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张献忠屠蜀事略——兼说大西国宝藏

蜀地自古多神秘。

自汉唐以降，迨至明清，旧闻逸事者甚众。

两川故地，民谚繁复如牛毛。有民俗专家称，曾做过专门搜集和整理，计有一万三千余条。

在这些谚语里，有二十九条涉及张献忠，尤有三条最为显赫，蜀人耳熟能详，却始终不得其解。

一、张献忠宝藏

“石牛对石鼓，金银万万五，谁能识得破，买下成都府！”

歌谣为一则隐语，与张献忠宝藏有关。

明末清初季，张献忠举义兵，横行几十年，所掠财宝难计其数，后入西川，称帝成都，立“大西国”19个月，兵败成都时，仓皇出逃，惶惶如丧家之犬。其所掠大批不义财宝，藏到哪里去了？

歌谣唱得明白，“石牛对石鼓”处。

1925年2月，毫不起眼的四川军阀赖心辉，突然走了狗屎运，被北洋军阀吴佩孚相中，短暂就任四川省长。杨白鹿为省府秘书长。

杨白鹿，四川彭县人，清末贡生，平时少言寡语，唯视马昆山为知己。

马昆山袍哥出身，为人豪气仗义，随赖心辉发迹后，任赖部1师师长。

时值军阀混战，川局动荡不稳，赖心辉旋失省长位，在四川王刘湘打压下，被迫退守黔北。杨马二人失了靠山，因故脱离军政界，时常相约与饮。

一次酒后，杨白鹿拿出一檀木匣，神色凝重地置于桌上。匣内匿一手绘地图，已破败泛黄。

“三十年前，彭县来一破落官员，因生活窘迫，时常受我接济。一夕，他说要回原籍了，无以为报，便送我这个木匣，声称匣内藏图，乃其父得自家中老用人——用人祖上是个石匠，参与过张献忠锦江埋银。这个石匠知事后必遭杀人灭口，偷空画了一张埋银方位图……今转交马兄，希望有朝一日，将沉银挖出献给国家。”

马昆山受此重托，连夜找到范绍增。范马二人乃死党，原本为杨森部属。后一投刘湘，一投赖心辉。

范绍增投刘湘后，从重庆移防成都，就职国民革命军，任20军7师师长。望着“宝藏图”，范哈儿满心欢喜，承诺拿出两万银子，合伙挖掘宝藏。

二人合计，成立“锦江淘江公司”，名为疏通河道，实为暗中掘宝。

计有马昆山、熊玉璋、蔡玉彬、幸蜀锋、杨时呜、吴毅侯、刘升平、罗祖南等20余人，合伙入股投资。众股东皆达人，公司经理幸蜀锋、总工程师杨永思，竟然由政府任命。

1938年9月，岁值枯水期，锦江“浚河”动工。技工按图索骥，很快测出藏宝点：望江楼前，江心三角地带！

秋九月，岷水减衰，然仍汹汹。

劳工以导流之法，另辟引水渠，令江流改道，待亮出江心泥滩，再一边抽水，一边开挖，挖掘不数日，即掘出石牛石鼓各一！

股东们兴奋异常，张献忠宝藏之谜，似指日可揭！

杨永思闻讯，亲赴作业现场，背负“金属探测仪”，来回仔细探测。探测仪呜呜鸣叫，不绝于耳。现场一片沸腾，宝藏就在脚下！

然事非人愿，耗巨资掘宝者，只得三筐铜钱！传说中的宝藏，仍杳无踪迹。

有关此次掘宝，民间流传两种说法。

一说锦江掘银，确实挖出了巨宝。茶肆酒楼甚传，杨永思测定位置后，即报与范绍增。范哈儿随即下令，部队进驻现场，一公里内实施宵禁，并亲率心腹卫队，进入河道作业，用五辆卡车大灯照射，连夜将宝藏掘出，满满装了五卡车，悄悄外运匿藏。

