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博士约翰·H.华生的生活

除了两份福尔摩斯自己撰写的记录，他的朋友兼搭档约翰·H.华生才是唯一记录福尔摩斯历史的人。著名作家克里斯托弗·莫利将其1944年出版的注释本福尔摩斯故事选集的副标题命名为《友谊的研究》。的确，两人之间著名的关系是所有已出版故事中的连接线。“我不能没有我的包斯维尔，”福尔摩斯在一桩案件中大叫道，华生只在两桩已公布的案件缺席。就算在那些案件中，华生的文学技巧对福尔摩斯影响很大，就像他在记录一样，通过华生的研究，我们知道任何关于福尔摩斯的事情。按照罗纳德·诺克斯神父所说的：“任何针对歇洛克·福尔摩斯的研究必须首先研究华生医生。”

如同福尔摩斯一样，我们对约翰·H.华生的青年时期知之甚少。1878年，他获得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学者推算他出生于1851年或者1852年，比阿瑟·柯南·道尔大七到八岁。有些证据说明他的孩童时代是在澳大利亚度过的，在英国上了公学。华生的母亲显然在小约翰出生不久就去世了，不过他的父亲（H.华生）和他的兄长一直活到八十年代中期。年轻的时候，华生为布莱克希斯队打过橄榄球，他喜欢运动，他在圣巴塞洛缪医院实习之后，身体健壮也许是他从事军医职业的原因。不论他的动机是什么，华生医生到内特黎去进修军医的必修课程。培训完成之后，他被派往诺桑伯兰明火枪团充当军医助理。

在华生还没有赶到部队以前，第二次阿富汗战役就爆发了。1880年春，他被派往印度。到达孟买后，他听说自己的部队“已经穿过要隘，进入了敌人的腹地”。在坎大哈（现在因其是塔利班从前的据点而闻名）——当年7月被英军占领——他加入了自己的团。他在团里的任务很简单；很快他被调到伯克郡旅（第66步兵旅）并加入战斗——即迈旺德战斗，在那场战斗中伯克郡旅因其英勇抵抗而获得荣誉。在看到同伴“被撕成碎片”之后，华生左肩被一颗捷则尔枪弹击伤，打碎了肩骨，擦伤了锁骨下面的动脉。他的勤务兵默里显示出了忠诚和勇猛，把他扔到一匹驮马的背上，安全地带回英国阵地来，使得华生免于落入“凶残的嘎吉人”之手。

华生在白沙瓦的后方医院逐渐康复，可又不幸的染上几乎致命的伤寒病。病愈之后，他退伍回到英国，那是1880年末或者1881年初。他在英国无亲无友，住在斯特兰德街上一家旅馆里，依靠11先令6便士一天的伤员抚恤金勉强度日。他以前的一位助手小斯坦弗把他介绍给一位在寻找同住房客的朋友，华生的生活就此改变：

“这位是华生医生，这位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您好，”福尔摩斯热情地说，“我看得出来，您到过阿富汗。”

我吃惊地问道：“您怎么知道的？”

华生和歇洛克·福尔摩斯同住一室，1881年3月他随同伴调查了一桩案件。案子结束的时候，华生向福尔摩斯说了一句事关重大的话：“真是妙极了！……应该让大家都知道你的这些本领。你应当发表一篇关于这个案件的报告。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来替你写。”

“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医生，”他回答说。

华生确实这样做了，尽管直到1887年他才安排出版“陆军军医部医学博士约翰·H.华生回忆录”，很明显得到了阿瑟·柯南·道尔的帮助，书的名字是《血字的研究》。

华生拿起笔从事创作的冲动来源何处呢？在华生自己的记录中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他受到过任何文学培训或者有文艺爱好。但是，家族中另一分支产生过绘画名家，著名苏格兰画家约翰·华生——即约翰·华生·戈登还有他的兄弟乔治·华生都是有名的肖像画家。亨利·瑞博恩爵士于1823年去世之后，约翰·华生继承了他大部分的客户；那时期在爱丁堡有四位名叫华生的画家，他们都是肖像画家，1826年他用了戈登作为姓氏，名声大振。华生·戈登未婚也无子女。他的名望在1850年达到顶峰，那正是年轻的约翰·H.华生出生前不久，因此可能约翰·H.华生的父母将其按华生·戈登命名，这是一种致敬，让年轻的约翰有个目标。

