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现代小说的本质特征

从强调小说的反映功能到注重小说的虚构品性，是20世纪小说艺术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小说观念的不断发展，小说的本体特征越来越受到作家们的重视。正是虚构，使小说自身的表现力与艺术感染力大大拓展与深化了。从卡夫卡、普鲁斯特、福克纳、乔伊斯的作品中，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困扰与绝望、梦想与焦虑、异化与变形等，种种人类生存问题的关注与呈现，使作品具有深邃的思想内涵和浓厚的艺术韵味。从此，社会背景的中心描绘逐渐让位于对“可能的存在”本身的关注及人类心灵世界的勘测，大大拓宽了小说艺术的表现空间。正是这些创作，引起了我们对“真实性”的重新思考。人可以一觉醒来，变成一只大甲虫；城堡距离很近，却无法走进；人随时都可能被时间抛弃……这些貌似荒诞的艺术世界恰是现实世界的真实投影，现实世界的凌乱无序，使我们只有在艺术世界里才能取得一份“真实感”，这份真实感来自对个体存在困境的精神认同。于是，小说不再是机械反映论的产物，这无疑是对19世纪以前的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小说的反叛。

法国新小说派代表者罗伯—格里耶认为，小说是对真实的创造，“小说创作的目的不是像编年史、证明和科学报道那样提供消息情况。它的目的是构造现实。小说创作从来就不知道它寻求的是什么，不清楚自己想要说的是什么；小说创作是一种创造，创造世界，创造人，它是持久的创造和永无止境的探索”。除去一些极端的看法，罗伯—格里耶比较准确地阐明了小说的本质。小说是一种创造，而“创造”正是充分发挥作家的想象力，对创作素材进行重新的组合、编排与取舍，从而创造出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艺术世界，寻求更为深层的内在真实。为了进一步证明想象力在小说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罗伯—格里耶详细谈了自己的一次创作经历，“我在写《窥视者》这本书的时候，我正在着迷地以精确的方式描写海鸥的飞翔和海浪的涌动，这时我恰好有一个机会去布列塔尼海岸作一次冬季短途旅行。在路上，我就想：这可是一个从 ‘现实生活中’观察事物和 ‘唤醒我的记忆’的大好机会……可是，当我看到第一只海鸥时，我发现自己错了：一方面，我看到的海鸥与我正在书中描写的海鸥关系很模糊；另一方面，这一切对我无关紧要。因为对我来说那时唯一有重要意义的海鸥是我脑子里的海鸥，这些海鸥或许是通过不同方式从外部世界而来，或许正是从布列塔尼来的，但它们在进入我的头脑中的同时已经发生了变化，变得更真实了，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想象中的海鸥”。罗伯—格里耶认为，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之间只有非常模糊的联系，当我们进行文本阅读时，内在的真实感并不来自现实中的海鸥，而是经过头脑想象、加工变形后的海鸥，它比现实中的海鸥更为真实，正所谓“想象创造了真实”。这是罗伯—格里耶针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反映论”做出的挑战。

对小说虚构因素的强调和突出，正成为现代小说文本的主要标志。其实，对于小说文体特征的重视，早在19世纪就已出现。法国作家福楼拜曾经希望创作一种理想中的小说来摆脱向现实求助的创作方法，“对我来说的理想的事，我愿意做的事，就是写一本关于子虚乌有的书，一本与书外任何事物都无关的书，它依靠它的风格的内在力量站立起来，如同地球无需支撑而维持在空中一样，如果可能，它也将是一本几乎没有主题的书，至少难以察知它的主题在哪里”。苏童表达过类似的看法：“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虚构对于他一生的工作是至关重要的。虚构必须成为他认知事物的一种重要手段。”由此可见，作家们理想的小说文本是一种完全摆脱外界事物的束缚，依靠想象达到更高层次的创造，它无须主题等与外界有关的任何事物的支撑。这种理想的小说样式必须依赖作家“虚构的热情”，从一定程度上，这也反映了“虚构”在小说中的重要价值。当然，它也只是作家的理想，因为任何优秀的小说都不可能脱离现实世界而存在，并且作家的创作目的并不是如罗伯—格里耶所说的那样不知道自身的寻求，而是通过现实现象的审美呈现，力图将小说引入质朴深邃的诗性哲学。正是现实为构筑人类的理想提供着丰富的材料，更为我们逼近深层的心灵真实提供了某种可能。