一说锦江掘银，没有丝毫收获。张献忠巨额财宝，并未藏于成都。石牛石鼓现于锦江，实为古人避邪镇水之物。

这就怪了，“献贼”纵横数十年，所掠财宝去了哪里？

史载：张献忠兵败，欲撤离成都时，陆路已被清军封阻，只得从水路出川。

当大西国船队，浩浩荡荡顺江而下，来到彭山江口老虎滩时，遭南明参将杨展伏击，几乎全军覆灭。大量金银财宝，随之沉入江中。

关于此说，史籍记载明确。

时至今日，江口镇渔民，仍偶尔捞起银元宝。银制元宝上，多有成都府库字样。

2007年4月20日，“老虎滩引水工程”开工。

挖掘机作业时，挖出一捆银锭，共计10枚。银锭乌黑发亮，边沿虽有破损，但“崇祯16年8月，纹银50两”的字样仍清晰可见。包装物为青冈木，长80厘米，直径25厘米，由圆木掏空而成。两端用木塞严密封闭，外加有一道铁箍。

史又载：张献忠兵败成都，财宝多得船装不下，赶制了许多木夹槽，大量银锭置夹槽内，顺江漂流而下，欲于川楚三峡间，将之打捞上岸。

谁知尚未出川，张献忠先败于江口，旋即又遭豪格偷袭，殁于川北凤凰山。

那么江口岷水，有张献忠沉银吗？

史复载：大西军船过江口，遇明将杨展伏击，上千战船沉于江。因有史可考，彭山江口岷水，也发生过“淘银”的事。然所得金银，数量极少。

张献忠江口沉银，又去了哪里？

史籍记载明确，张献忠兵败江口，清军蜂拥而至。

“展与献贼，俱仓皇而遁……即取江中沉银。”

相信大部分沉银，已被清军打捞，充实了清廷国库。然船载之不下，又未带走的财宝呢？

依然是一个谜。

惜这个难解之“谜”，恐好事者凭空捏造。张献忠乃流贼，怎可留下大量财宝，而不随身带走呢？

木夹槽银，即是明证。

余近日偶读闲书，明人陆深著《知命录》，有如下描述：“入峡二十里，东西相对两岸上有石钟石鼓，形象宛然。”民间有谣如地铃者曰：“石钟对石鼓，金银有万五。若人识得破，买了兴元府。”贾胡过其下，疑有宝，凿之，今钟形有残阙焉。

兴元府为利州路治所（今汉中），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都隶属于四川管辖。陆深著《知命录》，为嘉靖13年（1534年），赴任四川左布政使时所作。较之张献忠败出成都（1646年），早了整整112年。

112年前，兴元府石钟石鼓谣，即知有张献忠宝藏否？非也。

陆深所录“石钟石鼓”谣，和蜀中“石牛石鼓”谣，二者难道没有关联？亦非矣！

笔者以为，后者应脱胎于前者。故蜀中“石牛石鼓”谣，必好事者所摆“玄龙门阵”，以增饭后茶余谈资，让人疑有张献忠宝藏。

（去冬今春，江口打捞出张献忠王印及诸多故物，亦十分正常。江口水面浩阔，水势汹汹，大西国上千战船沉没于此，遗珠在所难免，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二、张献忠屠蜀

旧时四川，张献忠屠蜀逸闻甚广，谓之“张献忠剿四川”。一个“剿”字，道尽了张献忠的残暴本性。

“修塔余一龙，拆塔张献忠。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妖运终川北，毒气播川东。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

“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个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

第一条民谚，暗示张献忠乱蜀，以及其最后归宿。

坊间传说，成都东门锦江上，原有一座石拱桥。桥畔有座回澜塔，建于前明万历年间，为布政使余一龙所建。

张献忠立大西国后，嫌塔有碍宫殿风水，便下令拆除。

工匠拆塔时，发现塔内有块碑，篆刻着如下文字：“修塔余一龙，拆塔张献忠。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妖运终川北，毒气播川东。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落款尤让人惊奇，居然写着“炎兴元年诸葛孔明记”。

