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以来第三次伟大历史变革的发起者和领导者
自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中国人民发动了三次伟大的历史变革。第一次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第二次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动和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制度基础、物质条件、经验积累和理论准备。第三次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发动和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掀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理论体系，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局面。三次伟大历史变革推动了中国社会巨大进步，使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日益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同志对第二次伟大历史变革做出了重要贡献，是这次伟大历史变革的亲自参加者和领导人之一。邓小平同志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开创者，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人，邓小平同志对第三次伟大历史变革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是这次伟大历史变革的发起者和领导者。站在这样一个历史高度和时空跨度上，我们就能够更加科学更加全面地评价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个伟大历史人物的伟大历史作用。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开创者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要领头一功。“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面临着重大的历史关头，摆在面前有三条道路：一是走邪路，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倒向资本主义；二是走老路，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三是走新路，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同志以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信念和勇气智慧，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既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找到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实现了中国近代历史上又一次伟大变革。
第一，全力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恢复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准备。结束“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但并没有真正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当时，党和国家面临的局势相当严峻，任务非常艰巨，不仅需要从“文化大革命”灾难中摆脱出来，而且需要跟上急遽发展的世界形势，重新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奋起发展。面临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以巨大的政治和理论勇气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出色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他以深邃的远见卓识，丰富的政治经验，坚决抵制和反对“两个凡是”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全党全国人民思想大解放，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现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他领导全党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他领导全党重新评价历史，彻底纠正了一系列重大冤假错案，解放了一大批党的优秀干部，实现了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拨乱反正历史任务的顺利完成，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政治路线和组织干部前提，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
，这个同遵义会议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历史转折，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第二，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照搬他国模式，走自己的路，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中，我们党吃过照搬别国模式的大亏，走了不少弯路。为此，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初步探索的基础上，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及时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新鲜经验，着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他多次强调，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决不能脱离自己的特点照搬别国的现代化模式。经过长期思考，他在党的十二大上响亮地提出了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科学命题：“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科学命题旗帜鲜明地告诉世人：中国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就是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确立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主题和明确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重要标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第三，科学判断世情国情，提出新的时代观，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领导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根本方向和基本方针。邓小平同志深刻分析当今世界的总体格局，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揭示了当代世界发展的时代特征。他认为，虽然总的时代本质和发展趋势没有改变，仍然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判断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前途命运博弈的时代，但时代主题已经发生了阶段性变化，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新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一定要抓住机遇，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他深刻剖析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提出了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主张一切要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领导全党成功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做出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奠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基础。1979年3月，他针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形势和任务，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保障，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允许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此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逐步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在全党全国人民中达成共识，并不同程度地写进了党的文献中。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对党的基本路线作出了完整表述：“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依据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同志带领全党制定了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重大举措。基本路线是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纲领，是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生命线，必须毫不动摇地牢牢坚持。
第四，全面回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战略步骤等重大问题，设计“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规划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邓小平同志当之无愧的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后，邓小平同志就开始认真思考和规划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战略。1979年，他提出必须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建设小康社会。在他的指导下，党的十二大提出了两步走、翻两番的发展战略，即到20世纪末实现全国工农业年产值“翻两番”，实现这个目标要分“两步走”，前10年打基础，后10年大发展。1987年4月，他完整地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人均达到500美元，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第三步是到21世纪中叶，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十三大报告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系统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战略步骤等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原则和方针政策，是一面引导全国人民前进的伟大旗帜，对后来中国几十年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影响。
第五，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成功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伟大开启者和领导者。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我国的改革开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十二大以后全面展开，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走过了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进程，生产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增长，人民生活得到很大的提高，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发生政治风波，我们面临着又一个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领导党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推进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使我们党和国家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蓬勃发展。1992年初，他发表了南方谈话，斩钉截铁地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实践和重要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提出了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现实和长远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指引了发展进步的航向，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高潮，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伟大开篇者
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伟大实践中，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伟大结合，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征程，科学系统地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个壮丽篇章，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伟大开篇。