如果约翰·H.华生具有苏格兰血统，那他就不可能不去参观爱丁堡那些保存着这位名家绘画的公共建筑和博物馆。实际上，他也许在华生·戈登的画室驻足过，汲取爱丁堡的艺术养分。他也许在那时遇见了年轻的阿瑟·柯南·道尔，因为柯南·道尔家也是有名的绘画世家。他也许和家人去过伦敦，在画廊看过华生·戈登的作品。华生对于艺术的迷恋在福尔摩斯案件记录中也表露无遗。华生的第一本书《血字的研究》，福尔摩斯就评价说十足的“艺术腔”。在《铜山毛榉案》中，福尔摩斯对比他和华生的观点说：“你见到这些星星点点散布于树丛间的房子，会为景色的秀丽而感叹。但我看到它们时，唯一的想法是这些房子互相隔离，很可能发生犯罪行为而不被人察觉，因此凶手就可以逍遥法外。”在《驼背人》中，福尔摩斯提到华生的小说称之为“你的作品”。

不论华生的天分和兴趣的源头是什么，他坚持不懈地努力着。《血字的研究》也许只给他带来些许金钱上的酬劳；更重要的是给他带来继续创作另一篇福尔摩斯出色案件的动力，对于华生来说这更有纪念意义，因为他第一次遇见未来的妻子玛丽·摩斯坦，这就是《四签名》。玛丽·摩斯坦作为福尔摩斯的委托人进入华生的生活，华生立刻被她的魅力吸引了：“虽然我见过许多国家和三个大洲的女人，”华生这样描述第一眼见到她的感觉，“还从来没有见过一副这样优雅和聪慧的面容。”当阿格拉财宝被找到，玛丽·摩斯坦成为英国最富有的女人，华生绝望了，他们之间有了他所不能跨越的鸿沟。但是财宝沉到泰晤士河底，华生高兴的向她求婚。几个月后他们结婚了。

华生自然搬出了贝克街公寓，福尔摩斯独自生活。不过梅丽对华生和福尔摩斯之间的关系给予了最大限度的支持，因此他们的友谊和合作关系没有中断。当梅丽离开市区的时候，华生就回到寓所陪伴福尔摩斯，并记录下福尔摩斯侦办的案件。很显然华生保存了许多发生在1881年到1891年间的案件记录，但是奇怪的是这时期只公开了两桩案件。表面上看，福尔摩斯对公众喜欢华生的作品并不乐意，这是可以理解的，福尔摩斯也许觉得越来越多的作品面世会阻碍他抓捕罪犯。福尔摩斯也许关心的是华生如何隐去真实的人物和事件，因为公布“患者”的实情会违背福尔摩斯“医生”的道德准则。无论如何，华生终止了发表。

1891年，两桩事件让华生不能沉默。第一，1891年5月某份报纸报道了福尔摩斯去世的消息。第二，华生所钟爱的玛丽生命垂危，可能是肺结核。或许是出于福尔摩斯去世的伤悲，抑或是出于继续创作的动力，华生写下第一个短篇系列，记录和福尔摩斯的冒险故事。第一篇《波希米亚丑闻》发表在《海滨杂志》上，引起很大回响。很快他又写了七篇福尔摩斯短篇。玛丽于1892年去世，两次打击甚大，不过创作给华生带来一些安慰。1893年华生继续发表了十篇福尔摩斯故事，确立了自己的作家地位。

接着，1893年12月，一连串写给媒体的信件让他愤愤不已，那是已故的莫里亚蒂教授的兄长詹姆斯·莫里亚蒂上校写的，满是攻击福尔摩斯的言辞，华生下定决心披露那桩事件。他写道：

从“血字的研究”我们初次合作的那个时期开始，一直到他介入“海军协定”一案——毫无疑问，他的介入阻止了一场严重的国际争端。我本来打算就此停笔，绝口不提那件让我一生都感到空虚怅惘的案件。

接下来是关于歇洛克·福尔摩斯之死的痛苦回忆，华生赞美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人，最聪明的人”。