张献忠兵败成都，逃到西充凤凰山，被肃亲王豪格射死。当真巧得很，在于肃亲王之“肃”字，自然“吹箫不用竹”了。

第二条民谚，言“张献忠屠蜀”事，蜀人至今犹言之凿凿。

谚语出自何人之口，已无从考证了。然此谚让人生疑，似有栽赃之嫌。翻阅清廷“史料”，及众多文人“记录”，无不把“屠蜀”之责，归罪于流贼张献忠。

英明如鲁迅先生，都曾批判张献忠：“专在‘为杀人而杀人’。”鲁迅这一观点，显然受制于《蜀碧》。《蜀碧》一书，记述献贼屠蜀甚详。先生深信不疑，故对流贼之凶残，痛恨不已。

“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

只不过到了后来，先生又改变了观点。

“后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现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

《蜀碧》作者彭遵泗，眉州丹棱人。乾隆二年（1736年）进士，官御林院编修，著述《蜀碧》时，相距张献忠去世，已达百年之久。

作者记事“多据传闻”，笔调尤难让人信服。

“剖尸见其（张献忠）心黑如墨。或传其心扁而无肝。”

“埋尸处，丛草如棘，误触之，辄成大痈。又常有黑虎守坟，嗜人。人皆远之。”

又说献贼称黄虎，守坟之黑虎，乃其灵魂所化。

以这种口吻叙事，《蜀碧》有多少可信度，不值得怀疑吗？

张献忠受思想局限，未能善待中小地主，也不待见知识分子，反而视之为敌人。故清军入川时，支持大西军的蜀人，实在少之又少。张献忠因之恼怒，而滥杀无辜，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

闯王推翻明廷，清兵接踵入关，很快占据大半个中国，知天下已属他人，张献忠因此自暴自弃，从而滥杀无辜，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然而四川一境，“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究竟谁之过呢？

1646年，即满人入关第三年。清廷即宣布，张献忠已经战死。

这是不争的事实，明清两朝皆如是记载。

清廷官方文献，同时又载：“破一百三十余营，平四川。”

事实却并非如此，清军攻陷渝城，已是1659年的事了。

清廷为何在13年前，就宣布平定了四川呢？

明眼人一看便知，清廷为掩藏屠蜀真相，故意玩的时间差把戏。

张献忠死后，长达13年时间里，清军在巴蜀境内，杀了多少四川人？既然13年前已平四川，当然一个人也没杀！

那么结论出来了，川人十室九空，与大清国何干？

果为正统天朝，玩得好愚民术！

但世人不该忘记，抗清时间最长，抵抗最烈，川人也。清军作为报复，实施彻底屠杀法，即不论“献贼”，还是平民百姓，一律斩杀殆尽。1649年，清军告示：“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天，满人原非善类！张献忠死后，川内抗清斗争，犹持续了35年。直到1681年，平定三藩后，满人才真正控制了四川。

这35年间，谁在和清军搏杀？既然川人还在抵抗，“献贼屠蜀”就是政治谎言。

抵抗长达35年，蜀人何其英勇，被清军“斩杀”了多少，张献忠哪里知道！

国人尚知“扬州十日”，也知“嘉定三屠”，却不知屠蜀者谁？

真是怪哉！

有人喜欢拿《烬余录》说事，认为该书作者的记述很公允。

“嗟嗟蜀民，至是殆尽矣……其死于献贼之屠戮者三；死于摇黄之掳掠者二；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又二；其一则死于病也。”

上述记叙看似有理，因未说献贼杀完了川人，所以“堪称公允”。

然作者把川人消亡之因，仅归咎于“献贼”、“摇黄”土匪、“自相残杀”、“饥而死”、“死于病”。真是怪了，如狼似虎的清军呢？这叫“公允”吗？

《烬余录》作者张烺，四川遂宁人。长子张鹏翮，时为康熙户部尚书。

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玄烨六十寿诞。

是月二十一日，张烺抵达京师。

“诣畅春园，恭请圣安，且叩祝万寿。奏事官以闻，顷之传旨：‘尔高年远来，闻尔在地方行善，特赐克食。’”

