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异质”影响下小说创作的全方位变革

20世纪80年代中期，确切地说，1985年之后，是中国小说创作的又一高峰。此时的小说从书写内容、价值立场到艺术观念、叙述方式等均发生了明显变化，以至于某些理论家用“观念爆炸”和“多元放射”来概括当时的小说观念革新及小说创作局面。“说一九八五年的小说是一个转折点，这起码在形式探索走向明朗化这点上是不为过的。……一九八五年，既是前几年小说观念变化酝酿的结果和总结，又是进一步向未来发展的开端。”“新时期文学的第二次历史性转折……直接导致了1985年的文学 ‘裂变’。……说1985年文学开创了一个文学的新纪元，大概不会被认为是故作惊人之论。”在此前后，当代小说“在叙事方式上出现了断裂”，其标志是原来的“‘写什么’的重要性已被 ‘如何写’所替代”。很显然，1985年是一个具有跨越意义的年份，尽管当时的评论者一时还找不到确切的概念来界定这个变异的性质，但这种共同感受的敏锐性和正确性已为小说发展的历史所证明。所以，探讨当代小说创作观念的转变，无论如何都避不开1985年。

那么，如何来阐述1985年前后这一股改变小说创作观念的文学思潮呢？评论界习惯用“新潮小说”来命名这一时期的小说现象，这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再细一点的话，又可分为“意识流派”、“魔幻现实主义”、“荒诞派”、“民族文化派”等。实际上，这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现代主义小说运动，“它是针对在当代中国持续了几十年的现实主义小说的一统局面，并以新时期最初几年的局部的探索性变革为前提和基础的情形下发生的，在这场运动背后所涌动的美学精神与艺术思想当然也可以概括为现代主义的小说思潮”。

关于这一阶段的小说创作情况，笔者将在后面的章节给予详细阐述。现在，让我们先来看看这股“现代主义”小说思潮崛起的文化背景。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各种外国现代派文艺思潮和理论铺天盖地地涌入国内，并且逐渐由文学研究领域转而渗透到文学创作领域，在中国文坛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这当然得益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大量译介。1980年到198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相继出版《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共四册八本，十一个专辑，涉及包括诗歌、小说、戏剧在内的十几个流派，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达达主义、未来主义、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荒诞派、新小说、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等，称得上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入门作。从1981年开始，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手推出《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陆续出版了几百种译作。与此同时，外国文学学术界不断有评介文章，从思想艺术特征和社会、文化、哲学背景各个角度为读者做出初步界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界定也代表了接受者的理解范围和消化程度，同时也作为一种中介对广大的阅读者发生影响。袁可嘉先生在1980年出版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前言》和1985年出版的第四册《附录》中，对现代派文学的总体特征有过如下的概括：“现代派反映了现代西方社会动荡变化中的危机和矛盾，特别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四种基本关系——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包括大自然、人性和物质世界）、人与自我——方面的畸形脱节，以及由之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虚无主义的思想和悲观绝望的情绪。”袁先生还对现代派的文学观点做了总结：第一，在艺术与生活、现实、真实的关系上，他们强调表现内心生活、心理的真实和现实。第二，在艺术与表现、模仿的关系上，认为艺术是表现，是创造。第三，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极力强调形式的重要性，认为形式是内容的延伸。在《前言》中，袁先生从发生学的角度，阐述了现代派文学产生和形成的社会根源和思想背景，提到“西方社会的巨大灾难——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恐慌、劳资冲突、核恐怖和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给作家心理上“造成严重创伤，产生重大的怀疑”，使许多人出现信仰危机。文中同时提到，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和社会思潮对现代派文学的“弥漫性、渗透性的影响”，如存在主义哲学、弗洛伊德心理学等。此外，柳鸣九先生主编的“西方文艺思潮论丛”（如《新小说派研究》、《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陈焘宇、何永康先生主编的《外国现代派小说概观》，也对现代主义文学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应该说，上述著作对现代派文学思潮的概括是相当深刻全面的，也大致符合当时人们对现代主义文学的阅读经验。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了对中国文学的又一次强烈冲击，以至于“是发展以往的现实主义还是走上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道路，成了80年代中国文学选择中的第一个焦点问题”。

