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外资进入与微观企业效率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二是外资进入的生产率外溢理论。FDI与东道国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研究者们重点关注的话题。

一 企业生产率估计：参数、非参与半参方法

要测度生产率外溢效应，首先应选择一个合理的生产率估计方法。目前，生产率的估计总体来看可以有三类方式：参数估计方法、非参数估计方法和半参数估计方法。

（1）生产率估计的参数方法。这类方法通常由一个特定的生产函数出发，利用企业运行数据求解最优目标函数或通过回归的方式来确定特定参数的值，进而得到要素的产出弹性，求解出索洛余值（Solow Residual）近似替代生产率。参数法比较直观，但也存在较大的缺陷，比如对规模报酬和产出弹性不变的假定并不符合经济运行常态。

（2）生产率估计的非参数方法。这类方法主要有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e Analysis, DEA）、Malmquist指数法和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SFA）。这些分析方法摆脱了学界对于生产函数假定随意性的批判，采取工程类的思想构造生产前沿边界，进而计算目标企业与生产前沿的距离作为其效率水平。与参数方法相比，非参数方法在要素产出弹性的估计上无计可施，且估计出的参数背后的经济学意义值得探讨。

（3）生产率估计的半参数方法。半参数方法结合了生产函数设定和非参估计，由Olley和Pakes（1996）发展并由Levinsohn和Petrin（2003）延伸。在估计方法的选择上，Wooldridge（2009）进一步提出了更稳健的矩估计方法。在实证产业组织领域，借助经典的科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 CD）生产函数、运用半参数估计来推导计算生产率，一直以来都是实证产业组织学者采用的一个重要方法。早期产业组织领域估计CD生产函数时，普遍采用OLS方法，但是OLS方法忽略了企业异质性生产率问题，由此带来的内生性和联立性问题一直被学者忽略。这些问题由Olley和Pakes（1996）以及Levinsohn和Petrin（2003）指出，并提出了合理的解决方法。

实证产业组织领域CD生产函数与半参数估计方法逐渐成为主流选择，其原因在于：第一，与其他参数和非参方法相比，考虑了企业异质性生产率后的CD生产函数，更好地描绘了企业的生产决策过程：如在Olley和Pakes（1996）一文中，企业投资（I）决策在企业确定资本存量（K）以后进行，两类决策都在企业识别了自身的生产率水平之后进行。这个企业决策过程是其他生产率估计方法忽略的地方。第二，企业层面数据的可获性增强使得基于CD生产函数的研究更流行。实证产业组织中，企业层面数据的可获性增强，企业层面数据与CD生产函数的结合，将使得企业层面生产率的测度更加精准。

本研究使用的主要是企业层面数据，并计算企业层面的异质性生产率，因此采用了包含异质性企业生产率的CD生产函数。该方法已被众多研究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学者运用。但国内大多数学者在估计生产函数时，只是简单采用OP或LP方法，没有使用Wooldridge（2009）的稳健估计方法，如张杰等（2009）、余淼杰（2010）、聂辉华等（2011）、鲁晓东等（2012）。国外有部分学者采用OP或LP方法联合Wooldridge（2009）估计的方式，如Petrin等（2011），因此本研究采用这种方式在国内还是比较前沿的处理方式。

二 外资进入与生产率：理论关系与经验证据

（一）外资进入与生产率溢出：理论分析框架

理论上来说，外资企业的进入对本土企业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产业组织理论表明，外资企业的进入可能提高本土企业生产率，也可能抑制本土企业生产率。

首先，外资企业拥有更多的无形资产，如技术水平、市场营销与管理技能、供应链的驾驭和协调能力以及更好的声誉。虽然这些无形资产是通过经验积累得到的，但它们可能通过本土企业的“干中学”（Learn By Doing）产生外溢，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外资企业的进入会提高本土企业的生产率。

其次，本土企业从外资企业进入中受益的另一渠道是，人力资本的流动。被外资企业雇用的工人获得了本土企业就业工人不具有的独特技能，这些员工一旦离开外资企业进入本土企业工作，将会产生人力资本外溢效应，人力资本的提高则有助于本土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然而，外资企业的进入理论上也可能抑制本土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尤其是在短期内（Aitken和Harrison, 1999）。在一个非完全竞争的市场，假定企业面临共同的固定成本，同时外资企业有更低的边际成本，外资企业则有扩大生产的激励。一旦外资企业扩大生产，就会导致本土企业面临的剩余需求曲线发生变动，本土企业被迫降低生产。固定成本则被摊销到一个更小范围的产出上，导致本土企业的平均生产成本上升。如果这种因需求效应导致的成本上升过快，本土企业可能面临着生产率的下降。

外资企业对生产率的理论影响取决于这两股相互抵消的力量：本土企业面临需求降低导致的生产率下降和本土企业因外资技术外溢带来的生产率提升。

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可以通过外资进入如何影响本土企业平均成本来说明。在图2－1中，横轴表示本土企业的产出水平，纵轴表示本土企业的生产成本，AC0和AC1分别表示外资企业进入前、后本土企业的平均生产成本。在外资企业进入之前，本土企业的生产最优决策在A点。外资进入后，本土企业因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而受益，平均成本移动至AC1，若不考虑外资进入导致的本土企业需求下降，本土企业将在B点进行生产。但是，受上述需求效应的影响，本土企业会压缩自己的生产，真实的生产成本会从AC1曲线上的B点上升至C点，此时本土企业可能面临着生产率下降的压力。就图2－1而言，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生产率影响的净效益为负，两种效应的综合结果是外资进入降低了本土企业的生产率水平。