二十五日，康熙借六十诞辰之机，大摆“千叟宴”，在畅春园正门前，宴请各省来的八十岁以上老者。

“上复命传在外来朝八十以上老臣进殿，赐酒。余（张烺）年八十有七，齿长于众……甫跪，上顾而言曰：‘此张尚书之父也。’内侍奏曰：‘是。’上亲赐御酒一杯，余扶接叩首乃饮……遂饮毕，复叩首而退……余独蒙异数，赐石青团龙套一、宝蓝团龙缎袍一、凉帽一，又绿端卧蚕方瓶式砚一。”

张烺千里赴京，参加“圣诞”，不仅享誉京师，还领有重要“皇差”。看看康熙玄烨，如何向张鹏翮做的交待。

“明末时张献忠兵到四川，杀戮甚惨……尔父今年八十有七，以张献忠入川计，约已十七八岁，必有确然见闻之处。尔问明，缮折进呈。”

啥意思？康熙认定张烺乃献贼屠蜀亲历者。故指示张鹏翮“尔问明，缮折进呈”。进呈什么呢？还不明白吗，皇帝老倌命题作文：“张献忠兵到四川，杀戮甚惨。”

张烺父子领命，敢不写出献贼“杀戮甚惨”的故事吗？

总算作者有良心，未将屠蜀之责，全归罪于张献忠。张烺虽领皇命，终归怕后人诟骂，著《烬余录》时，委婉留有余地。

《烬余录》之“烬”，何意？

若特指明末清初蜀乱，则当依康熙旨意，紧紧围绕“烬”字而写。然通观一册《烬余录》，并非完全如此。张烺寿八十七，领命著《烬余录》，却只记录了五十个年头。

若以百分计：记录战乱9个年头，占18%。记录战乱逃难8个年头，占16%。记录受皇帝封赏及感恩8个年头，占16%。记录入仕1个年头，占2%。记录迁徙2个年头，占4%。记录出生、定婚、年龄和生子6个年头，占12%。记录家教类14个年头，占28%。有年头无记事2个年头，占4%。

《烬余录》所录内容，82%与“烬”字无关。可见作者虽受皇命，仍敷衍作文，所录战事，皆时闻而非亲历。即使是亲身经历之事，作者也多次“失忆”。

“崇祯十年……大父入正寝而逝，时十二月十八日也。府君以军兴旁午，不得归。”

《遂宁张氏族谱》载，张惠逝于崇祯五年（1632年）十二月十八日，并非卒于崇祯十年。稍涉历史者皆知，族谱家谱可信度，远高于官方正史。

张烺为何记错？

他无非想向康熙“证明”，所叙是“真的”，乃祖张惠亲身经历过；同时也向后人“说明”，所叙不是“真的”，我没有亲身经历过。

吴三桂叛清，时间为康熙十二年（1673年），作者竟放在“壬辰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在此年头的记述里，有张氏代遂宁全县民众，完纳1682至1684年三年钱粮事。

1682年，桂藩叛乱已平，蜀地早已“解放”。清康熙年间，因明季蜀乱故，对四川实行轻赋税政策，何来纳税一说？

以此推论，张氏所做善举，恐吴三桂霸蜀期间，所纳钱粮给了“伪政府”？

张氏所做善事，早传得沸沸扬扬。玄烨也曾言：“闻尔在地方行善，特赐克食。”张烺不得不录，又怎敢实录？只好列入蜀平之后了。

如此欺君之事，作者都敢移花接木，《烬余录》的采信度又会有多少呢？

观作者所记九年战事，无一亲身经历者，本有一次机会，也因“事”错过。

“贼帅孙可望……为曾英所败，遂沿涪而上，十月至遂宁。余时以事入城，因念老母在乡……因于是日潜出城，夜分始归家，母子相见如同再世。”

张烺入城干什么？

所谓“事”者，男丁入守遂宁城也。张烺偏又借故回家，失去一次亲历机会。

然而却又怪了，既为国家守城，作者为何不直言，而以“事”字隐之？

时值战乱之秋，张烺的思维方式尤值得推敲。

“余时以家法谨严，不敢擅出，故不得亲睹其攻守情形。”

