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

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成分。外资进入初期，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资金匮乏，在当时的背景下，外资的进入促进了相关领域技术的发展、人才的培养和资本的运作。与此同时，一片片未开发的市场逐渐被外资占据或控制，“以市场换技术”的争论也因此火热，有研究认为外资进入控制了中国市场，但并没有留下关键核心技术；也有研究认为，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带动了中国内地企业的技术模仿和技术创新，本土企业在“干中学”（Learn By Doing）过程中受益颇丰。直到现在，该争论还在业界和学术界持续。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外资进入的速度越来越快、业务范围越来越广、参与市场程度越来越深，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各个行业逐步对外资开放，大量的外资角逐中国市场。疑问随之而来：外资进入中国，对中国的市场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外资进入的影响存在哪些差异？什么因素导致行业容易受外资控制？要考察外资进入的市场效应，回顾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对国内市场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在外资企业已经触及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今天，外资的进入似乎理所当然，没有人会觉得外资企业有什么异样。但从中国近代史来看，毫不夸张地说，外资的进入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始于1978年的新中国改革开放，加速了外资进入中国的步伐。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活动轨迹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如表1－1所示）：

表1－1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对国内市场的影响

注：a．如砖茶制造业、机器缫丝业、制糖业、制革业、扎花业等行业中的外商企业对原材料的掠夺。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第一，早期的外资活动（1949年之前）。外资活动并不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独有的产物，在闭关锁国的封建社会旧中国，外资活动就已经非常频繁。早在19世纪中叶，西方海上运输业列强凭借其先进的船舶修造工业，大规模进入中国，19世纪70年代就已经垄断了中国华南地区的船舶制造业（汪敬虞、聂宝璋，1962）。这个时期的外资活动，多为恶意的“工业入侵”，外资进入中国的目的就是要掠取原材料，支援母国的发展，中国早期工业体系几乎全为西方列强垄断。从这个角度来看，早期外资只是将我国作为原料“殖民地”，外资企业和民族工业之间缺乏合作和竞争，外资活动更没有技术水平的溢出。

第二，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外资活动（1949—1978）。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济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较低，计划经济体制落后。尤其是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信条的指引下，产业政策聚焦于重化工业，为完成资本积累，经济上的“类闭关锁国”状态重新出现。外资活动几乎陷入停滞状态，随之而来的一个好处是：外资也无法对我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基础形成冲击，在漫长的重化工业优先发展过程中，我国形成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大而全的产业结构，构筑了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为后期依靠完善工业体系和配套设施吸引外资进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改革开放前，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尤其是外资大规模进入仍未开始。

第三，改革开放后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1979—1994）。改革开放后，以广东沿海地区为突破口，外资大举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国内广大的市场规模吸引了众多外资企业，它们纷纷抢占市场，主动与国内的企业合作，许多重要的合资品牌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外资进入弥补了我国落后工业基础的先天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国的技术水平。这一阶段的外资进入，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武超，1991）。

第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的外资活动（1994—2002）。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分别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后，为弥补我国在要素供给尤其是资金方面的不足，我们将目光转向国际市场，开始寻找国际资本。与此同时，中国的分税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日趋激烈，在以GDP为主要考核指标的导向下，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就是大量吸引外资，创造GDP、创造税收、带动就业。此时的外资政策以大量吸引外资为主要方向，我国于1995年首次颁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开始系统地分类指导外资的利用。

第五，市场开放和深化背景下的外资涌入（2003年至今）。这一时期，中国已经加入了WTO，各经济领域逐步对外资开放，经济增长速度连续30年稳定在10%左右。偌大经济体连续多年的超高速增长，外资是一支重要的推动力量。这一时期，外资对中国产业和企业的影响更为复杂，外资带来利润、税收和就业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污染等环境问题，学界也开始逐步反思我们以“量”为主的外资吸引政策，合理甄别和筛选外资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与此同时，我国制定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开始有的放矢地吸引外资。外资对中国市场的影响也表现出多样性，陈甬军、杨振（2012）的研究证实：在这一时期，外资同时表现出竞争性和垄断性特征。部分行业的外资控制比例在50%以上，外资企业借此实施市场势力，给消费者造成了较大的福利损失。