1894年的一桩事件让华生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昏倒：歇洛克·福尔摩斯归来了。受到福尔摩斯残忍的欺骗，华生为自己的好友悲伤了三年之久，如今可以为他的“重生”而拥抱。没有任何自私的想法（因为华生有好些1891年之前的案子可写），华生卖掉了自己的诊所回到贝克街和福尔摩斯同住。接着开始了另外一个“大空白”——华生的作家事业临时停止了。在福尔摩斯继续嘲笑华生的作品时（参见福尔摩斯在《格兰其庄园》以及《威斯特亚寓所》中的评价，都是1891年后的案件），他显然是禁止华生再发表案件了。直到1901年福尔摩斯才有所松动，允许华生发表《巴斯克维尔的猎犬》第一部分，这是一桩惊险的案件，发生在1891年福尔摩斯消失以前。这桩案子不平凡，因为发表的时候福尔摩斯还在伦敦从业。

显然，1894年之后，福尔摩斯并不隐瞒他回来从业。拜访贝克街221号乙的委托人络绎不绝，福尔摩斯的事业蒸蒸日上。那么，为什么福尔摩斯下达钳口令，直到1903年退休之后才有所松动？有部分原因是福尔摩斯的自负。“你看待一切事情总是从故事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科学破案的角度出发，”福尔摩斯评价说，“这致命的习惯破坏了这些本该是具有启发性甚至是经典的案例。你将侦破的技巧和细节一笔带过，却尽情地描写动人心弦的情节，这些情节只能使读者感到一时的激动，却无法使他们受到教育。”也许福尔摩斯希望为自己的《推理完全艺术》保留案件素材，书中他能以自己所希望的方式表述案件。另外，福尔摩斯也许非常关心委托人的隐私。例如，就算是在耸人听闻的案件中隐去了真实姓名和地点，就算福尔摩斯努力让案件不为人所知，读到《博斯科姆比溪谷秘案》的人还是会惊讶于华生的纯真（或者浓重的商业主义），华生写道：“那个儿子和那个女儿终于共同过着幸福的生活，他们根本不知道，在过去的岁月里，他们的上空曾经出现过不祥的乌云。”华生或许向公众隐瞒了客户的名字和地点，他觉得这样就不能从中猜测出什么，这样就能驱散他们“不祥的乌云”？

福尔摩斯肯定说服了华生，因为他不再发表案件，直到福尔摩斯退休。1902年，华生再婚。他从未透露妻子的姓名。这对夫妻搬到安妮女王街的寓所，在那里华生继续行医。但幸运的是，尽管在1902年12月他说自己还忙于行医，但是他并不是很忙。也许是受到新的华生夫人的鼓舞，也许福尔摩斯退休了也就无关紧要了，1903年他又开始写作，显然还获得了福尔摩斯的允许，华生得以向公众表达福尔摩斯归来的得意。福尔摩斯残忍地对待了他，华生也许想找到复仇的机会，尽管福尔摩斯在《空屋》中没有说什么尖酸的话，但是他的到来如此冷漠，丝毫没有考虑到他的消失所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

1904年到1913年间华生发表了十五篇小说，1914年，他迎来了似乎已经等待许久的呼唤：福尔摩斯要他协助侦破案件。在捕获德国间谍头子冯·鲍克的行动中，华生相对福尔摩斯来说只是个小角色，但是这两位老友又有了机会亲切地聊天，回忆过去的时光。“好啊，老华生！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还是老样子。”福尔摩斯说道。华生继续写作、出版，创作了福尔摩斯调查发生在苏塞克斯的谋杀案的长篇故事（《恐怖谷》，1915，可能发生在1888年），短篇创作持续到1927年，都是1904年以前的案子。奇怪的是，他把最后一批短篇小说结集为《新探案》（1927），阿瑟·柯南·道尔作序，而不是他自己（就好像1915年出版的短篇集《最后致意》）。

华生去世的时间不得而知，那些幻想福尔摩斯永生的人也设想华生仍然健在。但是，没有了福尔摩斯的帮助，这位“老军人”——他在1891年这样称呼自己——在好友兼合作者阿瑟·柯南·道尔故去不久之后也肯定也与世长辞。“一个庸人看不到别人比自己高明在哪里，可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却能马上辨别出别人的过人之处。”华生在《恐怖谷》中这样写麦克唐纳探长，也许这就是说他自己。没有了天才的约翰·H.华生，福尔摩斯也许只能默默无闻。