不得亲睹攻守，哪知献兵屠城无？张烺如此记叙，是不愿说出真相？还是惮忌天威难测？

“余奉母匿林莽中……贼稍远则复返故室，独异贼所搜逻之处，皆余已迁之处。故处贼丛中，余未常见一贼。余母未尝受一惊也。”

这可能是事实，也可能是托词。后世诸君莫怪张烺，我要完成皇差，只能写献贼屠蜀了，但仅仅是耳闻，“余未常（尝）见一贼”。

原来如此！

然既使是这样，所叙诸多细节，也推敲不得。

“时闻贼众已出城，至北关外旌忠庙，始传令回兵屠城。城中居人无一存者，贼又掳其丁壮千余人，带至西洲坝尽杀之。”

孙可望攻下遂宁，为什么不痛痛快快屠城，而要带兵北出，来到旌忠庙后，才突然下令回兵屠城？

不为什么，贼兵恐无屠城之举。且看下文，既然“城中居人无一存者”，又何来“掳其丁壮千余人，带至西洲坝尽杀之”？

张烺著《烬余录》，最早记叙“献贼屠蜀”，言语间总是闪烁其词。作者乃前明故人，似不愿顺清帝意，将“屠蜀”之名强加于“献贼”。

故而笔者认为，张烺迫于政治压力，写出了《烬余录》。

著《烬余录》时，张烺因长子官居正部级，已得清廷七次封赏。

康熙九年（1670年），封徵仕郎、内宏院庶吉士。康熙十四年（1675年），封奉政大夫、刑部山西清吏司员外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诰封中宪大夫、山东兖州知府。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诰封中宪大夫、兵部督捕左理事官。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诰封资政大夫、兵部尚书左都御史。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诰封资政大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河道提督军务。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诰封光禄大夫、户部尚书加三级。

政治名誉和地位，已居社会高层，张烺领命皇差，哪能不有所顾忌？尤其针对清廷的不利言行，怎可轻易付诸笔端！

“四月，诏问流贼张献忠入川始末，命长子具疏奏闻……长子随以余语，缮疏上闻。”

也就是说，听了献贼“入川始末”，康熙不太满意。故命近臣张鹏翮，再“具疏奏闻”。张鹏翮善解圣意，经过妥“缮”处理后，以正规奏疏上奏。

故而“缮疏”上奏在前，《烬余录》成书在后。张烺所著《烬余录》，倘若不合上意，必遭株连九族。以后来张鹏翮隆誉天下论，《烬余录》所叙蜀乱事，就不值得“献贼屠蜀”派们，尊奉为开山鼻祖了。