如图1－1所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外资进入中国的步伐开始加快。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统计数据显示：1979年，外资流入中国的数量只有8万美元，而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2014）》显示，2013年我国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达到124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位。2014年我国吸收外资规模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再次证明了中国仍是全球范围内对外国直接投资最具吸引力的经济体。但同美国的外资流入相比，我国的外资流入呈现出一些独有的特征。

图1－1 改革开放以来各年度进入中国市场的FDI流入量

资料来源：http://unctadstat.unctad.org/wds/ReportFolders/reportFolders.aspx，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统计数据库。

图1－2提供了中国和美国1982—2013年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的同比增长数据，从图中可以直观地观测到：作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前两位国家，外资流入的速度和节奏还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外资流入的波动性要显著小于美国外资流入的波动性，在外资流入同比正增长的年份，美国外资流入增速快于中国；在外资流入同比负增长的年份，美国外资流入下降的幅度也大于中国。对造成这种差异成因的考察，也是本研究的动机之一。一个直观、待验证的感觉是：与美国相比，我们的外资利用限制更为严格，同时资本流动性相对较弱，在宏观经济形势的上升期，外资流入的增长速度小于外资利用限制较少、资本流动较强的美国；在宏观经济形势的下行区间，外资流出在美国受到的限制更少，因而流出的速度也非常快。

图1－2 中美FDI流入量同比增速的比较（1982—2013年）

资料来源：http://unctadstat.unctad.org/wds/ReportFolders/reportFolders.aspx，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统计数据库，并经计算整理所得。

随着外资流量增加和存量的积累，外资对中国相关市场的影响在逐步发生变化，针对外资的政策也逐步从全面大量吸引外资转向合理、高质量地利用外资。这一系列行为与政策的转变，源于外资进入对中国市场影响机制和程度的历史变化，正是这一点，激发了本研究的构思和创作，以求全面评估外资进入的市场效应。

综观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研究的文献发展趋势，不难发现文献的发展与理论界和职能部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认识相关。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讨论是否利用外资以及如何利用外资等问题上。这一时期的担忧在于：一旦允许外资放开，市场可能马上被外资控制，中国企业就难以在竞争中胜出。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理论界和职能部门认识到了外资的外部正效应，研究领域也逐步转变到考察外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来，相关话题集中在外资如何促进结构优化、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随着微观企业数据可获性提高和微观计量方法的不断发展，研究不断深入到企业层面，逐步考察外资的进入如何促进生产率提高、如何影响企业的出口决策、如何影响企业的治理体系等；已有研究汗牛充栋，成果相当丰硕，但一致性的结论却少之又少。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对外资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分析外资的宏观影响和微观影响，前者如外资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后者如外资是否有技术溢出，而外资进入的中观（产业层面）影响一直被忽略。现有关于外资对产业层面影响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外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和外资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两个方面，而全面考察外资进入对产业组织以及企业竞合关系的文献则非常稀缺。外资对我国产业组织层面影响文献的稀缺，一方面在于数据不足，我国统计体系中关于外资的统计指标设计相对宏观，企业层面的外资活动记录数据研究者难以获得，因而考察外资进入对中国产业的竞争和合作关系异常困难；另一方面在于研究方法改进的困难，产业组织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以博弈论的标准范式进行的，所得的结论是约束条件下的均衡结果，属于定性判断，以数据为基础、兼容企业决策过程和消费者选择偏好的研究方法也是近些年来才有所发展。本研究尝试两个方面的突破：第一，从产业组织角度观测外资进入对中国产业的影响，窥视外资进入如何改变产业内部及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合作关系，弥补相关文献研究的不足；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引入前沿实证研究方法，尝试在新实证产业组织（New Empirical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NEIO）的框架下系统地研究外资进入的市场效应，这也将是国内首次运用新实证产业组织方法全面考察外资进入市场效应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