（二）生产率溢出及其条件性：经验证据梳理

实证研究中，FDI是否影响了东道国企业生产率？这个问题在研究的不同阶段产生了不同的观点和判断。

早期的研究主要判断外资进入是否影响企业生产率，令人诧异的是，早期研究只有少数文献支持FDI产生正向生产率溢出的论断。如Haddad等（1993）通过实证拒绝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摩洛哥制造企业生产率因为外资进入而显著提高的假设。Aitken和Harrison（1999）运用委内瑞拉工厂（Plants）层面数据的结果显示，外商独资企业进入与本土企业生产率增长的正向关系只存在于小企业中，外商以合资形式进入则显著降低了本土企业生产率。如果将两类相互抵消的影响一起考虑来计算外资的净生产率效应，他们发现外资的净生产率效应是非常微弱的。正如Rodrik（1999）指出的那样，如今的政策研究文献过分地夸张了FDI正向生产率溢出效应，但经验证据却少之又少。

后期的研究大都肯定了外资进入会对本土企业生产率产生影响，相关研究也越发细致，开始讨论外资如何影响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够影响企业生产率。Haskel等（2002）运用工厂层面的面板数据估计了FDI的生产率外溢效应，得到的结论与外溢理论一致：在同一产业中，本土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与外资企业份额表现出正相关关系；但在同一区域中，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外资份额并没有显著的关系。这表明，FDI的外溢效应是沿着产业而非区域传播的。基于企业层面数据，Javorcik（2004）发现FDI对本土企业生产率的正向外部性依存于外资企业与上游供应商之间的合同关系。Aghion等（2004）利用20世纪80年代英国对外开放政策改变市场进入条件这一天然的实验，考察了外资的进入对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外资企业就业人数比例代表的外资份额提升导致了东道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而也提高了总生产率水平。Branstetter（2006）通过运用日本企业层面数据发现，FDI与国际贸易类似，都是知识溢出的渠道，而且，日本数据显示，FDI对知识溢出的影响是双向的：外资企业对本土企业有技术溢出，本土企业也对外资企业有技术溢出，从而生产率水平可能都因此提升。

国外关于外资来源异质性对东道国生产率影响关系的文献较为丰富，研究对象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Dunning（1980）以及Kogut和Singh（1988）较早地发现了外资的来源国异质性问题，认为外资来源不同可能会影响其进入东道国的方式。Grosse和Trevino（1996）分析了1980—1992年美国外资流入数据，他们认为母国的市场特征及与东道国进出口关系会影响外资进入东道国的行为。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外资来源的异质性问题，如周燕、齐中英（2005），徐康宁和王剑（2006），平新乔等（2007）、Wang等（2009）、杨振和陈甬军（2013）等。

然而，外资生产率的溢出效应并不是无条件的。Sjöholm（1999）采用印度尼西亚制造业企业层面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因产业不同而有所差异，并且在竞争激烈的产业中，这种生产率外溢效应更明显。同时，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是生产率外溢的一个重要条件，技术差距越大，生产率外溢效应也越大。Noorbakhsh和Paloni（2001）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行为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人力资本存量是吸引外资投入的最重要因素，并且这一因素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Girma（2005）运用门限回归模型，证明FDI的生产率溢出效应存在非线性的“技术吸收能力”门槛效应。在本土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达到某一特定值之前，FDI的溢出效应随企业技术吸收能力增强更显著。但也存在一个最低的技术吸收能力阈值，当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低于这一水平时，FDI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

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张建华等（2003）对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和溢出渠道做了较为全面的综述。王玲和涂琴（2008）考察了中国制造业外资生产率溢出的条件，发现了生产率的溢出途径，他们的结果显示，企业获得的生产率溢出，主要是从本地区其他行业外资参与中获得，企业所在行业内的生产率溢出则并不显著。并且这两类溢出效应的影响条件有一定差异，吸收空间是地区内行业间溢出的最主要影响因素。除此之外，企业吸收能力、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合作程度以及市场适度竞争（陈涛涛，2003）都是生产率溢出发生的重要条件。

最新的文献还涉及本土企业的所有权性质与外资企业的生产率外溢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在这方面开展研究的包括王成岐等（2006）、王争等（2008）。王成岐等（2006）利用1995—2003年间中国制造业行业层面数据，实证考察了不同来源国外资企业与不同所有制结构内资企业组合产生的溢出效应模式。他们的结论表明，并不存在普遍一致的外资进入与内资企业绩效关联关系，外资企业影响内资企业绩效与外资来源国不同和企业所有制形式有关。王争等（2008）则专门考察了外资溢出对中国私营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发现私营企业吸收生产率溢出的能力是有差别的，他们从生产链的上下游关联进行分析，认为私营企业吸收外资水平和后向生产率溢出时存在“门槛效应”。同时，后向生产率外溢也因下游企业是否外资控股有关。本书第四章借鉴吸收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将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时企业组织形式（如合资、合作、独资）的选择视为内生，构建了一个外资来源异质性、企业组织形式内生性条件下生产率溢出效应测度的计量模型，发现外资来源的异质性对不同所有权类型的内资企业生产率影响是不同的。同时，外资采取的企业组织形式的差异对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内资企业生产率影响也存在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