1981年高行健出版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书，这是我国第一本系统地介绍西方现代派小说技巧的专著，书中介绍了“意识流”、“怪诞与非逻辑”、“艺术的抽象”、“超现实主义”、“黑色幽默”、“时空处理”等现代小说的表现手法，超越了“巴尔扎克式”现实主义小说规范的局限，也有力地冲击了古典小说技巧的种种“法规”，对于当时以及后来的中国小说创作启发很大。1982年，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更加明确地呼唤现代主义文学的出现。同年，冯骥才、刘心武、李陀、王蒙等在各自的通信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现代化与现代派”的文学论争。对于这场争论，我们只能说，双方各有各的道理，又各有各的偏颇。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它在客观上非但没有抑制，相反还推动了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新时期”的现代派小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实验的。创作界的先锋人物，像马原、苏童、余华、残雪等人，则已经开始了对“现代派”的全面模仿和借鉴，致使小说创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面对纷纭复杂的创作情况，理论界也活跃起来，不断将西方的小说理论著作译介过来。1984年国内出版了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和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 1987年先后翻译出版了利昂·塞米利安的《现代小说美学》、万·梅特尔·阿米斯的《小说美学》、W. C．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约翰·盖利肖的《小说写作技巧二十讲》等，对我国的小说理论研究起了促进作用。此外，《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华莱士·马丁的《当代叙事学》等，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国内学者也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小说创作的理论问题，并出版过不少著作。比如，王蒙的《漫话小说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王蒙谈创作》（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陆文夫的《小说门外谈》（花城出版社，1982年），洪钧的《小说创作放谈》（知识出版社，1982年），郭超的《小说的创作艺术》（花山文艺出版社，1982年），王笠耘的《小说创作十戒》（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当然，这些著作多数还只是总结前人的创作经验，对80年代中期小说创作的最新态势和新鲜的小说观念缺乏独到的感悟和思考；另外，所探讨的问题大多停留在人物刻画、主题提炼、艺术构思、情节安排等具体问题上，对小说艺术尚缺乏宏观而系统的理论思考。接下来，人们开始有意识地结合小说创作实践，力求构建相对完整、体系化的小说创作理论。如高尔纯的《短篇小说结构理论与技巧》（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从短篇小说的形态、人物、情节、环境、技巧等方面，分析短篇小说的结构艺术。俞汝捷的《小说二十四美》（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借鉴中国古典诗学的理论和诗品的体式，探讨小说之美的表现形态和审美风格。金健人的《小说结构美学》（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从时间、空间、人物、结构依据、叙事方式等方面探讨小说结构的美学形态。刘孝存、曹国瑞的《小说结构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从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两部分对小说的结构形式进行类型分析和归纳，虽不够严谨缜密，但对当代小说结构类型提供了较有条理的参照。

值得一提的，还有吴功正的《小说美学》（江苏文艺出版社，1985年），这本书虽然不是针对小说创作理论而写，但作者从小说美学的本质、小说家审美感受的心理形式、小说美学的基本特征、小说美学的基本形态、中国古典小说美学理论等五个方面来阐述，以中国传统小说理论为基础，以传统小说为分析对象，称得上一部体系严密的小说美学著作。程德培的《小说本体思考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集中探讨小说叙事的体态、语式、结构、模式和小说的语言性质等方面，前部分既吸收了西方小说叙事学的成就，又融入了自己对小说的感受和思考，尤其是对我国当代小说的叙事学考察，对小说创作的启发很大；后部分从现代文艺学、小说学和现代语言学的结合上，概括小说语言系统的功能，深化了人们对小说语言的认识。南帆的《小说艺术模式的革命》（上海三联书店，1987年），从叙述方式切入当代小说创作，认为审美主体的变化导致新的艺术模式的崛起；并着重探讨了心理—情绪模式、象征模式和复合模式，可以看作当代小说形态学的研究。王定天的《中国小说形式系统》（学林出版社，1988年），运用现代系统论的方法，吸收借鉴了当代西方的艺术理论，从小说概念、形式要素、情节形态、艺术手法等方面探讨了中国小说的形式系统，对小说创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张德林的《现代小说美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在传统的文学评论基础上借鉴西方小说评论的方法，从艺术感觉、寓意超越、变形、象征、怪诞、时空、场面、视角、心理描写、意识流等方面探讨了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和美学原则。殷国明的《小说艺术的现在与未来》（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对近百年的小说艺术进行纵向的美学分析，从故事结构、小说与现实、小说中的自我、小说艺术思维方式、小说的美学特征、艺术形态和语象等方面的变化，来描述小说艺术的变化过程。总体来看，上述论著虽不是专门讨论小说创作理论问题，但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小说创作理论的某些基本问题。另外，孙绍振的《文学创作论》（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胡尹强的《小说艺术：品性和历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李洁非的《小说学引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等等，也都从不同角度对小说创作问题做过深入、系统的剖析。

以上是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小说创作以及理论研究状况的简单回顾。不难发现，纷至沓来的西方“异质”推动了我国当代小说创作的转变。争论是在所难免的，“创新”也是顺理成章的。诚如洪子诚所说：“80年代的文学革新和文学实验，都表现为异质因素不同程度的诱发和推动，由此引起感知内容、方式和艺术方法的新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