那么小说的本体特征具体包含哪些方面呢？

首先，小说是一门虚构的艺术，虚构性是其最为本质的特征。虚构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更深层的艺术真实。它既不是幻想家的胡编乱造，也不是对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照搬，而是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进行的主观创造，“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要求小说家对创作素材进行适当的选取和编排，在符合生活逻辑与情理的情况下，创造出一个无限可能的艺术世界，从而达到较高层次的真实。其次，按照对小说的最初理解，小说就是讲故事，于是叙事性便成为承载小说全部审美意味的根本所在。它是由叙述行为与故事本身彼此交融而呈现出来的一种性质。由于小说中的故事是凭借一定的叙述媒介，通过一定的叙述手段和方式创造出来的，所以，一部小说成功的关键在于叙述的力量。随着小说表现内容的丰富多彩，纯粹的故事不再是小说家的关注对象，而是向更广阔的心灵世界探寻，于是，是否创造出真实的艺术生命，成为现代小说追求的目标，这是小说本体特征的第三个方面。当现实世界更多地展现出它的偶然性、可能性、不可确定性时，单纯的故事已无法涵盖现实的复杂，这个时候，对于种种可能性境遇的深切关注及人形形色色的表现，便成为现代小说的主旨。即使那些以故事为主要载体的文本，小说家也力求将笔触探入到故事的深层，发掘其可能具有的精神内涵，创造出真实的生命。

虚构性、叙事性与真实的生命创造是现代优秀小说文本必备的三个条件。它们彼此联系、相互依存，缺少哪一方面都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文本。由此看来，小说艺术的发展达到这样的境界：“一个与作者基本脱离关系的叙述者，在一个虚构的文本上，所演绎的一段生命历程。”一方面，它要求叙述者尽可能地摆脱作者的干预和控制，通过叙述行为本身完成生命创造，获得无限深广的审美内涵；另一方面，它又要求必须通过虚构，创造出活生生的生命，达到较高的艺术真实。这两方面都要求作家必须具备想象、虚构、创造的才能和掌握运用多种叙述方法的才能。

小说艺术正步步朝自身逼近，米兰·昆德拉曾经把小说分为三种：叙事的小说，比如巴尔扎克、大小仲马；描绘的小说，比如福楼拜；思索的小说。他把自己的小说看成是思索的小说。在这种“思索的小说”中，他强调小说家的哲学思考，认为小说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形而上的诗性关怀，最终与哲学达成一致。只不过，小说的哲学沉思更强调艺术化的审美把握。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叙事作品，在表现的深度与力度上普遍缺乏内在的哲学意味，无法获得超越性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的小说，则是具有现代艺术品格的文本，它们不再是单纯的控诉工具或者政治的附庸，而是用自身的本体特征对生命、人性进行艺术地探索和沉思，从而达到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亨利·詹姆斯说：“一部小说之所以存在，其唯一的理由就是它确实试图表现生活。”这种理解一度使小说出现过追求“表现之真实”的辉煌时代，使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也保住了高贵的尊严。但是，随着小说表现生活的能力正逐渐被其他更为综合的艺术手段所代替的趋势，小说不得不转向自身，重新思索存在的依据与意义。英国小说家伊丽莎白·鲍温曾说：“小说是什么？我说，小说是一篇臆造的故事。但是，故事尽管是臆造的，却又能令人感到真实可信。真实于什么？真实于读者所了解的生活，或者，也可能真实于读者感到该是什么样子的生活。”在她的理解中，小说是经过“臆造”来抵达“真实”的。即：经过虚构与想象创造生活，使之具备某种内在的现实性，而使我们感到真实可信。这种艺术真实，并不是如亨利·詹姆斯所说的：“在小说提供给我们的东西里，我们在多大的程度上看到未经重新安排的生活，我们也就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感受到我们正在接触真实；我们在多大的程度上看到其中有着重新安排的生活，我们也就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感到我们正在受骗上当，感到人家让我们看到的只是生活的一种代用品，一种折衷品和俗套惯例”，而是恰恰相反。

当代小说艺术正是运用虚构与想象对生活进行重新安排，建构不同于现实的艺术世界，以无限的深邃与逼真深深感染我们。亨利·詹姆斯所说的“真实”，其实是指符合生活真实的反映论上的真实，并不是本体论上的“存在之真实”。“本体的真实”是运用虚构对可能的存在的探索，不是对具体现实的反映与描绘。作家史铁生曾经向余华提出一个问题：“在瓶盖拧紧的药瓶里，药片是否会自动跳出来？”如果我们遵从传统的文学观，认为小说是对现实的反映，旨在揭示事物的本质与规律，那么，小说中也就不会出现“药片自动跳出”的奇迹。因为日常经验使我们相信，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情。然而，小说不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式臣服，它无须将转述世界的客观存在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它是对无限可能性的呈现，是充分运用想象创造的艺术世界。在小说中，一切“奇迹”都是有可能发生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卡夫卡独特的文学意义了。因此，当小说把关注的目光从“现实性的维度拓展到可能性的维度”时，小说家也就获得了真正的解放，他可以充分运用想象，在小说中去实现现实世界中无法出现的各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