张烺年近九旬，尚知天地良心，虽不道清军短长，却也留下诸多悬疑，不似后来的卑贱文人，张口闭口献贼屠蜀。

《烬余录》面世后，才有《蜀碧》、《蜀警录》、《蜀龟鉴》、《蜀破镜》、《荒书》……《烬余录》尚且如此，罔论他书了！

行文至此，特别要说一下《荒书》。

《荒书》何时成书，尚有争议。作者费密，四川新繁（今新都）人，自序为康熙八年春二月。然以史照做序论，则为康熙六十年。故而首次刊刻成书，应不会早于康熙六十年。

书中涉及明季蜀乱，有“民互相食”之语，竟被后世无聊文人，讹为“献贼嗜食人肉”。这下可不得了，自此始，但凡涉及献贼事，必被大肆渲染。

何也？

《荒书》撰于康熙八年，到康熙六十年首次刊刻，其间有何变故？

细想张烺所著《烬余录》，恐不太合圣意，《荒书》经过加工后，是否符合“出版”要求呢？

揣度满人心思，张献忠喜吃人肉的说法，必定甚合上意。

《荒书》之后，凡录述屠蜀的书籍，为妖魔化张献忠，必大书其“嗜食人肉”。

依前人所言，明廷最恨者，闯、献二贼也。

然观大明一朝，不论官方民间，笔者尚未发现有“献贼吃人”的记录。为何到了康熙六十年、张献忠死后七十五年，在满清的文献里，才出现“献贼嗜食人肉”的记载？

张献忠举义兵，一生转战数省。恕笔者孤陋寡闻，为何只有四川一境，有这个恶心的传说？

只怕是文字狱下，无狷介之士吧？

以至后世之人，不明事实真相，自然就信以为真——连人都吃的魔鬼张献忠，必屠蜀元凶也！

明末清初之乱，造成四川一境，“弥望千里，绝无人烟”。

清廷不得已，以免税政策相赏，欲迁湖广人氏入川。然此时的四川盆地，已似人间地狱，外省人岂有不知！

谁愿意入川？

满人再发雷霆之怒，强行捆绑湖广人士，千里解押入蜀。今日多数川人，尚呼大小便为“解手”，皆由当年入川，先人两手被绑，途中内急时，大呼解手所致。

可谓影响深远矣。

满清治国276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或被销毁，或被故意篡改。能存世者，唯利于天朝之“文献”。“历史”代代相传，“张献忠剿四川，杀得四川无人烟。”两百多年后，老百姓哪里明白真相，自然信以为真了。

历史不容篡改，也无法彻底伪饰。

清廷为圆其说，在四川各州县，立有张献忠“七杀碑”。碑文云：“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然考古工作者发现，所谓的“七杀碑”上，并无一个“杀”字。该碑实为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即：慈悲的上天，恩赐万物于人，人却无一物报答上天，所以需要反省。

偏有专家不服，坚持“七杀碑无杀字”为谬，更质疑圣谕碑系解放后伪造。甚至说原来有杀字的“七杀碑”，已被“毁尸灭迹”了。

质疑殊为可笑。

真有“七杀碑”又怎样，能说明是张献忠立的吗？为何不置疑乃清廷嫁祸所为！

“七杀碑”之真伪，实乃人们关注的焦点，有必要略作简述。

张献忠圣谕碑，国内现存两块。为何数量这么少？试想清廷“文字狱”之烈，哪容得丁点真迹存世？尤其不利于天朝之物！

两块石质圣谕碑，皆当年国统区内发现，时文献有载，并非解放后“出土”。

何来共产党伪造说？

专家又所谓铁证，乃“解放前人尽皆知的七杀碑”，即上述两碑之一——该碑解放前陈列于成都少城公园，后移至少城民众教育陈列馆，现仍有档案可查。

少城公园之碑，根本没有“杀”字，当时照片仍在。陈列说明上，文物名称是“献忠碑，世称之七杀碑”，附带三点说明，即年代、来历、疑点。

另一块圣谕碑，来历也明白无误。

加拿大牧师董笃宜，极喜汉文化，曾在陕西省城西安，见过《大秦景教中国流行碑》，印象十分深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听说四川广汉发现古蜀大型祭祀坑（今三星堆），便想在古老的广汉城周，找出类似景教碑的古碑碣。

1934年，董笃宜在广汉某墓地，发现了张献忠圣谕碑。当时《新汉周报》有载，文章作者为该报主编邓穆卿。

“碑通高六尺二寸，广三尺，上端书‘圣谕’二大字，以龙形云纹装饰。碑身刻文字两行，首行为‘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次行为‘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圣谕碑出土后，置广汉公园棂星门右侧，后移至左侧特建的碑亭内。碑文内容正是史料所载张献忠“六言圣谕”，也与《蜀碧》所载完全一致。不知清史专家们，为何独信《蜀碧》言献贼屠蜀事，而不信其言“六言圣谕”碑？

满人入关，唯恐天下生乱，文字狱之烈自不待言。高压之下，岂有直士？谁敢秉笔写史，谁又敢照实写时？

无聊文人感皇恩浩荡，将张献忠圣谕结尾处，改成七个血淋淋的“杀”字，以示献贼屠蜀之残暴，彰显天朝太平祥和。

不可否认，张献忠主蜀时，干过不少伤天害理之事，也杀过不少人，但不是屠蜀的主角。

真正屠蜀的元凶，应是入川的清军。

丁酉春二月于蛙鸣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