第一，正确解决科学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大历史课题，坚持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思想政治前提。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如何正确看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成为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课题。当时，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两种相反的思潮：一是神化毛泽东的“两个凡是”思潮，限制人们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反思，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阻碍新道路的开辟；二是全面否定毛泽东的“非毛化”思潮，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进而否定中国革命和党的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否定党的领导。维护还是否定毛泽东，坚持还是丢掉毛泽东思想，成为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选择和严峻的思想考验。面对这个重大政治问题，邓小平同志显示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的坚定性、理论上的彻底性和思想上的原则性。他高瞻远瞩，鲜明果断地指出：既要捍卫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又必须纠正其晚年错误，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又必须完整准确地把握其科学体系。他强调，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就是否定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在他的亲自领导和主持下，我们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同时坚决顶住“非毛化”的错误思潮，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进行了科学理论概括：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被实践证明过的正确的理论思想和经验总结，包含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思想内容。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些重要论断高度概括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成果，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坚实理论基础。
第二，高度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展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内涵，丰富和完善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理论根据。思想路线是党的一切工作的保证，是党的全部理论的灵魂，是党的实践活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原则，是党制定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哲学依据，也是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党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文化大革命”结束之际，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的科学论断，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特别是要把握实事求是这个精髓。针对当时中国思想政治领域的情况，特别是“两个凡是”的严重思想障碍，邓小平同志高度强调解放思想的极端重要性，把解放思想作为重大问题提出来，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他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恢复和发展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他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关于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邓小平同志作出了科学的分析阐述：“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结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成为改革开放的思想引领。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丰富发展，指导了拨乱反正的顺利完成，为改革开放廓清了思想领域的迷雾，为党和国家的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的成功运用、丰富和发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石，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党始终坚持正确思想路线，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日益深入而不断丰富完善。
第三，大力提倡并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深化和丰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科学方法论指南。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宇宙观。辩证法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观察认识世界，形而上学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观察认识世界。在运用辩证思维、发展创新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方面，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树立了创造性的典范。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提出要“照辩证法办事”。毛泽东同志说过：“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邓小平同志精于辩证法，他对辩证法的贡献不仅在一般辩证法的理论上，而且体现在领导活动、战略决策上，体现在对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他娴熟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形成了极其丰富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思想。他科学把握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有机结合起来，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主张必须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明确提出要树立全局观念，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要“着眼于大局，着眼于长远”,“一切从大局出发”，从长远、全局、根本出发看问题，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大局观和战略观；他反复要求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反对形而上学的片面性，“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扭住不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绝不动摇；他始终坚持平衡性与不平衡性的统一，充分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关系，提出要实现波浪式前进，“几年上一个台阶”，处理好先富与共富的关系，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其他人其他地区共同富裕起来；他突出强调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提出要追随日新月异的世界形势，抓住机遇，推进改革，发展自己，同时必须保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他关于“两个文明”建设，一国两制，大国与小国，全局与局部，大道理与小道理，和平与发展，民主与法制，计划与市场，主体与补充，等等，都闪烁和体现着高超的矛盾分析方法的智慧。总之，邓小平同志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坚持、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实际地运用唯物辩证方法认识事物、推动事物发展，创造了许多灵活运用辩证法观点分析问题、指导实践并取得成功的鲜活范例，极大地深化和丰富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思想，构成了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方法论。
第四，系统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问题，创立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最终目标。邓小平同志是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的第一人，是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首创者。他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反复追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核心问题，明确提出要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解放思想，“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他在深刻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不发展生产力不能叫社会主义”，破除了不正确的社会主义观念。他深刻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提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强调公有制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和原则。经过长期探索，他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了全面准确深刻的阐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概括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根本任务和奋斗目标、发展过程和发展方向的辩证统一，从最高层次上阐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问题，从根本上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发展进程和最终目标，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极其重要的新内容，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第五，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和发展阶段，创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科学把握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和发展阶段，是取得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胜利的总依据，是正确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邓小平同志从改革开放之初就高度重视对我国现实实际和发展阶段的分析把握。他强调，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选择适合中国实际国情的独特道路。中国最大的实际是什么？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中国最大的国情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逐步深入和明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首次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十二大报告提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是这个阶段的根本特征；十二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随着认识的日益深入，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已经成熟。1987年8月，他明确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党的十三大报告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必须经历的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为制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论据，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
