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商代马政

商族的祖先，以畜牧业著称。据《世本·作篇》载：“相土作乘马”，相土是商始祖契之孙。《管子·轻重戊》亦云“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力，而天下化之”, “皂牢”即指槽牢，养马牛的食槽和牢圈。契的五世孙名曹圉，曹当即槽；圉，《左传·昭公七年》: “马有圉”，养马曰圉，《说文》云：“一曰圉人，索马者。”养马之人曰圉，而圉的本意指监狱，当是以牢圈养马而得名。故曹圉之名当与以槽牢从事养牲畜有关。而后来成汤灭夏，也曾使用牲畜去结交各地诸侯联合击夏：

汤献牛荆之伯。之伯者，荆州之君也。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心归之。当是时，荆伯未从也，汤于是乃饰牲牛以事。荆伯乃愧然曰：失事圣人礼，乃委其诚心。此谓汤献牛荆之伯也。

“献牛”即赠送牛给荆伯，争取荆伯的支持。这一方面是向荆伯表明汤以礼事人，另一方面带有一些“贿赂”的成分在内。牛是大牲畜，是重要的牺牲，应该是比较珍贵的，成汤能用牛去进行“贿赂”，其国内当已有较为发达的畜牧业。商建国之后，畜牧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作为畜牧业中重要的养马业是商人经济社会生活中重要的内容之一。

马最初被人民所重视可能是因为可以作为运输、代步工具，用马驾车的实物在河南安阳殷墟、山东益都苏埠屯、陕西西安老牛坡等地的商代遗址中都有发现。从这些遗址出土的车马坑来看，一般多为两马拉一车，也有四马拉一车的。有作为一般代步工具的乘车，也有战车。像1936年出土的小屯东北地的宫殿乙七基址南，发现五座车马坑，都为南北向，作品字形排列，呈战斗队列状，反映了商代时已开始出现一定规模的车战。到商末，武王伐纣的联军队伍就有“戎车三百乘”，在牧野与武王对阵的商纣王的十七万军队里，也有马拉的战车。

马在商代还多用于祭祀、随葬，这两种使用方式主要局限在贵族阶级中。祭祀所用的马，相较于其他的牲畜，数量上要少。如1987年在武官村北地商代祭祀场内，发现三十个埋马的祭坑，每坑埋马少者一匹，多者八匹，共埋马一百一十七匹。马身上皆无饰物。另外在出土的花东H3卜辞中的几条王卜辞中也有关于用马祭祀的描述：

丙申卜扶：马大丁？用。《合集》19813正

丙辰卜扶：马至祖乙？ 《合集》19847

其三马？不勿马？兄辛？ 《通》别一，何8

以上所述用马祭祀先王的情况中均为商代的男性先祖，H3中女性先祖所用的祭祀中一般用牛、羊，不见马的使用，反映了当时只有在为地位较高的男性先祖祭祀时才能使用马匹，可见在当时马匹当为贵重之物，是地位的象征。

殷墟遗址也多有用马殉葬的实例。西北冈王陵区中大墓中，常见用马殉葬，如M1001大墓的东侧，发现37个埋人和动物的陪葬坑，其中马坑7个，3个被破坏，余4坑共埋马12匹。武官大墓北墓道有3个马坑，分别埋马6、6、4匹，南墓道亦有3个坑，每坑埋马4匹，该墓共殉马28匹。

虽然商代用于祭祀、殉葬以及驾车的马已有一定数量，但总体来说仍比较少。上文已提到，甲骨卜辞记载用马祭祀的不多，共十余条，多不记用马之数。而卜辞中记用牛、羊、犬、人牲等祭祀更为普遍，其中一次祭祀用牛和用人牲的数目都可达300到1000，一次祭祀用羊、豕、犬的最高数可达100, 远远高于用马数。根据考古发掘的资料，祭祀或殉葬用的人牲、人殉的数字，也比用马祭祀与殉葬要多。据此可以推测，在殷代马的价值高于牛、羊，亦高于作为人牲、人殉的战俘与奴隶。马匹的较高价值使其成为王族与贵族青睐之物，成了赏赐、贡纳的高级礼品。

古本《竹书纪年》载，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鼓，马八正。”《史记·殷本纪》载：“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可见殷时名马的价值是相当高的。

既然殷商时期，马匹的重要逐步为人们所认识，那么国有或贵族阶层所有马匹之管理必有专人负责：

卜贞多马亚其有祸。《前》651615

丙寅卜，惟马小臣。《粹》61156

这里的“马小臣”“多马亚”应该就是专司商朝马政的主要官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