虞。之后拨乱反正，“批判”一词尚使人心生余悸，因其联想意义，着实叫人不敢轻言“批判”。不过，改革开放，世界思潮再次涌进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力防悲剧重演，这种新的环境很大程度上打消了人们对“批判”的害怕和警觉，至少在学术界，如今批倒斗臭的联想意义已经逐步淡化。这就消除了“批判”译法的社会障碍。所有批判都包含一个共同的核心意思：质疑思想或行为背后的假设，分析和评价其合理性。

我们认为，将critical译为“批判（性）的”是恰当的。其一，批判性思维和诸多概念相关联。英文中有大量用critical组成的语词，比如，critical reading（批判性阅读）、critical listening（批判性聆听）、critical writing（批判性写作），甚至critical society（批判性社会）等；思想流派有critical cognitivism（批判认知主义）、critical ethics（批判伦理学）、critical idealism（批判唯心主义）、critical realism（批判的实在论）、criticalrationalism（批判理性主义）、critical management theory（批判管理理论）、critical educational studies（批判教育研究）、critical legal theory（批判法律理论）、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批评话语分析或批判性语篇分析），当然最为著名的是critical theory（批判理论）和critical school（批判学派）。甚至在图书馆学和情报科学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由critical构成的语词，如critical abstract（包括对被摘要的作品的内容和表述风格的简明评估，通常由某学科的专家撰写）、critical annotation（在参考文献列举或参考书目中，加上了对所引来源的注释的简要评估，不同于那种描述、阐释和综述作品内容的注释）、critical edition（以学术研究和精细考察早先手稿、文本、文档、信件等为基础的一个作品的版本，有时包括一个或更多有资质学者的分析和评论，他们曾研究和解释过其意义和重要性）等。如果critical的翻译改变，按照一致性原则，这些概念的翻译是否也要改变？可以设想将其中的critical改译为其他名称会出现怎样的后果？其二，正如思维教育家德波诺指出的，将critical只当作评判或评价，事实上弱化了critical thinking的主要价值——通过攻击和消除一切伪装来彰显事实与真。大多数教育者同意critical thinking的历史根基源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事教学和论述的古希腊时代。在那个时代，出现了对思维的不寻常的分析和苏格拉底式论证。在德波诺看来，critical thinking这个术语使“希腊三人帮”的教学观点永垂不朽，它强调通过持续提问的对话来分析、判断和论证的技能。苏格拉底提问是一种问深刻问题的方法，为探究一个人的知识主张之合理性而进行的思维。2500年前的苏格拉底证明，为了正确的知识和洞见，不能总是依赖哪怕是拥有代表权威的权力或身处高位的人，因此需要批判性思维。其三，critical thinking改译后，也会产生望文生义的缺陷，看不出基于充分理由的怀疑、质疑和改善的含义。事实上，任何名称都不可能完全表达其代表的全部含义。如果从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关系来看，创造性思维主要是生成新想法，批判性思维主要是检验这些想法的可行性、可用性，所以，critical thinking翻译为“检核性思维”或“检验性思维”会更好。然而，这些可能的不同译法都有不同的代价。而且，另行翻译，会徒增学习者的负担，译名越来越多绝非好事。其四，那些说“批判性思维”一译是错译并提议别种翻译的人是否也反思过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大多数学者或译者普遍采用的译法难道抵不上他们自己推荐的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