第六，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的辩证关系，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的基本途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发展创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这个伟大创举正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基础之上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建立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符合中国具体国情、促进经济发展的新经济体制，关键就是要正确把握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同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为此，邓小平同志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作了长期深入的探索，形成了科学的理论判断：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属，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正是在这些思想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人以极大的智慧和勇气，冲破思想观念束缚，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直到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找到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有效途径，开辟了一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崭新道路。这是邓小平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创新，对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七，创造性地把生产力、国家综合实力和人民利益有机结合起来，提出“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为衡量改革开放和各项工作是非得失提供了根本准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如何看待工作的是非得失，如何评价各项政策的实际成效，如何判断改革开放的性质，需要有明确的标准。邓小平同志针对实践中的困惑和理论上的争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理论具体化，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1979年3月，他讲道：政策是否有连续性，关键是看它对不对。如果这个政策对，符合国家的利益，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人民就欢迎，谁也变不了。同年10月，他又说道：“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1980年1月，他针对我国的经济政策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1983年1月，他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根本主题提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在这些论述中，“三个有利于”标准已经基本形成。在南方谈话中，他针对当时党内外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迈不开步子、不敢闯，以及理论界对“姓资姓社”和改革开放性质的争论，系统论述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个标准帮助人们从抽象的固定思维模式中跳出来，为衡量改革开放和各项工作是非得失，提供了根本指南，指明了正确方向。它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把生产力标准、国家发展标准、人民利益标准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中心任务，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上达到了新的高度。
概括起来说，邓小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有机结合起来，科学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立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从思想路线、科学方法、政治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方面，科学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创立邓小平理论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奋勇前进
纵观邓小平同志的一生，他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最伟大、最重要的贡献，就是高高地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勇敢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邓小平同志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实践上开拓进取，理论上深入思考，对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问题，作出了理论创新和政治交代，为我们留下了重要的思想政治遗产。纪念邓小平同志，学习邓小平同志，说到底就是要继承他的事业，而最为重要的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争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胜利。
第一，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有着坚定的信念，始终不渝地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他多次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马克思主义真理是颠扑不破的。面对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的情况，他毫不动摇地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第二，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包括邓小平理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突出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科学世界观和工作作风最鲜明的特征，他曾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实事求是派”，认为我们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他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对于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第三，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同志始终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国际国内急剧变化的形势，他明确表示，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中国不可能也绝不会改变自己的方向和道路，“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全党全国人民“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承担起捍卫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责任。
第四，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同志指出，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各方面的制度和体制，但是还不够完善，要用30年左右的时间，“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并使在这个制度下形成并实施的方针、政策更加定型化。制度是管根本的、管长远的。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配套化、完善化、固定化，更好地发挥作用，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重大政治任务。
第五，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同志给我们留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之作——邓小平理论，这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系统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他从不固守已有的理论而是反复要求，必须要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把群众实践创造的新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强调“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六，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纲领，是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灵魂，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邓小平同志果断地指出：党的基本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他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政治保障。他同时强调，经济建设是一切问题的中心，一定要紧紧扭住不放；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牢牢记住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
第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致力于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在南方谈话中，他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辩证关系，使得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1992年6月9日，江泽民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邓小平同志对此高度赞同，明确提出要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十四大的主题。从那时以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始终是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
第八，必须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邓小平同志对共同富裕高度重视，把它纳入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和本质要求的高度。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严重影响共同富裕的两极分化问题开始出现。他在1993年明确指出，一定要认真考虑分配这个大问题，“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
第九，必须认真解决好发展中产生的新问题。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的，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并不比不发展时少，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推进，问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丝毫不能掉以轻心，解决这些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必须在实践中探索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创造新的思想理论观点，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用发展的方法，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第十，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必须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针对党内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邓小平同志认为“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加强党的领导，关键的一条就是要维护中央的权威，“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中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门就要坚决执行，不但要迅速，而且要很有力”; 对于冲击中央权威的干部决不能手软：“对于不听中央、国务院的话的，处理要坚决，可以先打招呼，不行就调人换头头。”他特别强调，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反腐败工作关系到人心向背，必须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对于腐败的事情“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
总之，邓小平同志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他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而且以其光辉的实践和睿智的思考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和伟大的政治遗产，长期激励和指引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邓小平同志的嘱托，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创立了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大力解放思想，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新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科学理论，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我们一定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沿着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前进，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