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外资进入与宏观经济发展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一是外资进入对东道国宏观经济发展影响理论。已有研究认为，外资进入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源于两个方面：外资方因素和东道国因素。

一方面是外资方因素，主要是通过外资企业的技术扩散和外溢实现的（Borensztein等，1998）。技术扩散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技术扩散可能通过多种渠道来实现，比如新想法的传播、新技术的推广、高技术产品的引进、外国技术的应用以及并购导致的人力资本质量提升。除此之外，跨国公司的外商直接投资也被认为是提升技术水平的一个重要渠道。而跨国公司的研发投入（Research ＆ Development, R＆D）通常在一个经济体中占有较高的比例。Borensztein等（1998）实证研究了FDI在促进技术扩散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他们从内生增长模型出发，认为技术进步通过“资本深化”实现，表现为新资本品种类的引入。跨国公司拥有更多的先进知识和技术，因此可以通过低成本使用新的资本品最大化公司利润。通过运用69个国家层面外资利用数据，他们发现FDI的确是技术转移的重要推动因素，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甚至大于东道国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Barrell和Pain（1997）实证检验了欧洲国家的外资利用与技术进步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发现了外资企业的技术转移加速了东道国企业的技术进步水平。

另一方面是东道国因素，理论逻辑认为外资进入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是存在门槛的，这个门槛可能是东道国的金融市场体系（Hermes和Lensink, 2003; Alfaro等，2004; Azman－Saini等，2010）和人力资源水平（Borensztein等，1998; Noorbakhsh和Paloni, 2001）。一个世纪以前，熊彼特就认识到了一个良好、功能完善的金融中介市场对技术创新、资本积累以及经济增长的作用。Alfaro等（2004）采用1975—1995年国家层面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FDI本身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难以确定的，但是，金融体系完善的国家通常能够从FDI中获益更多。Azman－Saini等（2010）运用门限回归模型（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重新检验了地方金融市场如何影响FDI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发挥，结论显示只有东道国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门槛时，FDI才促进经济增长，否则FDI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影响。与之相类似，Borensztein等（1998）发现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影响了本土企业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他们的实证结果表明，东道国达到一定的人力资源储备门槛后，FDI比国内资本投资具有更高的效率。Barros和Cabral（2002）则提供了一个吸引FDI的“补贴博弈”模型，认为一国吸引外资与东道国经济体相对大小和东道国失业率相关。

Nair－Reichert和Weinhold（2001）进一步考察了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发现FDI的使用效率提高了经济增长率水平，并且在经济相对开放的国家这一“促增长”效应更明显。Chowdhury和Mavrotas（2006）运用智利、马来西亚和泰国1969—200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考察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有意思的是，他们发现了不同的证据：在智利，GDP的增长使得FDI进入显著增加，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泰国和马来西亚，同时发现了GDP与FDI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类似地，Hansen和Rand（2006）也发现FDI与GDP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Granger Causal Relationships），进一步，他们证实FDI促进GDP的增长渠道来源于知识转移以及新技术的采用。

在肯定了外资对东道国经济会产生一定影响后，后期的研究文献多从国家层面和总体层面的研究转向微观层面，生产率溢出问题一直以来都是这个领域的热衷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